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的界限和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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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國•汶化•華文祭：2005 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
2005 年 1 月 8-9 日台灣新竹，交通大學

国族的界限和文学史
——论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与张爱玲研究

任佑卿（韩国女性文化理论研究所）

1．作为叙事的国族及其界限

1987 年，解除戒严的同时，李登辉转换原来的“反攻大陆”国是，强调本省意识，为

实现台湾作为一个国民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承认，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此后，台湾的

本土派民进党在 1999 年的大选中掌握政权，这种努力得以更加全面地实施。同时在知识界

内部，乡土文学论争以 1979 年的“美丽岛事件”惨然告终之后，左翼势力明显萎缩。相反，

以本土意识为核心的意见对立逐渐扩大为“独立派”和“统一派”的阵营对立。

台湾应该自立为堂堂的国民国家，此类独立意识的高扬，促进了建构和编写台湾历史的

努力。作为一个想象独立的国民国家之机制，独自的台湾新文学史也有必要编写。但是这种

要求也面临着种种矛盾。因为，由台湾现代史的特殊性而产生的多种历史身份认同，使得界

定台湾的国民国家界限并非易事。其中，如何评价张爱玲的问题，集中展现出台湾新文学史

的叙述所面临的矛盾。

通常，所谓一国文学，应该继承本国的文学传统，同时基本符合国民文学史的要求，即，

创作意识和背景也必须是本国的。但是以台湾为中心看待张爱玲，她绝对不符合上述条件。

张爱玲既没有出生在台湾，也没有在台湾居住过。而且也未曾关注过台湾的现实，没有创作

过有关台湾的作品。因此，无法将张爱玲归列为台湾作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是，

无论台湾的作家、文坛、学界，还是一般读者，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张爱玲对台湾社会的深刻

影响。古继堂的一番话如实地表现出这种矛盾：“她虽然未曾直接介入台湾文坛，但是却吸

引住了台湾文坛。不是她离不开台湾文坛，而是台湾文坛离不开她。 1
”

事实上，一切国民国家的文学史与个别作家之间的这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如果

被纳入“我们是统一体”的国族共同体想象中，这一矛盾又可以得到化解。例如，鲁迅也没

有出生在云南，没有关注过云南，没有描写过云南，但是对在云南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鲁迅

1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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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这个事实属于常识。因为他们已经认同了，自己与鲁迅一样都是“中国

人”。西藏、新疆、哈尔滨、蒙古等地的情况可以以此类推。这种认同之所以成为可能，是

因为国族国家装置将领土的界限转换为历史的同一性，从而弥补了其中的不一致性。但接下

来的问题是，当这个想象共同体被打破后，情形就变得复杂了，尤其在类似台湾、新疆、蒙

古、西藏这样的边缘地区。

同样，张爱玲不是台湾出身的确是既成事实，但是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国族

共同体想象之中，它就丝毫不会成为问题。但是，如果要将台湾的领土界限划定为从中国大

陆分离的一种国族国家界限的话，张爱玲是否属于台湾就不能不成为问题。如果根据热南(E.

Renan)的说法将国族定义为‘意志’的产物的话，台湾意识正在转化为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大

陆分离的又一种国族共同体的意志。一些成员们拒绝‘中国人’身份而只要‘台湾人’身份

的‘意志’，将既成事实转化为问题化的事实，并要求改写以前毫无疑问的国族想象的教义

内容：台湾人和张爱玲一样是中国人。要构建又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国族共同体，自然需要

新的文化想象。从这样的需要，现代文学制度才深深地介入到政治社会性国族宣言。

国族的身份认同正是建构于包含此类意志的叙事之中，即国族的教义性时间(temporality

of the pedagogical)2之中。但是此教义性时间要不断地与其他意志的叙事进行竞争。作为叙事

的国族表明，国族并非是具有某种起源的历史实体，而是一种必须具备遂行性时间

(temporality of the performative)3的文化组成体。而且叙事之间不断的竞争显现出国族界限的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台湾文学史的叙述根本上是一种为确立台湾国族身份认同而努力的教义

性国族叙事。同时它又在反衬出台湾这一国族界限事实上有多么模糊。

围绕对张爱玲的评价，台湾文学史叙述所面临的矛盾，很好地体现出作为叙事的国族及

其界限所具有的模糊性。尤其是它包含着，对中华文明的认同需求和作为新政治共同体的独

立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即，历史文化上的身份认同与政治上的身份认同之间所具有的尖锐

矛盾。台湾新文学史叙述本来是一种将领土内部多样的时间构筑为一个单一的历史时间的国

族统合企图，但同时，它又不得不面临怎样处理要防碍和脱离那种企图的多样身份认同的需

求的难题。

本论文要以对张爱玲的评价为主阐释台湾文学史叙述所面临的矛盾及其渊源和性质。第

二章将从张爱玲的亡命、后殖民、冷战等脉络中阐述张爱玲和台湾之间特殊的因缘开始形成

的时空环境，第三章论述 90 年代以后在重新建构台湾新文学史的过程中，主张包容张爱玲

2
请参照 Homi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Routledge 1994), pp145.
3
同上书, p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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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芳明和主张告别张爱玲的邱贵芬的相反观点。结语部分则要强调它们所描绘的国族界限

事实上有多么模糊，也要提醒，台湾文学史叙述如果归结到‘台湾国族主义’这样的统合性

宏观叙事的话，它原来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抵抗性很可能会消失。

二. 后殖民主义、冷战、离散

1．张爱玲和《秧歌》

1952 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理由是为了继续因战争而中断的学业。但

这极有可能是为离开已经共产主义化的大陆的借口。由于有关张爱玲在 1945 年以后，尤其

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资料相对缺乏，目前尚无法准确考证她决心前往香港的背景。只是她的

文学志向和现已查明的部分资料表明，从日本战败到新中国的成立为止，其间的社会环境确

实没能带给张爱玲个人以安全感。

譬如，1945 年中期至 1947 年春及 1947 年 12 月至 1950 年 3 月的两次沉默；评论界对

1947 年张爱玲的两部票房颇佳的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的抨击；1950 年 3 月至 1952
、

年 1 月，张爱玲在《亦报》连载《十八春》和《小艾》时只能使用“梁京”的笔名；《十八

春》和《小艾》中，与张爱玲的一贯作风格格不入的政治性“大团圆”结局等，从这一系列

现象中我们能够窥见当时张爱玲心中的不安。虽然，“共产党根本瞧不起她，并不拿她当作

一股‘反动力量’ 4，甚至，当时的实权人物夏衍还照顾她，将其安排到电影剧本编撰组。
”

但那时张爱玲已经前往香港。对比曾经与张爱玲一起活跃在沦陷区上海的著名作家苏青的不

幸遭遇，也能够设想，如果张爱玲不离开上海，其命运应该是大致相同的。

这一设想首先可在发行于 1953 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得到证实。王瑶此著堪称

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专著。但是对曾经辉煌于上海文坛的张爱玲，书中竟然只字未提。

不仅是张爱玲，甚至整个沦陷区文学史也都是空白。同亲日文学在韩国受到排斥的理由相同，

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沦陷区文学也同样被人遗忘和排斥，这在后殖民时期中国国族文化的建设

过程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空白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重新兴起“现

代化论”之时，才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在韩国和中国都有被称为“亲日文学”“皇民文学”“汉奸文学”“沦陷区文学”等的
、、、

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 年，p.357。

- ３ -


殖民地时期文学。二战以后，以建立独立自主国家为目标的反殖民国族主义在确保自己主权

的正当性的过程中，如何对这种文学进行文学史的评价，就成为了最受瞩目的问题；但与此

同时，它作为国族历史的污点和恐惧的记忆又是不愿被提及的。过去很长时间东亚国家对日

本殖民地时期文学的研究大都停滞不前决非偶然。而且，尤其在东亚，后殖民问题不可避免

地要取决于冷战秩序的构建。朝鲜半岛的后殖民归结于南北朝鲜的分裂；中国的后殖民归结

于两岸的分裂，后殖民的努力进行在各自的冷战界限之内。

当时张爱玲的行走就在这种后殖民和冷战等政治混沌之中。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资本

主义世界对新中国的前哨基地。张爱玲在香港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试图定居日本的

努力失败之后，张爱玲开始接连遭遇极为不利的境遇。其中最困扰她的是经济问题。其间她

主要依靠翻译美国新闻处的稿件维持生计。当时是冷战初期，“美国政府赋予驻香港美国新

闻处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文学的翻译，尤其要求翻译和介绍反共倾向鲜明的现代文学作品。 5
”

张爱玲用英文翻译了台湾作家陈纪滢的中篇小说《荻村传》 6 该作品描述了从义和团起义
。

到日本侵华期间，一个纯朴的中国农民如何分别被北洋军阀、日本军队和共产党所利用。这

肯定对张爱玲后来创作反共长篇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秧歌》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一场农民暴动。与作家的真意和文本的模糊性无

关，这部作品作为反共作品而扬名。
《秧歌》连载于香港杂志《今日世界》，后于 1954 年 7

月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第二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而后《纽约时报》等美

国媒体争相刊载了有关《秧歌》的高度评价。毋庸置疑，它们所关注的正是作品的反共倾向。

《秧歌》在此后的 10 余年间，出版了 23 种外文版7，不觉间被当作张
借助媒体的高度评价，

爱玲的代表作，她也由此被划归反共作家之列。

或许已经没有人记得，1956 年在韩国也出版过《秧歌》的韩文版，题目叫《米》。翻译

者徐广淳当时的活动现已无法查明，但是他所利用的原本是 1955 年的纽约英文版，可见他

很大程度上趋同于美国的视角。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是刊译之快速：在香港为 1954 年、

美国为 1955 年、韩国为 1956 年（在日本的出版年代有待确认）
；其次是美国在香港和韩国

之间的中介作用。日本战败后，美国在日本和韩国实施军政，并以朝鲜战争为契机，为加固

美国在东北亚的霸权和冷战秩序，积极地在韩国、日本、台湾构筑强有力的亲美反共政权。

这表明，上述国家的战后国族文化建设并没有纯粹依靠本国内的后殖民主义努力，而是与美

国的资本和军事力量主导的世界冷战秩序的构筑有着密切的关联。
5
宋明炜，《浮世的悲哀 — 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p.233。
6
详情请参考上书p.233。
7
同上书，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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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张爱玲之能够顺利地被介绍到台湾，也与上述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张爱玲

首次被介绍到台湾的，并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夏志清对她的评论。1957 年，夏济安在自己

主编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文学杂志》中翻译刊载了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论。事实上，彼

时蒋介石政府将自己在大陆的抗日运动确定为自身正统性的核心，全力铲除亲日派。因此，

被视为亲日派作家的张爱玲本来几乎不可能被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台湾所接受。但正是因为张

爱玲通过《秧歌》和《赤地之恋》获得的反共作家的名声和夏志清评论的反共倾向，恰好与

蒋介石政府的反共政策相吻合，她才得以被介绍到台湾，并被接受。

如果没有冷战，就不会出现后来在八九十年代轰动大陆和台湾文坛的张爱玲现象，她或

许就从此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是张爱玲本人却丝毫没有预想到这些，她于 1955

年离开香港，踏上前往美国的客轮。无论是在大陆、香港和台湾，她都没能找到落脚之处，

最终抱着“不知身在何处”“漂泊流落的恐怖”8心理，踏上了陌生的土地。
、

2．夏志清和《中国现代小说史》

张爱玲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最有争议的作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生于上海，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英文专业。他在偶然的机会作

为美国著名的反共政治学家戴维劳（David n. Rowe）的研究助手，于 1951 年参与了美国政

府资助项目《中国入门（China: An Area Manual）
》的著述。此书曾限量（350 部）提供给美

国军界政界的高级官员阅读，结果被认为反共倾向过于露骨而未能通过最终审查。但是夏志

清在此书的著述过程中察觉到没有一本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入门书，于是决定

自己撰写。他的计划立即得到洛克菲勒财团的支持，1952 年开始工作，1955 年接近完成。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至 1961 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以《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为题出版。9

夏志清是一个彻底的反共主义者，反对文学被政治性目标所利用；作为英语文学家，

他标榜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观。因此，他的观点同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著述相比，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差异。作为对抗中国意识形态的著述，

夏志清此书得到非常高的评价，亦大受欢迎，其中文版的翻译由刘绍铭主持，十多位香港、

台湾、美国学者参与，于 1979 年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8
张爱玲，《浮花浪蕊》，转引自宋明炜同上书，p.242。
9
细节情参照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 年，序言。刘绍铭，
《经典之作》，夏之
情，同上书，p.24。

- ５ -


刘绍铭在译本序言中称赞这本专著为“经典著作”，称其精彩之处在于高度评价了张爱

玲和钱钟书。10 由于大陆的文学史中只字未提此二人，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夏志清对张

爱玲情有独钟，称其为“当今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11 他在此书中介绍张爱玲的篇
。

幅比鲁迅多出了二十多页，这一点在此后成为评论家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夏济安翻译和刊

载在《文学杂志》中的正是《中国现代小说史》
（以下简称《小说史》）中的张爱玲部分。

正如浦鲁塞(Pruseck)的主张，看来我们无法否认，夏志清力图彻底排斥政治性的文学

志向本身，其实恰恰起因于他的反共政治倾向。当初他对张爱玲的好感显然开始于被评价为

反共作品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而他能够高度评价张爱玲 40 年代的作品也是因为其非

政治化的倾向。

但同时，夏志清的这些举动不仅起因于他的政治倾向，还同时显露出作为移居到第一

世界的第三世界学者，他所感受到的身份认同不安感。1979 年出版的《小说史》中文版序

言中，他就如下开口：

1951 年春天，我一方面忙于写论文，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我虽然是耶鲁

英文系的优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在美国谋教职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

学，这才是正当出路。12

因为无法回到共产化的祖国，要为长期出路苦恼的东方人夏志清，其解决苦恼的契机

正在于他与戴维劳教授的相识。随着中国大陆的共产化，当时美国正为建构对中国的情报而

尽力。夏志清鲜明的反共倾向，对于改善作为第三世界学者的他在美国的不利地位，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此后他就得以在美国讲授中国的文学、思想、哲学，顺利地定居下来。这是

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作为国际公民向第一世界提供第三世界的文化信息的作用。

撰写《小说史》的初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其文学评价的普遍标准是，立足于宗教

精神而执著于人生的终极意义和道德问题的 19 世纪西方文学。依照此标准他对被意识形态

所左右的中国现代文学只能发出慨叹：“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他们看人看事也不够

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 13他将张爱玲评价为中国最好的作家，其标准无非就
。

是张爱玲最接近于普遍的西方文学。他称张爱玲为“目前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之后，

10
刘绍铭，〈经典之作〉，夏之情，同上书，p.24。
11
12
同上书，p.3。
13
同上书，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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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作品的水平能够与曼斯菲尔德、福特、威尔特、麦克尔斯等比肩，甚至更高。 14
又说： ”

为强调张爱玲的优秀，他不断地列举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陀斯妥耶夫斯基等西方著名作

家，此举将他对西方近代性的自卑感和强迫心理暴露无遗。夏志清对张爱玲的高度评价，我

们将其看成是东方人对自我的自卑感做出的无意识补偿和治愈也无妨。

但是过了 20 余年之后，《小说史》的中文版序言表现了夏志清的研究生涯事实上摆脱

了根深蒂固的西方情结，开始获得国族自尊心，开始逐步确认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在此序言中他说：“但现在再想，拿富有宗教意识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史不

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 15继而得出和解化的结论：
。 “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

而绝不同黑暗实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

我们崇敬的。 16 如此的观点变化，也许与其说是因为他放弃了将西方作为“伟大”之标准
”

的观点，不如说是国际公民内部对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和混合性身份认同的要求激增所带来的

结果。

不管怎样，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贯穿于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和《小说史》中有关国族身

份认同的不安和自卑感，与台湾的身份认同危机感有着相通之处。而张爱玲恰好成为能够解

除这种身份认同不安和危机感的文化想象的资源。也就是说，对张爱玲的高评价培养了“中

国也能推出世界性作家”的自尊心，同时也传达了一种微妙的对立意识和自我满足心理，即：

如此优秀的作家唯独在自由中国 —— 台湾，而不是在中国大陆受到重视，进而形成了国族

的正统性在于台湾，而不是中国大陆。台湾对张爱玲的接受和形成于冷战秩序中的台湾国族

身份认同问题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还将在以下对陈芳明、邱贵芬的论述中再次

得以证明。

有趣的是，80 年代大陆的许多研究者对张爱玲产生兴趣的重要契机之一同样是夏志清

的《小说史》
。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进行市场改革的 80 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

态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譬如对文化大革命其间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品的鲁迅，一些文学

研究者们提出要将鲁迅解读为“鲁迅的本来面目”，这些主张就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间接批

判。解体包括鲁迅在内的社会主义经典，发掘自由主义的对抗性文本，在这样的语境之中，

将张爱玲置于鲁迅之上的《小说史》及其非政治的纯文学倾向，足以带来新鲜的冲击和好感。

张爱玲打上反共小说烙印的两部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至今在中国大陆还是官

方禁书。由于多种原因，大陆的许多学者也无法欣然苟同于夏志清的观点。但是无论认同与
14
15
同上书，p.16。
16
同上书，p.16。

- ７ -


否，从结果上看，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解读以及内在于其中的冷战意识形态和国族身份认同危

机感，此后在中国两岸和美国都成为了评价张爱玲的起点。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为与

鲁迅并列的经典作家，夏志清的《小说史》功不可没。同时，在穿梭后殖民、冷战/后冷战

以及大陆 —— 香港 —— 台湾 —— 美国这一时空界限的过程中形成的张爱玲的经典化，

让我们再次想起刘禾的观点：第三世界国族经典的创造不完全在国族内部进行，而是在与第

一世界的共谋下进行。17

三．国族叙事与文化身份认同

3．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论与张爱玲

陈芳明是代表台湾独立派的核心人物，主导着 90 年代以后台湾新文学史论争。他主张，

张爱玲虽然的确不具备编入台湾新文学史的基本条件，但是又不得不将其编入。他在《张爱

玲与台湾文学史编撰》18一文中，通过对于战后台湾文坛的几次论争的疏理，论述台湾文学

史拒绝张爱玲的原因。

据他的分析，至 70 年代初，张爱玲之能够在台湾受欢迎，夏志清、夏济安兄弟将其评

价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以及水晶等海外研究者运用新批评理论奠定张爱玲研究的基础

等，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经历了 1970 年的钓鱼岛运动、1971 年退出联合国、1972 年对

日断交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台湾知识分子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关注前所未有地增强，文学

思潮也提倡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在此过程中，夏志清、水晶等海外派学者的文学

评论受到本土知识分子的挑战，张爱玲的历史地位也随之成为敏感的问题。

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理论家林柏燕曾主张：“张爱玲的小说，可以是中国文学的一支，

但作为自由中国的文学，其意识是相当淡薄的，其背景与自由中国更扯不上关系。 19 由于
”

彼时“台湾”这一单词本身被视为禁忌，陈芳明（在 90 年代）将林柏燕的“自由中国意识”

解释为“台湾意识”。又称，根据林柏燕的逻辑，张爱玲无法被视为台湾作家。但是在对待

林柏燕与水晶之间关于张爱玲的论争时，陈芳明最终还是站在了水晶一边。因为现在看来，

水晶所谓“张女士注定要在自由中国，成为最重要的作家，受到许多后来者的推崇和赞美”

17
详细内容请参照刘禾，《跨语际实践》（三联出版社，2002），第 7 章。
18
陈芳明，《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编撰》《阅读张爱玲》
，，麦田出版社，1999 年。
19
林柏燕，《大江东去与晓风残月》，转引自上书p.421。

- ８ -


20
的预言是正确的，而且“在撰写台湾文学史时”，不得不“正视广阔的张爱玲文学流域”21。

他强调台湾意识，却支持海外派的观点，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是他没有对此做出恰当的

解释，随即转入对张爱玲研究的又一重要人物唐文标的批判。

如果说水晶是出于崇拜和迷恋而仔细分析张爱玲作品的‘张迷’，唐文标则是为了批判

张爱玲的人气而收集和研究有关张爱玲的资料。唐文标是 60 年代因完全否定台湾新诗的成

就从而引发新诗论争的主角。他的信念是，作家应该担负社会改造的责任。他对张爱玲的研

究也是从这种信念引发的。因此在他看来，在“秉于全民抗日大义，大家都‘应当’写国族

正义那样的东西”22的日本侵略时期，张爱玲竟然描述沦陷区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就应该受

到批判。但是陈芳明对唐的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陈芳明认为唐文标的观点是“国族主义美

学”“建基于普通主义之上，亦即所有的作家都应该符合一致的要求”
，。批判唐文标的主张

为“这种庞大的‘国族自我’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乃是一种变相的权力中心之建构” 23
。

陈芳明认为，张爱玲的意图正是摆脱此类国族自我的控制。即，她忠实于表现殖民地

女性的生活，正是对殖民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的反抗。而且从斯皮瓦克(G. Spivak)提出的“对

他者的搭话”的意义上讲，她的作品是“典型的后殖民呈现（Postcolonial representation），
”

也是对中华国族主义的虚构和神话的透视。从这里能够明显地看出陈芳明之所以积极接受张

爱玲的企图。他从张爱玲的文本中导出“后中心”“后殖民”的关键词，并试图将其运用到
、

对大陆中心中华国族主义的批判及台湾独立意识的鼓吹。这与他基于后殖民主义将台湾现代

史定义为殖民历史的台湾新文学史论一脉相承。

陈芳明对新文学史的时代划分，集中体现着其台湾新文学史论的特征。他将台湾新文

学史划分为日帝殖民时期（1921 – 1945）、战后再殖民时期（1945 – 1987）、戒严解除之后的

后殖民时期（1987 – ）
。他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定义为殖民政府，将 1945 年之后至解除

戒严的 1987 年定义为战后再殖民时期，这一观点，对于理所当然地将台湾认定为中国的一

部分的人而言，很难乃至无法认同；而陈芳明则理由如下：

人类历史上的殖民时期，都随着终战的到来而告一段落。…… 台湾在战后并没有得到反省历史的空

间与机会。国民政府来台接收，带来了强势的中原文化。…… 尤其是 1950 年以后，国民政府基于国共内

战的失败教训，更加强化其既有的以中原取向为中心的国族思想教育，同时以武装的警备总部为其思想检

20
转引自上书p.421。
21
22
转引自上书p.43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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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后盾。为了配合反共国策，国民政府相当周密地建立了戒严体制。这种近乎军事控制式的权利支配方

式，较诸日本殖民体制毫不逊色。…… 就像日据时期官方主导的大和国族主义对整个社会的肆虐，战后弥

24
漫于岛上的中华国族主义，也是透过严密的教育体制与庞大的宣传机器而达到囚禁作家心灵的目标。

将国民党政权认定为殖民政府，而不是内部专制体制，这一观点正如陈映真的主张，

有待进行对殖民理论的探讨以及通过台湾社会构成体的严密社会科学论证。25 但是如果依

据陈芳明的主张，将战后台湾社会定义为再殖民社会，那么台湾社会的最大志向当然就会归

结到后殖民；而且摆脱大陆中心的中华国族主义，无疑就是台湾文化后殖民的关键。

陈芳明自己最近编撰过《台湾新文学史》，并且主张，基于台湾本土意识的台湾新文学

史编撰就是“后殖民呈现”。台湾新文学史的编撰如何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台湾文学定位的问

题，也是斯皮瓦克所说的“搭话”，也是“后殖民呈现”。而张爱玲的文本为处于边缘地位的

女性找回了语言。因为这一点，张爱玲的文本便成为典型的“后殖民呈现”。

陈芳明将张爱玲文本解释为“后殖民呈现”以及对中华国族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的批判。

所以张爱玲文本应该说最具备作为被他解释为“后殖民呈现”的全新台湾新文学史的组成部

分的资格。在后殖民话语体系中解读张爱玲，陈芳明的这种意图在其将张爱玲的边缘生活和

台湾的边缘地位等同化的修辞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谈及张爱玲的“孤独旅程” “流
或

离失所（diaspora）”时使用的“孤岛”隐喻，正是对政治上被边缘化和被遗忘的台湾做出的

形象化描述。他对台湾的边缘化身份认同的关注，与他对戒严解除后在台湾社会内部急剧显

露出的各种文化身份认同矛盾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关注致使他在叙述全新台湾新文

学史的过程中遭遇到众多棘手的问题。如，如何处理日帝时期活动在台湾的日籍作家或战后

初期在台湾具有影响力的大陆左翼作家、原住民作家、女性作家、同性恋作家等的文学。换

言之，对待台湾新文学史的范围时，他所采取的柔和而具有弹力的态度，正是起因于他对作

为“后殖民呈现”的台湾新文学史如何解决这些少数群体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

但是问题在于，对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的关注难免要与台湾新文学史的叙述形成矛盾关

系。文学史的叙述需要做的是，建构一个社会的经典，将其内在关联看作为历史的发展规律。

因此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企图，要将相异且复杂的对象整合为统一的单位。同时，“台

湾的”文学史编撰终究是为整个“台湾”社会的自我理解和身份认同而创造文学史规范的工

作。因此，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论虽然以克服中华国族主义这种权力话语为目标，但，一

24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联合文学》15 卷 10 期，p.164。
，
25
陈映真对陈芳明的批判，请参照《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联合文学，2000 年 7 期。

- １０ -


旦受到试图将中华国族主义替换为台湾国族主义的强烈政治意图的支配，那么它与少数群体

文学的评价问题就只能陷入更深的矛盾之中。

而且，为摆脱这种矛盾而做出的努力，在文本的解释过程中往往产生深刻的“有意识

的误解”或盲点。陈芳明的矛盾，被他在将张爱玲描述为“后殖民呈现”的过程中有意识地

忽略的一个盲点所掩盖。那就是，被他解释为反中华国族主义的张爱玲的文本，恰恰可能是

最符合中华国族主义的文本。

因为，陈芳明所说的张爱玲文本中的“后殖民” 其实，从政治上讲是对日本和西方
，

帝国主义的反抗，其反抗主体当然要假设为中华国族。张爱玲的文本一直排除政治色彩，但

是她自己从来没有否定过中华国族本身。反而，她的文本里到处可以找到，对呈现为西方的

他者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强烈自觉。而且，由于她对‘亲切而古老的记忆’的重视，她的文本

可以让一些读者能从其中找到某种中国固有的东西，而满足他们对国族文化想象的欲求。正

如陈芳明本人也承认的那样，张爱玲之所以在台湾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最重要的因素正

是，张爱玲的文本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记忆。

还有，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张爱玲所拒绝的不是中华国族的国族主义，而是作为男性

主义的支配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的国族主义本身。张爱玲将作为支配意识形态的国族主义视

为“男性的病” 有关阶级斗争、革命、历史、战争等那些宏大叙事一般把日常生活里的小
。

人物经常都异化或对象化。张爱玲反对国族主义宏大叙事如此把不可统约的多样人生还原为

如国族英雄般的单一人物，她一直固执地描写作为少数群体的女性们被宏大叙事排斥到边缘

的种种无奈人生。这样看来，对张爱玲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哪一种国族主义，而是作为

宏大权力叙事的所有国族主义。

因此，在沦陷区执著于呈现边缘存在的张爱玲的文本，确实可以解读为“后殖民呈现”，

但是如果像陈芳明那样直接将其联系到反中华国族主义，就过于勉强了。而且，如果陈芳明

的后殖民论述仅限于将中华国族主义替换为“台湾国族主义”的层面，那么他只能陷入自己

逻辑矛盾的困境。因为，他为脱离中华国族主义而所要专有(appropriate)的张爱玲文本，反

倒又可能成为他要鼓吹的台湾国族主义这一宏大叙事的对抗性文本。

4. 建构台湾女性文学传统和张爱玲

事实上，陈芳明所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的问题中最令其困惑的是，张爱玲在台湾的至

高地位正是基于梦想寻根的台湾人的“想象中国”。如果说张爱玲是台湾“想象中国”，即，

- １１ -


有关中华国族主义的文化想象的重要媒介，那么包容张爱玲的陈芳明，是否也不觉间深陷于

中华国族主义之中？同属于台湾独立派，却主张台湾新文学史应该告别张爱玲传统的邱贵

芬，她的主张很好地体现了陈芳明所面临的上述矛盾。

（1995）26的文章中，对制造张
邱贵芬在题为〈从张爱玲谈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

爱玲现象的台湾文化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她说：
“台湾爱慕张爱玲，几已到达‘倾城之恋’。
”
27
尤其在张爱玲逝世之后的 1995 年掀起的张爱玲热，表明她不仅是单纯的作家，而几乎是

“超级符号”。而且，文化界人士的礼赞、出版社编辑的个人回顾及出版界巨头们的促销活

动、学者和评论家的评论、到处泛滥的张爱玲的照片和图片等都表明，张爱玲在台湾的文化

产业之中处于物神（fetish）的地位。张爱玲现已必须加上引号标记为“张爱玲”，她成为台

湾主流媒体制造出的文化符号。

那么，上述台湾的“张爱玲奇迹”或“张爱玲的恋物化（fetishize）”是如何形成的？

在深层支撑它的文化心理是什么？邱贵芬首先指出了台湾人的“想象中国”的欲望。她指出，

张爱玲充满世纪末中国的颓废和世俗苍凉的文本，恰好映射了移居台湾的大陆人对中国所持

有的爱憎交叉或乡愁和拒绝相矛盾的心理。而且，台湾人对隐居美国的作家张爱玲本人的好

奇和仰慕，正是对中国的仰慕的延续，他们通过对张爱玲叙事的不断再生产和恋物化，得到

“对中国的失落感”的补偿，同时也得以持续“想象中国”的欲望。

与台湾女性文学相联系，邱贵芬更加具体地注意到张爱玲热开始全面形成的 70 年代末

至 80 年代初。当时是乡土文学论争以悲剧告终的同时台湾女性文学悄然兴起的时期。对于

张爱玲热和女性文学产生直接联系的原因，她首先从文化产业和制度这一外部环境中寻找答

案。她认为，张爱玲热的开端是蒋晓云在 1976、1977、1978 年连续获得《联合报》小说奖。

这一小说奖具有巨额奖金，而评委正是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朱西宁和夏志清。对蒋晓云的评论

中，夏志清多次提到张爱玲和蒋晓云的相似点，将张爱玲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蒋晓云的名

声因此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张爱玲。此后，萧丽红、袁琼琼、苏伟贞等所谓“张派作家”的女

性作家连续获奖。再加上朱西宁麾下的“三三集团”作家们和朱天文、朱天心等，张爱玲热

开始全面形成。

女作家的作品多数为通俗的和非政治的爱情小说。她们之中的张爱玲热与高度政治化

和意识形态化的乡土文学论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对后者的反动，它起因于被乡土

文学论争搞得非常低沉的文坛试图从政治以外的题材寻找突破口的努力。但是邱贵芬主张，

26
邱贵芬，“从张爱玲谈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阅读张爱玲》
，，麦田出版社，1999。
27

- １２ -


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张爱玲热其实是包含于乡土文学论争之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她

认为，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张爱玲热的骨干 —— 三三集团的性质之中。

杨照主张，三三集团“对应乡土文学，企图创造一个以大中国文化为中心的行动原则”
28
，邱贵芬同意杨照的观点。她认为，强调中华文化的精髓，主张时代的、社会的问题应

该融入个人的感应之中等三三集团的要求，正好符合张爱玲文学的特征。乡土文学论争和张

爱玲热看似相反，却处于同一延长线上。邱贵芬认为，是因为两者同样具有的“想象中国”

的成分。因为乡土文学论争终究也是起因于来自“中国的丧失”的威胁和不安。同时，以三

三集团为核心的张爱玲热，制造和复制“张爱玲”，将她的文学传播给台湾的子子孙孙，堪

称是维持“中国想象”的重要活路。来自“中国的丧失”的不安感因此从来自张爱玲热的“想

象中国”之中获得治愈和挽回的机会。

邱贵芬刻意强调张爱玲热的文化产业背景，是因为她力图将张爱玲热“去自然化”。因

为，通过张爱玲的恋物化形成的台湾的“中国想象”理所当然地得到推崇。因此将张爱玲热

去自然化，也就成为消除台湾“中国想象”的重要一环。邱贵芬看来，如此自然化的“中国

想象”集中体现在以张爱玲为核心的所谓“张派作家群”的谱系之中。而将张爱玲纳入到台

湾的文学谱系之中，开始于在美学者王德威。

王德威在题为〈‘女’作家的现代‘鬼’话〉的文章中，编制了台湾女作家的谱系。这

篇文章阐述了张爱玲、女性主义、台湾女性小说的关联。该论文广泛地被接受，堪称台湾女

性文学传统研究者的必读论文。此后，王德威又将白先勇等男性作家也归类到“私塾张爱玲

套”的“张派作家群”，称张爱玲为他们的“祖师奶奶”。他也在〈落地的麦子不死〉一文中，

将张爱玲和张派作家之间的谱系视为当然的前提，论述了他们之间“对影响的不安”。

如果是在“中国想象”的脉络之中，王德威将张爱玲纳入台湾文学谱系之中似乎毫无

问题。因为，台湾的张爱玲传统就是台湾的中国传统的延续。但是看似如此“自然而合理”

的文学继承关系，如果从邱贵芬等台湾独立派的视角看待，就存在着众多问题。如上文所讲，

张爱玲无法满足台湾文学史的基本条件。确立台湾作为一个新的国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即，

而且，起到了持续台湾的“中国想象” — 借助陈芳明的逻辑就是殖民主义的想象 — 的强

力的媒介作用。

因此在邱贵芬看来，
“我们必须拒绝将张爱玲的台湾文学谱系视为理所当然” 只有
， “拒

绝将‘张爱玲’的介入，视为一个自然的历史事件”，台湾女性文学固有的特殊历史性及本

土性要求才不会变成空洞的口号。同时，只有“告别张爱玲”，才能发掘其间在台湾文学史
28
杨照，〈文学、社会与历史想象 – 战后文学史散论〉，联合文学，1995，转引自上书p.445。

- １３ -


中被抑制的声音。邱贵芬进而主张，应该将此前集中在张爱玲身上的文化资源，分散给其间

被“张爱玲”的阴影所遮挡的，努力描述台湾自身的历史和伤痛的女作家。从文化产业的立

场上看，此举在短期利益上或许不如制造出“张爱玲”这一超级文化符号，但是从长远来看，

她乐观地认为，此举最终能够开发出多样而丰富的商品，最终能够刺激消费。

当然，邱贵芬主张的所谓“告别张爱玲”不是完全无视或清算张爱玲传统。她的主张

的核心内容是，虽然无法忽略张爱玲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过于自然地将她纳入到台湾文学谱

系之中，会不断地启动“中国想象”，因而有必要对此提高警惕。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邱贵芬提出，有必要将文学史视为“非连续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传统的文学史论一直以

“传承”“连续性”的概念为中心，历史性地建构作家们的创作活动。台湾女性文学史则有
、

必要采取强调台湾不同时代女作家之间的非连续性的策略。因为从中可以探明，台湾的政权

交替带给女性文学活动以怎样的影响；相互竞争的多种文学传统通过何种途径如何介入拥有

多种背景的女作家们的创作；多种文学传统与作家的关系是否与她的种族、地理背景有关等

问题。

邱贵芬的上述主张对于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研究来讲，都是绝对有必要倾听的。但是

她所主张的“告别张爱玲”中所包含的意义依然显得模糊。她所追求的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

确立难道必须就以“告别张爱玲”为前提不成？其实，对于丰富台湾“女性”文学及其研究，

“告别张爱玲”也许不是必要条件。但是，讲述“台湾”的女性文学，“告别张爱玲”就能

成为重要条件。邱贵芬的主张之所以显得模糊，是因为她模糊地处理了此两者之间的矛盾。

简言之，邱贵芬主张“告别张爱玲”的最重要的理由是，
“张爱玲”一直成为“中国想

象”的重要机制。而“中国想象”之所以必定成为她所关注的问题，是因为它是文化殖民主

义的延续，成为构筑台湾独立的国族共同体的绊脚石。但是从女性文学传统的侧面上看，张

爱玲不就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台湾女性文学传统之中，而且是具有丰富的可持续研究价值的作

家吗？因此，对于女性文学传统的树立，或许继续研究张爱玲传统而专有它，比“告别张爱

玲”更具有必要性。

也许，邱贵芬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她依然主张“告别张爱玲”，是因为她更加注重自

己作为台湾独立派的自我身份认同，而不是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她虽然从“张爱玲”现象的

深层犀利地察觉到“中国想象”这一国族主义意图，但是将其掩盖在自己排斥中华国族主义，

鼓吹台湾国族主义的目标之下。因此，邱贵芬没有注意张爱玲对作为男性中心支配意识形态

的国族话语做出的批判。与陈芳明相同，邱贵芬也忽略了张爱玲的文本成为中华国族主义和

台湾国族主义这一宏大叙事的对抗性文本的可能性。

- １４ -


如果作为女性主义者邱贵芬对此要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就不应该急于提出“告别张爱

玲”的主张，而是需要思考如下一些问题：在‘张爱玲’现象和‘中国想象’之间，各种

国族主义话语怎样消费或专有作为女性文本的张爱玲？譬如，当陈芳明般的论者为了提倡台

湾的后殖民而专有张爱玲这女性文本的时候，是否文本里的女性现实和作家为展现其而采取

的女性主义战略被遮蔽而看不见？如果台湾的后殖民确实要赋予给其间一直被压抑的台湾

历史和主体以她们自己的声音，那么，为使它不要再被吸收到另外一个国族主义，而创造出

能发出女性们多样声音的空间，女性主义学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即，不管是‘中华国

族主义’还是‘台湾国族主义’，女性主义为了干预那些男性中心权力话语的国族主义，需

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如果，像邱贵芬主张的那样，为建构台湾女性文学传统而需要‘非

连续性’叙事战略的话，那么，首先要更关注的问题是否不是急于提出“告别张爱玲” 而
，

是将她的文学世界确立在那样的‘非连续性’传统里面？

四、界限的不稳定

很少有什么可以像文学行为那样深入到政治社会性的近代国族宣言之中。通过文学制

度的多样性 –––– 包括文本、报纸、杂志、批评、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奖的制定、出版、文

学教育等 –––– 形成的多种国族叙事是同时呈现国族界限的外延和内部非延续性的遂行过

程。在这些互相竞争的叙事中，国族的界限依然以模糊的状态反复地形成着。和建立台湾文

学史同时，在世界华裔社会范围中，也正在进行着编撰中华文学史的试图，这也能显现文

学制度是如何介入到生产那么模糊的国族界限之中的。29

在文学制度方面国族界限的新造型，首先体现在文学史著述中试图将包括台湾、香港

在内的大陆以外地区的文学划归到“中国文学”范围之内的努力之中。最近出版的几部《华

文文学史》《中华文学史》等甚至显露出，试图将“中国文学”的界限扩大到文化的范围，
、

而不仅限在领土范围。1999 年香港的《亚洲周刊》举办的“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选拔，

29
中华文学史编撰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大陆急速兴起的“中华国族主义”有关。
“中华国族主义”明显
地代替政治性冷战意识形态的空白，发挥着合法化话语的功能。它吻合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高速地全球
化的同时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国族主义这一后冷战时代的显著特征。近代以后散布在广阔地域的“中华国族”
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退却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中，迅速寻找到重新结合的机会。再加上， 1997 年和 1999
年，原来的殖民地香港和澳门接连回归大陆，成为大步促进“中华国族”经济、政治大团结的一种标志。
同时，中国大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萧条中依然能够维持 7~8%的高经济增长率，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全
世界华侨资本的集中投资。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华国族”大团结的经济现实。

- １５ -


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文化国族主义的意图。30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的选拔过程和选拔内容，本身能够成为非常有趣的研究对

象。如，它所采用的词汇是“中文”这一更为文化的和广泛的词汇，而不是政治性象征意味

更强的“中国”。因为“中文”比“中国”更容易让人想起更加本质的和古代的国族渊源。

正如在日韩人学者李燕淑的研究表明，近代国语是能够将国族国家想象成带有某种永恒的起

源的历史共同体，而不是近代文化组成物的核心机制。在此，“中文”这一文化概念轻易地

避开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众多少数民族之间尖锐的政治矛盾，让人们超越其所有界限，

在深层的起源中想象联为一体的巨大国族共同体。

它连接在以泛华人社会为基础的“中华国族”这一巨大的“中文文化圈”的想象。而

且，正如“英文学不仅是指英国或美国的文学”，中文小说也不仅是指中国的小说。“20 世

纪中文小说 100 强”的这一企划意图并不隐藏其试图将中文文化圈壮大为能够对抗以美国为

中心的英美文化圈的对抗性文化势力的霸权欲望。它与华侨资本的流向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但是与此同时，新兴的泛华人世界的文化国族主义，可以看成是对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

而多样化的，近代离散、东/西问题、人种等具有差别性的身份界限的一种对抗方式，同时

也是宏观治愈的一环。

能够使人想象到作为国族共同体的巨大“中华国族”的多种叙事，与为期待和鼓吹台

湾独立而进行的台湾文学史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前者向往统合，后者则向往分离。

但两者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即，是在政治上追求独立而在文化上则要和大中华文明认

同，这一矛盾的身份认同欲求的两个表现。例如，台湾国族主义不太愿意将张爱玲纳入到台

湾新文学史，但是他们也不太愿意抛弃张爱玲代表的中华文明认同。总之，中华文学史和台

湾文学史的编撰虽然是相反的方式，但是两者都有着重新划定国族界限的意图，两者同样从

反面证明，国族界限的不稳定和过程性。

总而言之，本文要通过对张爱玲这样的女作家文本在东亚的后殖民和冷战秩序构筑当

中被台湾接受的一些脉络，以及在台湾国族主义高扬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史要怎样处理张爱

玲的考察，阐述文学制度介入到国族想象的一种方式。而且，也要阐释台湾独立派人士们要

怎样处理好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对象和政治上的身份认同对象之间的不一致，及其不可避免的

30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亚洲周刊》以“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将范围扩大，包揽全世界华人
的写作和读书经验”为目的，委托大陆 5 人（余秋雨、王蒙、王晓明、刘再复、谢冕）、台湾 2 人（王杏庆
即南方朔、施淑）、香港 3 人（刘以鬯、黄继持、黄子平）、马来西亚 1 人（潘雨同）、新加坡 1 人（黄孟文）
等，共 14 位评委，选拔出代表 20 世纪的 100 部作品。据说，代表各地的评委们各自从杂志社提供的 500
部作品目录中第一次选择 100 部，再以此为基础，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才最终完成从第一到一百的目
录。详细内容请参照〈百年的〈呐喊〉〈传奇〉的世纪〉《亚洲周刊》1999 年 6 月 14 日~6 月 20 日）
、（。

- １６ -


理论上的困境。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陈芳明和邱贵芬之间是矛盾的互补关系。陈芳明方面，为了在中

华国族主义之中主张后殖民，将张爱玲的文本解释为“后殖民呈现”，并积极予以接受，却

陷入一种矛盾状态，即，对张爱玲的专有本身就是自己所要摆脱的文化殖民主义 – “中国

想象”的一环。相反，邱贵芬方面，为摆脱“中国想象”这一文化殖民主义和树立台湾女性

文学传统，主张“告别张爱玲”，但是，她对建构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计划却没能容纳张爱

玲这位对台湾女性文学影响那么大的优秀女作家。但是陈芳明和邱贵芬有着某些共同点。在

相互较量的两种国族主义之间，他们都倾向于台湾国族主义 – 新国族创造的梦、想象和意

志，他们与对作为宏大叙事的国族主义表现出反感的张爱玲之间终究会形成紧张关系。

如果，陈芳明和邱贵芬的终极关怀是包括女性在内的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的去边缘化，

那么它与他们为建设又一国族共同体而做出的批判性努力，能够产生怎样的和解，对此尚有

待观察。当初，台湾本土意识也是一种对少数群体的关怀。但是，万一那些关怀被吸收到国

族主义这向往同质化的宏大叙事之中，其原来所具有的抵抗性本身很可能会消失。文化上的

身份认同和政治上的身份认同之间、国族国家身份认同和少数群体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她

们对此的省察，能否与国族国家界限本身的同质化欲望保持距离？她们对台湾被压抑的记忆

和差异的历史的复原试图，为了不被吸收到台湾国族主义这宏大叙事中，陈芳明的‘编撰台

湾新文学史’和邱贵芬的‘建构台湾女性文学传统’需要采取怎样的叙事战略？或许，‘编

撰文学史’‘建构传统’计划本身就无法摆脱那样的危险？
、

- １７ -

国族的界限和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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