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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權報告參考題目與參考資料
- 1. 分組計畫： 提供學生針對本課程對話的空間，把同學分成三組，進行前兩週課程 討論與心得整理。預計 10/1 或 10/8 進行討論，以吳老師安排為主。窕 論題目如下，還有助教也上網先抓些資料(如下 2-24 頁)，給同學參考。 相關資料已經篩檢過，希望對同學在報告上有所助益。 討論題目： 1. 當前全球化對台灣世代來發展還是困境? 2. 未來全球化及全球在地化的速度是加快還是減慢? 3. 全球化論述當中各派的說法哪一派比較有道理? 4. 造成過去我國性別不平等情況的主要原因為何? 5. 在一些法規當中，如選舉當中規定婦女保障名額是否為不平等? 6. 形式上的平等與實質上的平等具體界線為何? 7. 對於在性別平權問題上採取「合理差別待遇」作法的意見? 1
- 4. 障礙大大降低。特別是從關貿總協定演化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 提升自由貿易 ◎商品：較少或消除關稅；建立自由貿易區來降低關稅 ◎資金：減少或消除資金控制(資金控制會影響貿易發展) ◎減少、消除對當地產業的津貼補助金(達到公平貿易) 知識產權保護 在國家間對知識產權法律進行協調（通常來說，是添加更多限制） 跨國界承認知識產權限制（例如，在中國獲得的專利權可以在美國獲 得承認） 也有很多反全球化運動人士認為這些是有害的。 質疑中的全球化 對關於全球化是一個現實存在的現象還是只是一個說法還存在學術上 的討論。雖然這個詞已經被廣泛使用，但是一些學者爭論到這個現象 在其它的歷史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 信我們是處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現象，例如國際貿易的增長和跨國公司 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它們開始被建立的時候並不是制定了的。 因此有很多學者更喜歡使用「國際化」而不是「全球化 。 」 簡單的說， 它 們兩者的區別在於國家的角色在國際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說，全球化 程度比國際化要深。所以，這些學者認為國家的邊界還遠沒有達到要 4
- 5. 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還沒有開始，也可能不會開始—— 從歷史上考慮，國際化從來沒有變成全球化。著名的依賴理論提出者 Smir Amin 提出，「全球化是一個反動的烏托邦」，並且對全球化給拉 美和亞洲國家帶來的負面意義進行了精闢地分析。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現代的弔詭 中央日報 周桂田 淡江大學未來研究組助理教授 何謂全球化？ 全球化發生了嗎？它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意涵如何可能？全球化所指 涉的主流論述和視野為何？相對的，為什麼在西雅圖ＷＴＯ的大會上 會有左派大規模的反全球化示威，而其所對立和凸顯的問題和議題為 何？並且，這些爭論的視域對台灣社會有何影響？或者就台灣主體性 5
- 7. 展跨越、穿越民族國家主權與管制能力的行為，如跨國企業、國際組織、 全球網絡化的非營利組織(NPO/NGO)（如 Greenpeace）等。因此， 全球化強調超越國家、跨全世界性的組織活動，它穿透、踰越了國家間 的界限，並且形成動態的連線，按照此說法，全球化的範疇相當廣泛。 值得探究的是，全球化既然是指涉全球性行動之動態連線，我們不 禁要繼續追問，依此邏輯，全球化行動絕不再僅僅是普遍化、依單一 類型發展的命題，它牽涉到的則是多采多姿、異質多元之世界各地社 會內涵，因此，R. Robertson 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 念正引發這個面向的解釋與想像。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全球化是「經」， 全球在地化是「緯」，前者是橫向的動態連線，而後者是扣緊在地特色 之動態縱深，二者相生而存，但也相剋對立而激發出新的發展。 全球化代表的是國家遂行決策的中央政府機制失去了壟斷的權力， •在以全球做為一體化的趨勢裏，贏家往往不是面目模糊的全球化均質 現象，反而是能夠掌握自身獨特定位，發展出自我風格的「在地化」 （localization）。在地化是相對於全球化而來，是對全球化理論與文 化宰制的挑戰。 •全球化可能摧毀本土在地特有的行為與空間情境，帶來資本主義無情 7
- 8. 肆虐，這是一種沒有咀嚼、消化、與吸收的泛濫空洞速成主義。 •許多受到全球化影響的在地工作者就會對所處情境進行省思，會從全 球化「抽象的」、 「無助的」 「理論的」 與 思考，轉化為重視「實體的」、 「自 主的」與「具象的」在地奮鬥，如此就會產生「在地化」的強調。 這種「全球化」與「在地化」對應出現，即形成了「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的現象。 • 「全球在地化」是認為「在地」必須接受「全球化」的考驗；也就是一方面 強調自己無可取代的特色作為利基，另方面則不迴避國際市場的規範 與運作。 全球化的由來 現在社會學家對全球化的由來眾說紛紜。其中禾達斯 (Malcolm Waters) 列舉下列三個說法： a. 自歷史發軔以來，全球化一直在進行當中，從那個時候起，全球化 就已增強其影響力，但最近一直加速進行； b. 全球化與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同時，而最近呈加速發展； 8
- 9. c. 全球化是一個與後工業化、後現代化或者資本主義解組等社會過程 有關的晚近現象。 (徐偉傑 2000 頁 6) 本人傾向認同觀點(b)，但無論如何，顯然地全球化現象在這百多年間 已急速發展，其影響無遠弗界。 全球化的主要影響 大多數支持全球化的人認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地上會出現一個單一 的社會或文化，而這是一個和諧的結合體。但另一方面，有人認為結 果的過程不是這樣和諧，擔心這使少數人的文化難以保存，因而最終 消失。 分析全球化的影響，可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方面來看。 a. 在政治方面： 由於國際問題如環保、國際罪行以致近來的恐怖主義叢生，單靠一國 之力已難以對付，國際間的合作因而更頻繁。從一角度來看，全球化 加強了國際間的合作，對處理上述問題自然更有效。但另一方面，國 家在其領域內的主導能力則受到別國影響，國家的分野愈來愈模糊了。 9
- 12. 由化措施的潮流下，阻礙金融、貨物、人員、資訊流通的藩籬逐漸消失， 貿易與金融商品於國際間流動的數量因而快速增加。然而伴隨著這此 一簡單自由流通效果而來的，卻是十分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與社 會現象。歐洲單一市場的整合勉強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全球化後的理想 圖像，然而與歐洲整合不同，參與全球性的整合的國家具有不同的經 濟發展程度、文化、與政體，其所產生的緊張、矛盾與衝突將大大超越 歐洲整合時所遭遇的。 全球化在經濟上所帶來的影響主要有： 第一、它對經濟生活的 許多面向產生一致化(convergence)的壓力。此一壓力特別反映在貨物、 金融商品價格與利率的一致上。第二、它增加全球經濟的連動性，因此 對經濟危機或繁榮產生擴大與加速的效果。第三、全球化使得全球市場 的規模擴大。第四、全球化對不同國家或團體帶來不同的成本與利得。 12
- 14. 行政規則[4]。但是我國制憲國民大會卻早於 1946 年，即於憲法第 136 條中明文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 之」，此即通稱之「婦女保障名額」制度[5]。換言之，有關我國婦女在被 「選舉權」上所設置的「婦女保障名額(the reserved-seats system for women)」，卻是經由憲法所保障的[6]。國內知名憲法學者林紀東教授 即曾指出：「本條規定為（當時）他國憲法所無，而為我國憲法獨有 之規定[7]」，即使放眼當今世界各國，雖然挪威(Norway)有 40%，其 他國家也有 25%及 10%的比例給婦女保障名額，但在憲法與法規的 制度上同時規定婦女保障之國家[8]，除了中華民國之外仍很少見。這 可說是我國選舉制度的一個特點[9]。 保障名額是憲法給予婦女參政的特別優待，緣於立憲之初，有鑑 於傳統中國社會男尊女卑，婦女少有受教育機會，經濟不獨立，…難 與男子以同等標準競爭，故予婦女在各種選舉中有保障名額，…以及 早促進男女實質的平等地位[10]。亦即婦女保障名額的規範目的，是為 了建立兩性實質的平等[11]。 二、我國國會議員「婦女保障名額」的實施 14
- 15.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6 號解釋「應認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 相當民主國家之國會」，首開為我國國會定位之先河，惟釋字第 325 號解釋又謂「監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機構，…上開解釋字不再適用於監 察院」，所以本文僅以國民大會與立法院加以觀察。 我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依據憲法第 26 條規定，係以單一選區為 原則[12]，是故於該條第 7 款中特別規定「婦女團體選出之代表以法律 定之」，即可視為彌補單一選區不利婦女參選之補充規定。而立法委員 選舉依據憲法第 64 條規定，係以「各省、各直轄市」為選舉（名額分配 劃分）區域，同條第 2 款又規定「婦女在第一項各款之名額以法律定 之」，是以「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罷免法」乃於第 5 條規定：「立法委員 名額，在十名以下者，婦女當選名額，定為一名。超過十名者，美滿 十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名」[13]。在政府遷台後至 1991 年國會全面 改選之前，雖有 1969 年的「補選」 1972 年以後的定期 及 「增額選舉」， 都維持著上述兩種選舉制度，表 1 為國會全面改選前，婦女參選、當 選國會議員的統計結果。 1991 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同時，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增修條文， 國民大會區域代表選舉部份改採複數選區[14]，又增加以政黨比例代 表制選出之「僑居國外國民代表」 「全國不分區代表」 與 ，並規定「…當 15
- 16. 選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 人者，每滿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 。 」 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亦同。表 2 則為國會全面改選後，婦女參選、當選國會議員之統計結果。 雖然婦女參選與當選的比例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但是整體評估， 女性在民選公職的參與方面，與男性相較，差距仍大。與過去相比， 除當選人數突破婦女保障名額數，並多不靠保障當選外[15]，其他亦 少有進展[16]。甚至政黨多半根據婦女保障名額從事對女性政治工作者 的提名標準，使得實際的政治運作上，配額制度的施行，已經將下限 (floor)質變為上限(ceiling)[17]，使女性的候選、政黨提名率都偏低，自 然在當選率上從未超過 20%[18]。 性別不平等與性別歧視 性別差異是一種相對性的存在，但是這兩性種種的不同就必然會造成 不平等的現象嗎？不平等其實是人類社會「刻意」營造所產生的，職場 中針對女性有「單身禁孕條款」 「玻璃天花板」 和 現象等差別待遇，其實 已經是性別歧視了。這種因為兩性不同的特質而為的差別待遇，還表 現在女性公／私領域的幾個面向：家務分工的雙重剝削、參與政治、就 業與職場性別歧視和美貌迷思、曲線神話等結構性之障礙。 16
- 17. 1.家務分工的雙重剝削現象乃是母職(mothering)仍為女性的性別刻板 印象，導致女性兼顧事業與家庭的兩難處境；以及社會環境中對無償 家務勞動的輕踐與視女性為勞動市場中「產業後備軍」的心態所致。因 此近年來已有將「家務有給」列入民法之議和「兩性工作平等法」之促成 等福利政策與國家力量的介入。 2.女性參與政治方面，我國憲法中雖有「婦女保障民額」的規定，但執 行成效有限。另外，國家所舉辦的特種考試中常有限制女性報考或對 女性錄取名額限制的規定，亦是阻礙女性參政之因素。 3. 60~80 年代女性勞動參與率平均不及 40%，自 1983 年之後，開始 超過 40%。而之後呈現波動狀態，維持在 46%左右。但就業與職場的 性別歧視現象，不能由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來稍事緩減。 「兩性工 在 作平等法」際出之前，職場中普遍存在「單身條款 「禁孕條款」 」 、 以 及 「同工不同酬」的情形，即便是當今有兩性工作平等法的限制，在企業 中同工同酬的理想，仍因為對男女兩性社會責任的期待不同，以及對 兩性特質的成見，而尚未實現。 4.美貌迷思、曲線神話是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展佈和媒體的影響力無遠 弗屆所致。由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殖民經驗來看，無論是美 17
- 20. 雖然，婦女保障名額係以「不平等地偏惠婦女」之方式，以追求兩 性事實平等的實現[19]。但是反對者亦振振有詞，由於「在此規定之下， …可能發生在同類選舉中，男性候選人雖得票較女性候選人為多，… 而男性候選人落選之情形。由表面言之，固非無礙於選舉之確實與公 平[20]」，例如國內婦女運動的先趨，也是現任副總統的呂秀蓮女士就 曾是反對者之一，她認為：「保障婦女的當選…名額，自然侵犯了一 起參與競爭的男性…的機會，是絕對有欠公平的，也是應該亟待予以 廢止的[21]」，甚至有論者對婦女運動團體極力爭取婦女保障名額「四 分之一條款」入憲的行動大潑冷水[22]，女性政治行動主義者並不喜歡 保障名額制度，因為它強化了女性在政治上是次等階級的刻板印象 [23]。因此國內曾有學者指出：「有關婦女團體或保障名額之設，並無 深厚之理論基礎，有關之外國法例更是絕無僅有[24] 。」事實上，此 一 觀點如非屬誤解，即受限於研究當時情況之限制。 首先就設置的立論基礎而言，Zimmerman 即指出： 「由於文化、法律以及政治障礙的原因，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全 球各地，可以發現婦女與大多數的少數團體在競選公職的領域，大體 上仍維持著低度代表(underrepresentation)的情形。在許多國家中，存 20
- 21. 有婦女與少數團體在競選公職上象徵性的代表，人數少得往往超過其 象徵意義。 低度代表現象有三個重大不良的結果，首先，統治集團中缺乏女 性或少數團體的成員，意味著某些重要議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較少、 或是完全不受到重視；第二，少數團體在政治體系中將變得更疏離。 第三，在一個具有幾個少數團體的國家內，選舉制度可以促進全國性 的整合，也可以鼓動國家瀕於分裂。如果相當多的少數團體僅能選出 很少的、甚至根本沒有代表，那麼分離主義以及建立新國家的壓力將 會大增[25] 」 。 其次就西方國家近年來的實務發展，亦有日受重視之趨勢。例如： 北歐及其他國家少數國家的政府或政黨透過修改法律或黨綱，採取性 別配額制或婦女比例代表制[26]；又例如法國於 2000 年修改選舉平等 法規定：「任何政黨競選時，男女候選人數必須相等[27] 。 」 因此，國內婦女保障名額的支持者，不僅反對廢除婦女保障名額 制度，更因為目前的保障名額已失其對婦女的善意提攜作用，還要在 保障名額制度基礎上，以漸進的方式，修法逐步提高婦女保障名額比 21
- 22. 率，例如：婦女當選名額不應低於百分之三十或二十五[28]；或是以 40%為最後目標[29]，等到婦女當選公職選舉比例達到此數時，即可 以廢除婦女保障名額[30]。在實際的政治行動上，1999 年立法院所通 過的「地方制度法」，在第 33 條第 4 項中明文規定：「各選舉曲選出之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四人者，應有 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四人者，每增加四人增一人」；而 2000 年國 民大會虛級化的修憲過程中，曾有蔡志宏等 79 位代表提出增修條文 第 4 條（第 3 號）修正案，亦擬將婦女保障名額的比例提高至四分之 一，可惜在二讀會表決時，在場 295 人，贊成 27 人，而未通過[31]。 雖然在學者之間、以及過去實際的施行經驗之中，對此一原則仍 有爭議，然而保障名額構成婦女最低額度代表性的結論[32]，現在已 被普遍接受了。事實上，在台灣過去四十年的選舉史上，婦女幾乎總 是贏得些微超過選舉法規所為她們保障的名額[33]。因此亦有學者曾委 婉的指出：「故現制婦女保障名額…之選舉制度，實須為徹底之檢討。 為因囿於憲法第 134 條之明文規定，故實際上亦恐難有突破。所幸目 前之發展，似不待勞師動眾，或可於無形中達到男女參政權之實質平 等[34] 」 。 22
- 23. 是故，關於婦女保障名額制度存廢或興革的問題，我人或可以這 樣的觀點加以詮釋：由於選舉制度往往影響政治資源與權力重分配的 結果，所以「選舉制度的改革不僅是一個各種制度與理論的競爭比較， 更是一個政治角力的過程[35]」，因此選舉制度的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個 政治問題，婦女保障名額亦然。有關婦女保障名額的存廢或興革，必 然牽涉到當前政治勢力，特別是政黨與婦女團體之間的（觀念）衝突 與（行動）妥協。而學術界在其間，可以扮演教育者與平衡者的角色， 一方面促進社會大眾客觀理解不同選舉制度對婦女參與選舉競爭的影 響，二方面提供當前政治勢力面對選舉制度改革的取捨策略。 陸、結論 雖然「現時並不存在著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想選舉制度，也 就是說，並不存在著一種既合乎民主，又能導致穩定的政府的選舉制 度[76] 」。但是，由於民主的政府體制奠基於多數統治原則，在許多 議 題上，多數與少數的觀點總是存在著一種不可避免的衝突[77]。即使一 個理想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在理論或實際上，都可能是我國當前最佳 的「憲政工程」，然而此一「憲政工程」的施工，卻牢牢掌握在可能會增 加他們自身競選連任挑戰、甚至縮減他們自身權力的「現任立法委員」 23
- 24. 手中，這正是我國憲政工程改革過程中，最核心的結構困境之所在。 因為「選舉制度的改革即使是在需要改變的共識下被提出，如果讓既 存掌權者的利益瀕於危險時，改革仍將不會出現[78]」(Reeve and Ware, 1992:173)，換言之，正如 Taagepera and Shugart[79]所指出 的：「選舉制度的改革通常需要現任國會議員的認可，但是他們既是 受益於現行選舉制度，他們為什麼要改變一個能夠讓他們當選的選舉 制度？」 如果再配合「婦女保障名額」的思考來進行選舉制度的改革，我國 選舉制度的改革，又會面對第二個結構困境，就是以「男性」委員佔絕 大多數的立法院結構，他們又豈肯將政治舞臺、資源與權力，拱手讓 與女性？以美國為例，眾所周知的，藉由 STV、或是有如累積投票制 或有限投票制等的半比例代表制，均可增進婦女參與選舉以擔任公職， 但是它所需要的一項改變——修改指令國會議員選舉採取單一選區的 第 1842 號法條，卻需要由現任國會議員完成[80]。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