要生產啤酒,首先當然得有酒廠。但在台灣,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民間釀酒廠的存在,這當然與二戰後「菸酒公賣局」及專賣制度息息相關,而你或許可以先從范雅鈞的研究中認識一下公賣局在二戰後從總督府專賣局所接收來的11家酒廠,以及為了社會需求或政治考量所成立的3家新酒廠(范雅鈞,2014:175~207)。在這些酒廠中,建國啤酒廠的前身是高砂麥酒,而台中烏日啤酒廠則是戰後興建的。看看烏日酒廠的興建過程,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蓋一座酒廠需要考慮哪些面向,包括自然條件、土地面積、交通建設,甚至污水排放,都得納入考慮。
在讀這些酒廠歷史中,你或許注意到許多酒廠在戰後開始「棄清酒,釀紹興」。雖然在李錦楓在文章中輕描淡寫地把紹興酒增產與經濟成長連在一起(李錦楓,1996:184),但紹興酒畢竟是江浙地區的糯米酒,台灣社會在此之前並沒有喝紹興的習慣,這不免讓人好奇紹興酒是怎麼在台灣落地生根的(你或許也會想到金門高粱)。同理,台灣人在日治時期以前也沒有喝啤酒的文化(自然環境不適合釀造,沒有本地啤酒廠,就算進口啤酒也缺乏冷藏設備),那啤酒是怎麼出現在台灣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