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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元豪 知識介入與移民工運動的推進二
- 1.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四期｜ 2009年6月｜頁383-405 知識介入與移民 工運動的推進（二） 廖元豪* 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 and the Making of Im/ migrant Movement II by Bruce Yuan-Hao LIAO * 服務單位：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通訊地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E-mail: yliao@nccu.edu.tw
- 4. 386 台灣社會研究刊 第七十四期 2009年6月 「自由地區人民」，連擔任基層公務人員—包括小學書記、工友、2清潔 隊員……—的資格都沒有。 為什麼可以行使投票權的人，不能擔任基層公務員？為什麼有了 身分證，卻還因自己的出身而有差別待遇？不是說，取得身分證之後 就是台灣人了嗎？還是說，「台灣人」也有分等級？ 在民國八十年謝紅梅剛剛通過考試，到文官培訓所受訓時，自我 介紹來自南京。當場獲得滿堂驚訝的鼓掌讚賞。孰料過了一年，這個 社會對如此「努力要做台灣人」而且成果斐然的「自由地區人民」，竟是 如此回報？她的挫折不是來自「要求離職」本身，而是在「離職命令」的 「原因」—因為她的出身，使得她必須再等六年，才能躋身「完整的台 灣人」。她個人的努力、成就，都無法掩蓋她的「出身背景」。 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台灣？ （二）故事的續篇—勇敢爭取權利 大多數的人，權利受到侵害，尤其是來自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的侵 害時，選擇的恐怕都是忍受與退讓。這種退縮的個性雖然不大符合積 極主動的現代公民性格（citizenship, civic virtue），但卻往往出現在妳我 身上。因為爭取權利的過程，總是那麼辛苦，那樣漫長，而最終勝利 的機率又是那樣渺茫。 可是謝紅梅秉持同樣的樂觀。她不放棄，她的丈夫也支持她爭下 去。但，法律明文規定的東西要怎麼爭？她選擇民主法治國家最標準 的權利爭取途徑—打官司！ 先是提起訴願，在法律明文規定的情形下，訴願當然被駁回。然 後呢？在一個「法治國家」，要怎樣挑戰「法律」呢？ 2 黃國樑，〈大陸配偶任公職，人事局大清查〉，聯合晚報（2002.6.28）。
- 10. 392 台灣社會研究刊 第七十四期 2009年6月 私領域有偏見，但公部門應該實現自由平等的公共價值。而當公部 門中的行政人員與立法機關也參與歧視時，被歧視的痛苦會加重。美 國最高法院在1954年宣告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8判決意見書中，曾經提及： 在公立學校隔離白人與有色人種學童，會對有色人種學童造成傷 害。當隔離來自法律授權時，其傷害衝擊會更大；因為種族隔離 的政策通常被認為是承認黑人族群的低劣。（Segregation of white and colored children in public schools has a detrimental effect upon the colored children. The impact is greater when it has the sanction of the law; for the policy of separating the races is usually interpreted as denoting the inferiority of the negro group.）9（黑體為作者所加） 謝紅梅與其他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女性，就在這種「法律授權之 歧視」下承受傷害多年。然而，他們還有一線希望：大法官（或許）站 在我們這邊，民眾、官員、法律的歧視，最後都有大法官秉持憲法精 神來駁斥他們！ 結果完全相反！大法官以憲法守護者之尊，為歧視的法律背書。 而且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之中的論理，更是完全貶抑、排拒這群「自 由地區人民」到極點。我似乎看到，那些充斥排外種族主義的官員， 得意地說：「看，大法官支持我們！」的嘴臉。以後所有歧視歸化公 民（naturalized citizens）之措施，當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推出，再也不用 顧忌。而那些歧視各地新移民的社會民眾，也可更理直氣壯地繼續歧 視。 新移民在體制內最後一線希望，也破滅了。大法官說，兩岸條例 8 347 U.S. 483 (1954). 9 Id. at 494.
- 11. 393知識介入與移民 工運動的推進（二） 可以把這些「公民」當「外人」看待—完全衝突的兩個概念，卻可以劃上 等號！美國最高法院在南北戰爭前的Dred Scott v. Sanford10 曾經判決「黑 奴只是奴隸主之財產」「黑人不能成為美國公民」。我不曉得來自中國 的新移民女性，看到釋字六一八號解釋「你們就算設籍，仍然與其他 自由地區人民不同」的論述，會不會與美國非裔（African-Americans）在 一百五十年前讀到Dred Scott有相同的心境？！ （四）後續的反思—司法只是運動的「一環」 這次的經驗讓我更清楚感受到：法律的「論述」或「修辭」本身改變 不了社會！11 當大法官與小法官們的基本心態（mindset）都還充斥著歧 視、排拒、鄙夷的時候，美麗的人權修辭根本無法適用在弱勢群體身 上。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可以跟「奴隸制度」並存無礙，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司法訴訟的社運途徑，如果能有任何戰果，絕不是來自「法律」或 「司法」本身。它依然來自社會力量的累積，以及多重戰鬥途徑的相互 掩進。民權運動者Eric Mann曾從自身經驗，談論「以法律做為改變社 會之鬥爭戰略」（Law as a Tactic in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Change）。12 尤其 是如何運用創意來援用法律，打贏許多不可能的戰役。但Mann的立場 很清楚：法律是建立「跨種族工人階級運動」的策略之一環。法律不是 高高在上或是中立客觀的基準，相反地，它是服務社運奮鬥目標的工 具。13 Mann進一步指出，在美國的政治與法律趨向保守反動的時代，更 10 60 (19 How.) 393 (1856). 11 Reva B. Siegel, Text in Contest—Gender and the Constitution from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150 U. Pa. L. Rev. 297 (2001) 12 See Eric Mann, Radical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s, 32 Loy. L.A. L. Rev. 761, 764-66 (1999). 13 See id. at 766.
- 12. 394 台灣社會研究刊 第七十四期 2009年6月 需要新一代的法律知識份子以追求社會改革為己任，而非僅追求個人 的職業目標。14 他在面對法學院教授們的所做的演講中就質疑：我怎能 鼓勵年輕人走入一個如此侵害弱者權利的專業領域？不，身為律師或 法律教授絕不一定要變成法律現狀的辯護者。歷史留名的許多律師， 都與最弱勢族群站在一起。所以，律師與學者應該走入社會運動，並 把自己當作政治學者或政治組織者。15 其他論述法律策略與社會運動的文獻不勝枚舉，充分顯示出社 運、法律學術與法律實務三者的緊密結合。政治學者Charles R. Epp就 指出：一般人論及法律，往往只關切法院最後的判決，並將法院視作 獨立而不受社會影響的組織。殊不知一個經典判決，尤其是民權運動 判決的作成，其實不知累積了多少運動資源與歷史。沒有多年的民權 運動、社會運動與其他政治因素相配合，法院不可能憑空想像並採行 一套新論述！16 即已最著名的Brown案而言，NAACP在Brown案的獲 勝前，已經累積多年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經驗，並且與各種運動力量 連結。17 尤有甚者，Brown判決本身，在南方強烈的反彈下，根本無法 靠法院自己充分執行。是黑人激烈的民權抗爭，才逐漸使聯邦政府、 媒體，以及北方的民眾支持解除隔離。18 美國反歧視法的制定與執行， 在今天能有小小成就，確是法律與社運攜手並進造成的結果。19 14 See id. at 768. 15 See id. at 768-69. 16 See Charles R. Epp, The Rights Revolution: Lawyers, Activists, and Supreme Cour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8). 17 See Mark V. Tushnet, The NAACP’s Legal Strategy against Segregated Eduction 1925-1950 (2004). 18 See Charles J. Ogletree, Jr., All Deliberate Speed: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2004); Gerald N. Rosenberg, The 1964 Civil Rights Act: The Crucial Rol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Enac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ti-Discrimination Law, 49 St. Louis U. L.J. 1147 (2005). 19 See Christopher Coleman et al.,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Change Litigation: Synergy in the Montgomery Bus Protest, 30 Law & Soc. Inquiry 663 (2005); Michael McCann, Rights at Work:
- 13. 395知識介入與移民 工運動的推進（二） 台灣目前的法律教育與律師環境完全缺乏這種「挑戰式」與「社會 性」的思維。神聖而抽象的法律論述，被用來掩蓋主流權力建構法律論 述的現實。所以弱勢團體打輸官司，不僅是敗訴，還形同遭到羞辱— 我們沒有壓迫你們，因為你們本來就沒有「權利」！ 有鑑於此，要想讓法律、司法發揮社運作用，除了一些法律制度 的修正外，20 還必須要：（1）改變思維；（2）強化組織！ 在改變思維方面，學者兼民權運動者Mari Matsuda曾以「雙元策 略」（duality）對意圖改變社會的法律人提出建議。所謂的雙元策略，是 一種遊走於「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法律思維。一方面，我們應該要知 道法律在歷史上、現實上，往往被用來鞏固現狀，壓迫弱勢群體。法 律如同現實主義者所云，是宰制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與後現代的虛 無主義者不同的是：我們仍會以法律做為必要的戰鬥工具，把法律變 成解構與挑戰現狀的武器。有時，法律人會站在法庭外，高聲批判「司 法已死」；但有時卻要走進法庭，嚴肅地表示「這是公正的法律，法院 是為了實現正義而存在！」21 運 用 雙 元 策 略 的 前 題 條 件， 是「多 重 自 覺」（multiple consciousness）。亦即，妳必須能夠學習隨時站在不同角度去看待法 律，而且明確地知道站在什麼角度，會有什麼不同的結論與評價。而 這往往是弱勢族群在面對主流法律教義時，訓練出來的思維模式。22 但 Matsuda指出，其實「游移於不同的自覺或思維」，本來就是律師或法學 院教育的重要特質。所以似乎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但雙元策略需要 的不只是「游移」，而是要「選擇立場」：追求正義。亦即，要找尋一個 Pay Equity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Legal Mobilization (1994). 20 廖元豪，〈誰的法律？誰的人權？建構「弱勢人權」芻議〉，《律師雜誌》，321期， pp.10-30（2006）。 21 See Mari J. Matsuda, When the First Quail Calls: Multiple Consciousness as Jurisprudential Method, 14 Women’s Rts. L. Rep. 297, 298 (1992). 22 See id. at 297-98.
- 14. 396 台灣社會研究刊 第七十四期 2009年6月 「將法律朝向正義方向推動」的意識與立場。她說：「我期待律師們能達 成的多重自覺並不只是『看見所有觀點』的能力，而是有意地選擇『從 受壓迫者的觀點看世界』」23。 要做到這一點，絕非搞抽象思維或理論正義能夠達到。相反地， 我們必須接觸真實世界，關切受壓迫者的生活細節與需求。24 我們無須 高談闊論正義理論，而只要追問任何理論家：「你的理論對我們的兄弟 姊妹有什麼幫助？」「不是渺茫的未來，是今天他能不能吃飽？」受壓 迫者的細節處境，才是一切法律論述與策略的出發點。法律不是建立 在客觀中立之上，而應正視壓迫宰制的現實。律師與法學者，都應該 致力並刻意發展「反意識型態」（Counter-Ideology），將反壓迫當作最重 要的法律策略（Antisubordination Strategies in Law）。25 在組織方面，像我們在釋字六一八號解釋一役這種單打獨鬥的 方式，本來就難以期待。要轉換主流的壓迫傾向，也當然包括改變大 法官 法官 檢察官 執法者的心態！這需要前仆後繼的努力—一個 案子打輸了，還有千千萬萬個案子在後面排隊。每個重大民權案件， 在剛開始都被視為離經叛道。但經過社會氣氛的改變、互有勝負的訴 訟、不斷摸索的策略，才可能逐漸接近成功。有心改變社會的法律 人，需要如Earthjustice或ACLU那樣以公益訴訟為中心的律師組織，也 需要致力於轉化輿論與政治氣氛，更需要與社運團體互動與合作。英 雄主義與司法 法律中心是注定無效的。 23 Id. at 299. 24 Id. 25 See Mari J. Matsuda, Voices of America: Accent, Antidiscrimination Law, and a Jurisprudence for the Last Reconstruction, 100 Yale L.J. 1329, 1398-1401 (1991).
- 15. 397知識介入與移民 工運動的推進（二） 二、組織合作的修法歷程—推動修改「入出國及移民法」 2007年11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入出國及移民法」的修正 案。它不僅可以造福台灣現有以及將來的外來移民與移住者，更重要 的是：在台灣的民主人權發展史，還有全球的移民運動，這部法律的 修正都會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作為一個全程參與，並且一字一句撰 寫並捍衛每個條文的學者，回想起來真是笑中帶淚，感觸良多。 移民法修正之所以值得一書，原因有二：第一點是它相對進步的 「內容」—「人權」的概念終於被寫入我國的移民法制，移民法不再是純 粹的移民管理（查察控制驅逐）法，也同時是移民權利保障法！「人權」 與「移民政策」不再是完全脫勾的兩個概念。 更深遠的影響則是第二點：它代表台灣移民 移住人權運動的 重大進展，體現出移民 移住者的主體性。因為這個「新法」的許多 內容，是國內許多移民、移工、人權、婦運團體，還有許多新移民姊 妹，加上幾位進步學者共同推動而成的。它顯示了移民不再只能等待 台灣社會主流勢力與政府的「施捨」、「照顧」，而能以組織、合作、戰 鬥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標，保障本身的權利地位。從「被照護者」到 「權利主體」這樣的過程，更值得我們關切並喝采。 而這兩點（「內容進步性」與「移民主體性」）又是相互牽連的。因為 這些相對進步的「內容」，原本是主管機關甚至台灣主流社會完全沒有 想到的。說得更坦白一些，主流勢力充斥本土種族主義（nativism），因 此根本就極度排斥這些內容，並全力阻擋。然而，正是由於相關社運 團體還有新移民本身迄而不捨的努力，才部分打破了鐵板一塊的排外 自私傾向，有著今天一點點成果。 （一）相對進步的法案內容 在本次修正以前，台灣整體的移民政策、移民決策單位，還有相
- 16. 398 台灣社會研究刊 第七十四期 2009年6月 關法制，其實都是站在「管理」的思維。「入出國及移民法」以及「台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岸關係條例」）以及相關法律與子 法，唯一之目標就是「國境管理」。移入者被視為潛在犯罪者與資源掠 奪者，沒有「權利主體」的地位。 雖然政府官員經常宣稱台灣對新移民的「照顧」、「輔導」有多麼 好。然而，這些照顧輔導措施也不過是「施恩」而已，根本沒有把移民 當成有權參與決策、提出主張、辯護權利的主體。 行政院在2004年提出大幅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的草案，但「行 政院版」的重心只是要讓新成立的移民署，有著（與從前一樣的）警察 權；同時擴充移民執法人員的查察權限。也就是說，移民移住者的「犯 罪嫌疑人」地位，反而更加惡化。 但這次的修正條文則大幅灌入了移民人權的色彩。移民 移住人 權修法聯盟（移盟）的新聞稿26，就列出了「八大突破進展」及「七大未 竟之志」。這「八大」分別是： 1.防家暴條款（與離婚後仍可能例外准許居留）。 2.家庭團聚權（婚姻移民入境不受配額與財力之限制）。 3.反歧視條款（國籍種族膚色出生地之歧視，將受罰鍰）。 4.驅逐出境的正當程序（審查會＋陳述意見）。 5.禁止婚姻媒合商業化與物化女性的廣告。 6.合法居留之外國人參與集會遊行請願不再遭受威脅。 7.移工與雇主訴訟期間可延長居留。 8.保護人口販運被害人。 這些「突破」其實還遠遠達不到移盟的要求，跟移盟原本提出的 「民間版」草案相較，甚至可說相當落伍。但與舊有純以「國境管制」為 基礎的移民法相較，已經進步太多了！從某個角度看，我們甚至可說 26 見移盟部落格連結：http://tw.myblog.yahoo.com/migrants2006/article?mid=161&prev=- 1&next=97&sc=1#yartc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