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纪事初编》由邓之诚编撰，收录了众多清代诗人的作品，强调诗歌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书中不仅保存了诗人的文献资料，还通过诗歌补充历史事件，这是其与以往诗纪事编的主要区别。该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对‘诗能存史’的理念进行了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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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诗纪事初编》
秦蓁
[提要] 《清诗纪事初编》禀“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编选主旨，在体例范式上，
与《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一脉相承，以纪事诗编陈述 “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
、 、
对“诗史互证”理念进行阐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关键词] 《清诗纪事初编》 诗能存史 《雪桥诗话》 诗史互证
《清诗纪事初编》1是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的遗著。全书八卷，收作者六百人，录
诗二千馀首，每一作者条下皆系有小传，博采生平、综述经历，常作考订，间出己见。本文通过
材料的爬梳，探求此著作之师承关系，并试图阐明邓之诚先生 “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
一、
《清诗纪事初编》与同类纪事诗编
《清诗纪事初编》承用 “诗纪事”的名称，然其与前此所谓“纪事诗编”的旨趣不尽相同。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自序云：“唐人以诗名家，姓氏著于后世，殆不满百，其余仅有闻
焉，一时名辈，灭没失传，盖不可胜数。敏夫闲居寻访，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
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
未尝弃去。老矣无所用心，取自唐初首尾，编次姓氏可纪，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篇什之外，其人
可考，即略纪大节，庶读其诗，知其人。 2从“殆不满百”到“近一千一百五十家”的搜辑结果，
”
其着力点实在于保存诗人的文献资料。
清代厉鹗《宋诗纪事》。自序云：“宋承五季衰敝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
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前明诸公剽拟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问，迄今流传者，
仅数百家。即名公巨手，亦多散逸无存，江湖林薮之士，谁复发其幽光者，良可叹也！……披览
既多，颇加汰择。计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略具出处大概，缀以评论；本事咸著于编。
其于有宋知人论世之学，不为无小补矣。 3宋诗经明人弃斥略尽，吴之振《宋诗钞》
” 、曹廷栋《宋
百家诗存》，总之不过二百家，则《宋诗纪事》存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之诗，以“精熟两宋典实”之
学力，网罗散失之诗歌，矫正明人专宗唐诗之失，对文学史的贡献尤大。
近人陈衍《元诗纪事》。自序云：“钱竹汀先生尝病《元史》疏芜，欲采各家诗文集及笔记小
说之类改修《元史》，恐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事详《汉学师承记》。乃记合《元诗纪事》于
《元史·艺文志》，统称六卷，……独念竹汀先生博极群书，尤熟元事，果如计、厉二书之遍采
诗林故实，其卷数必衮然以数十计。而《师承记》所称六卷，除《艺文志》四卷已刻外， 《纪事》
才二卷耳；《稽瑞楼书目》亦云止二册，何其少耶？新修《嘉定县志》云五卷，则合钱侗、陶梁所
补言之，意其为书，必专取夫关系《元史》得失者，与计、厉二书之体例异焉者也。 4陈衍点出
”
“以诗补史之未详”的见解，然其所编选的辽、金、元三朝诗纪事，材料全采诗话、笔记，所矫
正的只是计、厉两家因收寻常无事诗以至纪事诗有名无实的弊病。与唐诗、宋诗纪事一样，一般
不涉及或不注重重大政治事件和现实社会生活。
1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下所引文不注明者，准此。
2
计有功：《唐诗纪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3
厉鹗：
《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 页。
4
陈衍：
《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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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陈田《明诗纪事》 。自序云： “至此集以纪事为名，无事可纪者，亦广为甄录，冀以揽前
1
哲之芳馥，为后人之贻饷云尔。 收录了一些反映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长诗，尤值得注意的是其
”
间附考订史实的部分，如考证甘瑾《公孙》一诗是为陈友谅在江州时，以春暮结彩为花树，自府
第夹道植至匡山一事而作；又如据陈南宾《题墨竹》一诗，遂推疑诗人身份或为明氏遗裔；类此
者颇多，很可见出作者的考订功力。
《清诗纪事初编》与上述纪事诗编相承继的关系甚为显著，即表现在对存人存事、搜索文献
故章以及对故事的考证兴趣上；然其相异之处亦极彰然。序言开篇，即拈出“诗有异于史，或为
史所无者，斯足以证史，最为可贵”的观点，指出计有功、厉鹗、陈田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
泛采，无事可纪”的不足，自许其选本“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
不为大雅所弃乎” 。着眼点在于诗史相通的部分，秉“以诗证史”的旨趣，与前列诸项纪事诗编相
比，拳拳于文学的史料价值。
今人钱仲联先生于八十年代主编的《清诗纪事》“形式上以宋、辽、金、元诸朝诗纪事为基
，
本参照，以求和《唐诗纪事》以来的前人同类著作衔接配套，内容上兼取《明诗纪事》的突出优
点，以辑存有清一代以诗史为主体的叙事作品为宗旨”2，晚于《清诗纪事初编》 ，但显然并未以
《初编》为先行者。钱先生认为， 《初编》直接采诗于名家别集，而未从诗话、笔记入手，采录之
诗常病于空泛而不具体，笼统而无特定背景，似乎已经“脱离了诗歌纪事传统体例的要求而更近
于传统名人的史学专著” 。由此可见，钱先生的《清诗纪事》 ，直承唐、宋、辽、金、元、明历代
诗纪事一系，在编辑体例上与自成一体的《初编》不甚亲近。3而此则更可以证明《初编》之师承
另有别体。
据笔者统计， 《初编》录 600 家诗人，其中尚有 132 家是《清诗纪事》所没有录的；而在两
家纪事诗选本都录的 468 位诗人中， 所录取的诗歌多有不同。 请以明末三遗民为例。 《初编》 录顾
亭林 10 首诗，其中有 2 首是《清诗纪事》亦选录的，此 2 首皆有顾亭林自注；录黄宗羲 4 首诗，
其中有 2 首是《清诗纪事》亦选录的，此 2 首皆有黄宗羲自注； 《初编》录王夫之 6 首诗，这 6
首诗《清诗纪事》一篇也没有选录。再以清初三大家为例。 《初编》录钱牧斋诗 4 组，《清诗纪事》
选录了其中的三组； 《初编》录吴梅村诗 5 首、龚鼎孳诗 4 首， 《清诗纪事》中一篇也没有选录。
举其荦荦以见大端。那些邓之诚先生确凿认为有事可以追索的诗歌中，清诗纪事编写组从相应的
笔记、诗话中，找不到有关材料，于是只能摒弃。如《初编》选录了吴梅村《临顿儿》《芦州行》 、 、
《捉船行》《马草行》《打冰词》五首，而这五首，
、 、 《清诗纪事》一首也没有录；不止如此，这五
首诗歌，并非梅村体，因此多数选摘吴梅村诗歌的本子，都不入选，为其皆非梅村通常所谓名篇
之故也； 而尤可注意的在于， 在邓之诚所作的吴梅村小传中， 解释《读史偶述》三十二首 中第 3、
4、5、11、12、13、15、17、19、22、25、26、27 首（《清诗纪事》选三首）；解释《读史有感》
八首中第 1、2、3、4、6、7、8 首（ 《清诗纪事》选三首） ；解释《古意》六首（《清诗纪事》亦全
选）；解释《偶得》三首（ 《清诗纪事》选二首） 。可见邓之诚并非不悉梅村于沧桑间事属笔之功。
1
陈田：《明诗纪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 页。
2
《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 月版，第 94 页。
3
钱钟书先生于 1987 年 12 月 25 日给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的信中说：“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
私智，误人不浅。如谓塞尔赫集中《西洋镜》诗，即寓‘西洋镜一戳就穿’之讥，然《晓亭诗钞》卷二只有《西
洋画》诗；又如称邵陵自题《疎园集》诗非邵长蘅所及，不知此诗全袭南宋戴东野《农歌集》卷四之作，仅易
一字而已。（拙著《谈艺录》314 页已隐摘其讹。 ）此类不胜枚举。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参
见《钱仲联学述》 ，同上。按： 《初编·自序》明言诗人“代怨诽以歌谣，易弁服以冠冕” ，分明是从世道人心来
评价诗的意义，与钱氏的观照角度显有不同；况且， “今之采摭，但以证史，不敢论诗”，则已先于钱先生批评
之前谢不能战矣。但信中“邓书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似不能不稍作置辩，若钱先
生的批评成立，则《初编》有涉于“编造史料”之罪名。不过，从钱钟书先生提出的例证来看，皆无以支持其
批评。邓之诚先生所读《晓亭诗钞》 ，是否与钱钟书先生所获相同，尚待核实，即便确是误录，似乎也还构不成
“杜撰虚造”的罪名；古人借前人或他人之诗来表达心志，后人读此诗而未及知晓此诗所用为成句，似乎也说
不上“逞其私智” 。此为顺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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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选诗，必有极严格标准，不然，如小传中所引，皆当入选，因其有本事，且本事多为未经人
道者。这恰可说明邓之诚先生的选诗，并不以此诗是否有诗评、逸事为标准。
二、清诗纪事初编的宗旨：
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
《初编》 以清代开国八十年的纪事诗为一群体， 以诗选行世。 邓之诚先生于 《中华二千年史》
中指出： “清代史家林立。 其著述不外考补： 考以辨诸史之义， 补以补修前代之史。 而于当代史事，
述者寥寥。盖清初庄史之狱，株连至广；乾隆中复有禁书之厄。学者怵目惊心，群趋考据，以避
罗织。而纪载遂视为畏途矣。 ”故其所录之诗，尤拳拳于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
《初编》首详于记载前言往行，使英烈事迹永存于人间：如根据黄翼圣诗来推求其行迹，则
于《小传》中言： “疑曾官于永历朝。易代后，讳莫如深，今无可考矣” ；如作冷士嵋《小传》则
从杨宾《晞发堂诗集》中亡友诗证冷士嵋亦参加义军，并由其行事知“赠言井中诗”非虚言，从
而证知冷士嵋所行亦郑所南之志事； 如徐枋 《怀人诗》 案语云：
“读吴子墓志铭， 证以杨宾所撰《徐
昭法吴稽田两先生合传》 乃知枋与妹婿吴祖锡有居者行者之不同，
， 而图谋恢复则一。 监国及永历
时，祖锡皆授兵部职方司郎中，出入张煌言、郑成功军中，能以兼金购清帅为己用。又尝客于总
督麻勒吉，以脱其祸。数为奇计，皆濒于成而败。康熙十六年，迎周府镇国将军丽中至膠州大珠
山，将起兵奉丽中监国，会以呕血死。其死也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而中原义士为之起坟墓，
祭伏腊，每临其墓，无不哭失声者。 《与魏凝叔书》所谓‘操舟之人已逝，苟有人心，能不痛绝’ ，
即指祖锡，亦即诗中所谓远人” ；……当是之时，遗民志士常隐身避地以待有为，而故国亡灭，黑
白是非遂淆错莫定，百千年后，复有谁知其未信之志、未竟之功！ 《初编》反复致意于生平事迹几
湮没不详、唯在同时诗人吟咏中时见惊鸿一瞥的人物，正为白其事、表其功、彰其志、淋漓天地
之元气。 “古人作诗，直纪当时制度风俗，无凌猎无加减，非苟而已也。 1《初编》所录，次则详
”
于陈述风俗故实，使历史真相不至于湮没。清自开国起，即声称拨乱反正，以永不加赋为一代惠
政特色。但是，官史载有顺治十八年以明季练饷每亩派徵一分为词，加派各省数百万的诏书，可
知此项政策并未能始终落实；而，透过当时人的诗歌，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此之前，这项恩惠
亦远未落实到生民百姓、家家户户。魏禧《卖薪行》《孤女行》《孤儿》三首，俱辛丑作（按：
、 、
1661 年） 。句云：
“公私数加派，私费十倍之。昨日符牒下，有官自北来。逋欠及锱铢，执缚谒京
畿” 作于顺治十八年前，
， 已道出 “一身但得活， 愁苦无终期”的悲号， 可见惠政不惠。 颜光猷《苦
旱行》“贫者农伤杼轴空，富者输边囊金竭。古今财赋只此馀，兵饷未给空愁结。吁嗟今年租税
：
敲扑成，明年租税宁无缺。眼前空有救荒谋，官吏中饱谁能说” ，则与《中华二千年史》所言“台
湾平后，财政有余，欲以示惠于民，乃有普免钱粮，巡幸经过地方免征之事。……然官吏预征，
实惠不及农家，佃农更无论矣”相合。清代捐纳之政，一代不改，贻害民间甚矣，然会典出于避
2
讳，一字不提，唯《清裨类钞》有一条 “捐输，秕政也，开国即行之……” 的相关记载。清太
3 4
宗常言： “理财裕国，亦为民而已。 惜其理财裕国，常出以放抢南朝、疯狂掳掠的行径。圈地 、
”
5 6 1 2
养马 、任用苛吏 、强抢民女 、督捕逃人 ，种种秕政，不一而足。其行径与“仁政”相违实甚。
1
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辑于《王国维学术随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0 页。
2
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 1988 年版，第 712 页。
3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383 页。
4
韩菼：《有怀堂集己未出都怀诗》“破巢兵捕捉，勾租吏怒嗔，输租仍殿租，褫辱及衣中。室毁还作室，督促旧主
：
人。 ”该诗自注云：“辛丑年奏销案应连逮，时驻防兵圈占房屋，更代为修葺。 ”据此，旗兵驱逐屋主，而又令屋主
代为修葺，扰民亦可谓甚矣。
5
傅而师：《养马行》“朝廷养马为赤子， 肯令秋田日日芜” （指庚寅年广州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 悉令官军筑
厩养马一事） 。见《清诗纪事初编》第 895 页。
6
孙枝蔚：《秋胡行》“用法如此堪惊” 。见《清诗纪事初编》第 170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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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实录之修，尽摒直笔纪事的史学传统，惟录上谕，且常首尾不能相应，而《初编》一书，录
当时诗人吟咏， 纪事详备， 允为官修清朝开国史的可靠补充。 此外，《初编》致力于搜寻文献材料，
使朝章国故、诗人心志重现于天壤：如据顾景星《张献忠为诗大书驿壁吊之》中之自注得出结论
“据此知献忠子秉吾，为他书所未及” ；如读恽格诗即于《小传》中言： “三绝中一点一滴，皆故
国之思， 非真识者不能辨也。 若仅目为高逸， 未免泯没烈士苦心。……其诗之当传者皆不传矣。 ……
其惊心而动魄者，渺乎不可得而遇也。；又如于潘柽章、周篆《小传》中，均特标出翁广平其人
”
云：“（翁）广平《听莺居文钞》不传，幸范锴录此文入浔溪纪事诗注，为人所称” （记庄史事始
末）“（翁）广平一生表章遗逸，此集幸赖之以传。而广平所著《听莺居文钞》三十卷，多论顺
；
康间事， 姚鼐尝为之序，竟无刻本， 至于不可踪迹，……后之人亦无如广平之好事者， 为可叹也。；
”
又如考订汤燕生《赭山怀古》版本，得出“赭山怀古四章，为吴伟业激赏，以为诗史。……此诗
原题《赭山怀古》 ，明诗综去《怀古》二字，并改字句之触忌者，今依《遗民诗》 ，尚有三四两首”，
皆如是。《初编》自序有云： “是集之作，端资纪事……书史但称是时之盛，民生疾苦，不能尽知。
唯诗人咏叹，时一流露。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依此为准。但取其事，不限名家，
率皆取自全集。寒斋所无，或从通假，其集已佚，间录诸选本。犹冀得其专集也。小传摹列朝诗
集而作，略著其人，轶闻逸事，间亦叙列。 ”明清鼎革之际，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脱漏、曲隐、
篡改、瞒骗……种种手段不一而足，生于一个海不可蹈、薇不可采的时代，一代史事真相明灭于
烂纸昏墨之中，而信史之保存，很大部分端有赖于草野之间的吟咏。自序所言“读其诗而时事大
略可睹”云云，正是注意到诗歌在保存史事方面的价值。
“以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宗旨，其深层意味则在于：有清一代官史不足征信；
而官史所讳言的事迹人物，自有其留存于天壤之间的价值。
钱穆《国学概论》“异族猜忌，文字之狱屡兴。康熙初年，有庄氏史案，后又有《南山集》案。……
：
凡及前代史实，尤触忌讳。章炳麟《检论·哀焚书》‘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
：
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馀通，传旨褒美。督他省摧
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
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及明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丝帙寸札，
靡不然爇。厥在晚明，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黄道周、金声。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
张肯堂、国维、煌言。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 ，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
、 ，
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
、 ，及诸文士侯（方域）、魏（禧）、邱（维屏）、彭（士望）所撰述，
皆以诋触见烬。……然隆庆以来，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仅有孑遗矣。” ’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此四主历时十有八年，清代谓之福、唐、桂、鲁四王（桂王一称永
：
明王），比于宋末之二王。然《宋史》犹附二王于《瀛国公纪》《明史稿》仿之，尚为福、唐、桂
，
三主立专传，而《明史》则不然，附由崧事于《福王常洵传》 ，聿键事于《唐王桱传》 ，由榔事于
《桂王常瀛传》 ，以海事于《鲁王植传》 ，而于目中不著其名，非细检无由知之。且所叙事迹极略，
不足备一朝之史。于其时之宰执大臣，舍生取义之士，如……，虽亦为之立传，而所遗者亦甚多。
又以牵涉时忌，不复能具首尾，此有待于补订改撰者也。 ”
萧一山《清代通史》“乾隆三十年，蒋良骥充国史馆纂修，据《实录》红本成《东华录》十
：
六卷，至雍正末为止。光绪初，王先谦入史馆，援例绎乾隆以次各朝为续编，又病蒋录简略，复
自天命迄雍正而加详焉。然蒋录虽简，而纪事出于王录以外甚多，以其初为初纂本，非乾隆以后
改订之本也。乾隆因尊祖而为其祖讳，毫无存留信史之念，是以修改之实录，与初纂本《实录》
迥不同矣。”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
：
1
孙枝蔚：
《难妇词》“自到旗前多姐妹，笑声一半是扬州”
： 。见《清诗纪事初编》第 170 页。
2
申涵光：
《哀流民和魏都谏》 “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
： 。见《清诗纪事初编》第 146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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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荡然无存。……其时所传之诗文，亦惟颂谀献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时序及寻常应酬之作。
稍一不慎，祸且不测，而清之文化可知矣！”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
：（清实录）忌讳多矣。……有清实录之修，但录上谕而无纪事，
且多首尾不备。”
综上，可知清代官史在后世信誉颇差。
实际上，清初之人对清代官史已无信心。钱牧斋《胡致果诗序》有云： “至今新史盛行，空
1
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 易代之后，新朝为胜国修史必有芟夷，为当代修史
”
则必有粉饰。清初诗歌，作为一种相对私人性的撰述，对于清代官史，正足以补其缺漏、烛其曲
隐、斥其欺瞒、显其篡改。诚如屈大均《东莞诗集序》所言：“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
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 2如果说，孟子言“诗亡然后《春秋》作”
” ，
是揭示出春秋时期中国文化的承当者，已从为朝廷提供当下史材料的诗人，转变为直接撰作私史
以著褒贬微意的史家；那么，在明清之际，当修史一事被官方垄断，真相遮蔽，忠节湮没，“不能
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的陈述，则表明明清之际中国史家实录精神，乃由诗人与史家并肩担
当。尤其应当指出，当康熙初年庄氏史案后，民间修史已成禁忌，于是，以诗歌寓春秋微意，成
为易代之际诗人的共识；诗人之职，重于史家。
三、
《清诗纪事初编》的渊源：
《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
诗歌之有纪事，早滥觞于《尚书》有关虞廷《赓歌》 、夏《五子之歌》的记载；兹后， 《左传》
中有《野人歌》《吕氏春秋》记《涂山》《穆天子传》述《黄竹》
， ， ；再如诗三百的传序、王逸《楚
辞章句》题解，无不具有纪事性质。由此，中国虽然没有长篇史诗，但诗史的观念，却贯穿于整
个古典诗歌的传统之中。 《初编》 之作，对中国诗学精神中的纪事功能有极到位的理解和把握， 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初编》的渊源，恰出自于中国诗学的写实风格。然此点甚
为笼统，因为中国最好的诗歌诗选，皆具此关心民瘼、恪守良知的共同性格；据笔者考察，邓之
诚先生撰著《清诗纪事初编》的近源，应是元好问的《中州集》 、钱牧斋的《列朝诗集》 、及杨锺
羲的《雪桥诗话》 。
《中州集》以诗存史、系念故国的意义，一直到明清鼎革之际方才凸现。明代末年，毛晋刊
刻《中州集》 ，视其为野史之一。钱牧斋继承程嘉燧的遗愿，编撰《列朝诗集》 ，在其序言中云：
“元氏之集诗也， 以诗系人， 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 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
3
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列朝诗集》与《中州集》的关系，甚为彰然。
”
《雪桥诗话》撰写于民国初年，缪荃孙为其作序，谓之国朝掌故书，并言“由采诗而及事实，
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
遗山之中州集相埒。 4李详为之作跋，亦云：
” “本朝之事其意深厚，其旨隽永，其征文考献之心，
无标榜门户之习，别裁伪体，导源正宗。其有资史料，则遗山之中州集，牧翁之列朝诗集，小长
芦叟之静志居诗话，顾秀野之元诗选也。……钱朱之选，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君书至弥其憾。 ”
5
前者指出《雪桥诗话》与《中州集》可共看同论，后者则进一步表出其于《列朝诗集》的联系；
职是， 《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 ，此一源流可以确定。
《雪桥诗话》自跋： “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其人足纪
1
钱牧斋：
《牧斋有学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590 页。
2
屈大均：
《翁山文钞》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第 15 页。
3
参看胡传志：
《〈中州集〉的流传和影响》《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
，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4
《雪桥诗话初集》卷首，缪荃孙序，求恕斋刊本。
5
《雪桥诗话初集》卷首，李详跋，求恕斋刊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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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诗，其诗足纪而无事，概未之及焉。……有未竟者，当俟续编。 ”与《初编》自序： “继计有
功厉鹗陈田而作，僭妄之讥，知难幸免，然三家名为纪事，而诗多泛采，无事可纪。今之采摭，
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聊符纪事之实，或者不为大雅所弃乎。 ”皆言其选诗的着眼点乃在于诗中所
记载的史事； 《雪桥诗话》自跋：“为书十二卷，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
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 ”与《初编》自序： “读其诗而时事大略可睹，是集采诗即
依此为准。 皆言采诗的标准，是以诗系事；
” 《雪桥诗话》自跋： “若夫网罗旧闻、整齐排类，为
本朝一代诗史，与太鸿、秀野、蒙叟、锡鬯诸老之书相赓续，则以俟诸博雅君子。 ”与《初编》自
序：“若钱书摹中州集，以史自命，更非所愿闻也。 ”皆表出文学与史学，虽血脉相通，但气质倾
向究竟不同，云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固可，而言诗皆为史则未必的观念。而陈宝琛序《雪桥诗话
馀集》曰： “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
臚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 ”评其为一代之良史，金蓉镜《雪桥诗话三集》序指其“谈诗而
怀国政、念旧俗、系族世、序交游，正得论世知人之旨” 则与本文第二节所总结《初编》之主
，
1
旨相合。此外，据邓嗣禹等所撰《邓之诚先生评传》 一文，杨锺羲与邓之诚先生为忘年交，以杨
邓之交谊，邓之诚先生自有可能受杨之影响；此外， 《骨董琐记》中提到《雪桥诗话》共有五处2，
《初编》的小传中亦有多处直接引用《雪桥诗话》处3。据此推论《雪桥诗话》作者杨锺羲的诗学、
史学思想对邓之诚先生具有一定的启发，恐非臆断。放开去看，杨锺羲的诗学思想，受晚清来诗
（兼词） 通于 《春秋》之思想的熏习（此点，陈三立、 陈衍、沈曾植、 朱古微等均有表述及所作4）
。
职是之故， 《雪桥诗话》对《清诗纪事初编》之编撰有直接影响、而其要乃在于诗史相通观念之递
承一节，亦可以确定。
综上所述， 《清诗纪事初编》本于对中国传统诗学求实存真之史家性格的准确把握，而其体
例范式、编撰宗旨，则与《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一脉相承。
、 、
四、结论
自陈寅恪先生标举“诗史互证”观念以来，诗歌与史事的互发共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
的经典阐述。邓之诚先生师承《中州集》《列朝诗集》《雪桥诗话》诗史相通的风格，秉持“以
、 、
诗存人、以诗系事、以诗补史”的主旨，以纪事诗编表达其“诗能存史”的史学观念，亦可视为
对“诗史互证”的另一番探求。
1
《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2
邓之诚：
《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 年版，分别是，页 186、页 188、页 192、页 240、页 256。
3
如，
《清诗纪事初编》上，录吴祖修《赋得得勒苏冠》 ，加按语云：“案张云章《朴村集》之《唐东江家姜西溟冠
坠于案》云： ‘梦符金屈卮，醉脱红缨帻’，似当时士庶常服，皆红缨帽也。孔东塘亦有‘风里烟筒喷脑麝，雨中缨
帽湿樱桃’句，皆见《雪桥诗话》”。
4《雪桥诗话初集》卷首，沈曾植序： “称其诗以论其事，稽其谋度其心虑。人伦之纪，春秋之事，不在兹乎？余尝
语圣遗：韩公傅以儒行说诗义，盖比于公谷之说经；刘中垒以固实说诗事，盖比于左氏之作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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