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姆昌德在中国：译介、研究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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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姆昌德在中国

普列姆昌德在中国：译介、研究与影响
黎跃进

普列姆昌德（1880—1936）是印度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在印度国内有“小说之王”
的称誉。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的作品被译成日、英、德等语言在国外出版，普列姆昌德成
为印度现代文学史上继泰戈尔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新中国建立后，普列姆昌德的
作品不断翻译成汉语。普列姆昌德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对中国当代一些作家的创
作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译介：期待视野中的选择
中国首次翻译出版普列姆昌德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顺从》
。1953 年上海潮峰出版社出版了
由俄文转译的《印度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普氏的这篇小说。小说描述一个机关公务员为保
住差使、免遭英国老爷的侮辱，谨小慎微，恪尽职守。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酗酒的英国老爷
的凌辱。最后在妻子的激励下，他战胜了怯懦，杖击老爷，傲然宣布辞职，获得“他生活中的
第一次胜利”
。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果戈理、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也许
正因为这一点，俄文译者将标题译成了《顺从》
。但作者在小说中的本意不是表现“顺从”
，而
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对殖民主义者残酷统治的反抗和民族自尊心。因而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的《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
（1984 年版）中将标题照原文译为《辞职》。虽然小说标题翻译不
太准确，但小说表现的思想在普列姆昌德的创作中有代表性，也符合一个刚从三座大山压迫下
解放的国家的文化选择。
之后，对普列姆昌德及其创作的译介，在中国有过两次高潮：50 年代中后期和 80 年代。
50 年代对普列姆昌德的译介，《译文》①成为主要阵地。首先是 1955 年第 4 期《译文》刊出普
列姆昌德小传和两个短篇《一把小麦》《村井》
、。两个短篇让中国读者看到普列姆昌德思想的另
一方面：揭露印度社会封建统治的残酷。一个贫苦农民借了婆罗门老爷一把小麦，为偿还这“一
把小麦”的债务却成了老爷的终生奴隶。低种姓的妇女为病中的丈夫能喝上一口新鲜水，只能
偷偷摸摸到地主井中去取，却被地主一声吆喝而吓得魂飞魄散，水没得到，还丢失了水罐。两
篇小说的译者严绍端在同期《译文》上对普列姆昌德作了评介，称他是“印度进步文学的旗手”
，
对他创作中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做了简要介绍，并扼要介绍了他的代表作《戈丹》
，认为“他的
长篇杰作《戈丹》是印度农村的一面镜子，是印度农民生活的一部史诗。 ②这篇篇幅不长的
” “简
介”，对普列姆昌德的思想和创作作了比较扼要而确切的介绍。
《译文》1955 年第 10 期在“世界文艺动态”栏目中以动态报道的方式刊出短文《印度进
步文学先驱普列姆昌德诞生七十五周年》报道了当时印度和苏联报刊纪念普列姆昌德的一些活
，
动和文章观点，突出普列姆昌德创作中的爱国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短文对普列姆昌德的
生平经历和创作魅力作了简要评述，认为他成为著名作家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他善于抓住并且
表达出国内广大的人民大众对政治觉醒的那种不可克服的渴望。他创作最鲜明的特点是从普通
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情节和人物”。文章摘引苏联《文学报》的一篇论文观点，称 “普列

①
《译文》即《世界文学》的前身。
②
严绍端著：《普列姆昌德小说二篇》《译文》1955 年第 4 期。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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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昌德的艺术遗产是巨大的，它不仅属于印度，而且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①《译文》1956 年第
”
10 期又刊出普列姆昌德两个短篇《讨债》
、《文明的奥秘》这两篇作品是对人性的艺术拷问：
。《讨
债》描写贪婪吝啬的高利贷商人面对女色的难以自持；《文明的奥秘》描叙文明掩盖下的罪恶，
以艺术画面探索“文明”的真义。
中国最初对普列姆昌德作品的译介，从其思想内涵看，由反帝爱国主义思想，到反封建民
主主义思想，再到超越民族和现实的人性思索，步步深化拓展。也许这纯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但却无意中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作为短篇小说作家的完整的普列姆昌德。
尔后，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结集翻译出版。首先是 1956 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变
心的人》
（正秋译）其次是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集》
（袁丁译）
，
再次是 1958 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小丛书”第一辑中的一种推出的《一把小麦》
（懿敏
译）。其中以《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集》篇幅最大，影响最广，它收录了 20 篇作品，包括了另
外两种选本的大部分，也大多是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虽然大部分从英语转译过来，
但基本上能反映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创作的面貌。50、60 年代一些中国作家受到普列姆昌德短
篇小说的影响，主要是以该译本为影响源。
1958 年和 195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戈丹》
（严绍端译）和
《妮摩拉》（索纳译）。普列姆昌德作为长篇小说作家的面貌从此为中国读者认识。他驾驭纷繁
生活场面的艺术能力、朴实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一个
新的艺术世界。尤其是《戈丹》，作为普列姆昌德优秀的长篇，其生动而典型的形象塑造，准确
娴熟的农村生活描绘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很快获得中国读者的普遍欣赏和广泛共鸣。
80 年代中国对普列姆昌德的译介是第二个高潮。比之 50 年代，80 年代的普列姆昌德译介
有几点很明显：
第一，普列姆昌德优秀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译成汉语出版。普列姆昌德一生创作的短篇小
说有 300 余篇，刘安武教授以数年的心血，经过精心挑选和选择，先后出版了四本集子：1）
《新
婚》，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年，辑录 23 篇作品；2）
《如意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收入 22 篇作品；3）
《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包括 41 篇小说；4）
《割草的女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选择了 27 个短篇。四个选本共计译出 113 篇，包
括了普列姆昌德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代表性短篇作品。
第二，组织国内印地语学界的集体力量，译介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普氏计有 12 部长篇
小说。大多译成汉语。70 年代末，《戈丹》再版。80 年代又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姆昌德的《舞
台》（庄重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年）《一串项链》
、（庄重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和《仁爱道院》
（周志宽、韩朝炯、雷东平译，新华出版社，1983 年，该作品的另一译本译为
《仁爱院》，周志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
。据悉，普列姆昌德的另外两部长篇《服务
院》和《圣洁的土地》也已译竣交给出版部门。这些译作是国内印地语学界集体合作的成果。
第三，不仅译介普列姆昌德的文学作品，还译介他的文学理论著作。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学专辑》
（二）刊出了周志宽翻译的《文学在生活中的地位》和《文学之
目的》两篇文学论文，这是普列姆昌德两篇最重要的文论文章，集中概括了他对文学的价值意
义和功能的认识。1987 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普列姆昌德论文学》
（唐仁虎、刘安武译）
，书中

①
《印度进步文学先驱普列姆昌德诞生七十五周年》《译文》1955 年第 10 期。
，

2



选译了 27 篇文学论文，其中有对印度作家作品的评论，有创作经验的总结，有文学基本理论问
题的阐发等。虽然全书篇幅不大，译成汉语只有 12 万余字，但是从普列姆昌德 100 多篇文论文
章中挑选翻译的，基本上能体现普列姆昌德文学思想的全貌。
第四，介绍印度国内对普列姆昌德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读者理解普列姆昌德提供借鉴。1980
年普列姆昌德诞辰一百周年，印度各大中城市从 1979 年 7 月至 1980 年 7 月一年里举行各种纪
念活动。《国外文学》对活动作了简要的报道，突出介绍了 1980 年 3 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为期三
天的纪念大会。印度广播宣传部长在会上发言，称赞“普列姆昌德非常精彩地描写了当时的社
会，……他的作品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反对殖民统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称他是“印度大地之
子，他和普通人民紧紧相连，并刻画了最下层的人民。 ① 1981 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
”
版了《印度现代文学》
（黄宝生、周志宽、倪培耕译）
，该书“是现代印度十五种主要语言文学
概况的汇编”
，原书由印度文学院出版。书中“印地语文学”和“乌尔都语文学”两篇对普列姆
昌德的文学创作和思想都有精到的介绍， “是印地语的第一位符合现代意义的小说家” ②认
称他，
为“普列姆昌德把短篇小说从浪漫主义的泥坑中拯救了出来”③，从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中看到印
度人民的经济斗争和精神觉醒，他对于长篇和短篇小说家来说，就如一盏明灯。 ④这些材料的
”
介绍，为中国读者认识理解普列姆昌德、推动中国学界深入研究普列姆昌德，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启示。
外国文学的译介，都是一种期待视野中的选择。翻译介绍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时候加以译
介，都与接受国家的现实社会文化有关。我国 50 年代中后期和 80 年代的两次普列姆昌德译介
高潮，也可以从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得到说明。
50 年代形成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中国紧随苏联“老大哥”
，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力，以
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亚非国家在近代以来大多沦为西方殖民地，二战后殖民体系开始瓦解。
5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亚非国家需要团结合作，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巩固政治上的独
立和求得民族的发展。万隆会议（1955）和亚非作家会议（1958）的召开是其标志。当时担任
文化领导工作的茅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东风压倒西风。殖民主义的末日是无法挽回的，战争
狂人的阴谋是一定要破灭的。中国人民全力支持世界任何地区的反殖民主义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的文学工作者将和亚非各国的同行们站在斗争的前线，为和平、为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
为文化交流而努力。……我们宝爱自己的文化传统，也珍视人家的文化传统。我们乐于把自己
所珍贵的东西提供人家欣赏，也孜孜不倦地把人家的美好的东西介绍过来，以丰富我们的文艺
修养。 ⑤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亚洲作家作品成为我国 50 年代中后期译介的重点，尤其是
”
像普列姆昌德这样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创作内容的作家，当然更受欢迎。
十年动乱结束后的 80 年代，随着对外开放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形成高
潮。但译介的主体，不再是 50 年代的苏俄文学，也不是亚非文学，而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
方现代主义文学以非人的形式呼唤人性的复归和艺术形式上实验色彩正与“文革”结束后中国
社会寻求心灵创伤的抚慰，向往自由创造的心理相适应。但这不再是一个“一边倒”的单调时

①
刘安武：《印度各地隆重纪念普列姆昌德诞生一百周年》《国外文学》1981 年第 1 期。
，
②
黄宝生等译：《印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3 页。
③
④
⑤
茅盾：
《为了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译文》1958 年第 9 期。
，

3



代，而是多元混融的时代。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补充，一些东方现实主义作家也受到中国学
界和读者青睐。像普列姆昌德这样在 50 年代受到欢迎的作家自然引人注目，普氏作品汉译本的
发行量也许能说明问题：80 年代四种短篇小说选集出版发行 10 万余册；长篇小说《仁爱道院》
新华出版社印刷 5.7 万册，三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新版；
《一串项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3.7 万册，1992 年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再次印行；篇幅恢宏的《舞台》也发行了 2.5 万册。

二研究：概况、论争与方向
外国作家研究是在译介基础上的深化，不再满足于语言转换的横移和被动、消极的接受，
而是渗透着主体意识的解读、剖析和再创造。我国普列姆昌德研究起步于 80 年代初。
我国普列姆昌德研究的第一步是对印度普氏研究成果的借鉴。1980 年刘安武先生编选的
《印度现代文学研究》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
书翻译西沃丹•辛赫•觉杭的《印地语文学的八十年》和印度学者对普列姆昌德、伯勒萨德的专
题性研究成果。其中普列姆昌德专题有 6 篇论文，选自四五十年代印度学者的有关论著，内容
涉及普氏的生平思想、小说艺术、民族精神、代表作论析等。引进和借鉴这些出自印度著名批
评家之手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普列姆昌德研究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1980 年至今的近 20 余年里，我国的普列姆昌德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回顾总结普氏研究
的情况，有三点不能不谈及：一次学术讨论会、一本传记翻译和一位研究专家。
一次学术讨论会。为纪念普列姆昌德逝世 50 周年，于 1986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日在南方都
市广州举行“普列姆昌德和印度现实主义文学研讨会” 来自全国 15 个省市的 60 多位学者对普
，
列姆昌德的创作、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印度现代文学发展等论题展开热烈讨论。这次研讨会是
对我国起步不久的普列姆昌德研究的检验与展示，可喜的是讨论中的有些话题已经达到了相当
的深度，如普列姆昌德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普列姆昌德创作的文化内涵。普列姆昌
德创作中的民族性格、普列姆昌德创作的价值分析等问题的探讨，虽有浮泛之嫌，却带上中国
80 年代中期“文化热”的色彩，拓展了思维空间，对普列姆昌德研究具有有益的启示。
一本翻译传记。王晓丹、薛克翘翻译的《普列姆昌德传》 1989 年由北京师院出版社出版。
于
原书是普列姆昌德的儿子拉耶所著，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充分展示普列姆昌德其人其
文。翻译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它是研究的基础。两位译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中国
的普列姆昌德研究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
一位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系的刘安武教授长期从事印度文学研究，专治
印地语文学，他于 1987 年出版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起事于 50 年代末，
中经“文革”动乱，集十多年之功而著就，以其翔实的资料和公允的分析深获学界好评，了解
内情的季羡林先生评说：
“他是占有大量的原始材料，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并经过多年研究，
几易其稿，才得以成书。 ①刘先生是在研究印地语文学通史的基础上研究普列姆昌德。70 年代
”
末以来，他以极大的精力倾注于普列姆昌德研究，致力于印度学者研究成果的引进、普氏短篇
小说和文学理论的翻译，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已经发表了《丰富多彩的生
活画卷——谈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题材》《国外文学 1981 年第 1 期》、
（）《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
短篇小说创作》《中国比较文学》1988 年第 3 期）《普列姆昌德的文学观》《印度文学研究集
（、（

①
季羡林：《印度地语文学史•序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4



刊•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等系列论文，出版专著《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
（北京
出版社，1992 年）
。近年刘先生又主持承担国家社科九五规划课题“普列姆昌德研究”
，已经完
成 30 多万字的专著《普列姆昌德评传》
，专著是刘先生潜心普列姆昌德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
是世界“普学”的重要成果。刘安武先生以其对普列姆昌德研究的坚实业绩，确立了他中国普
列姆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
据笔者不太完全的统计，我国发表的普列姆昌德研究论文有 30 余篇，大体分布情况是：思
想创作综论 8 篇；作品论 15 篇（其中论《戈丹》8 篇、论《舞台》1 篇、论《仁爱道院》2 篇、
论《妮摩拉》1 篇，论《圣洁的土地》1 篇，论短篇小说 2 篇）
；文学思想论 1 篇；比较研究 7
篇。另有几种印度文学、东方文学论著中的有关章节论及普列姆昌德。这些论析普列姆昌德的
文字，有些停留在介绍阶段，有些是研究性成果，有些因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视角的不
同而得出不同结论、作出不同评价。下面就两个争议的问题略作评述。
第一，关于普列姆昌德的创作方法及其评价。从 50 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把普列姆昌德作为
现实主义作家来认识和理解，80 年代中期的学术讨论会议题有“普列姆昌德和印度现实主义文
学”。有论者认为：“在印度近现代文学史上，普列姆昌德是一位最富于民主性的优秀现实主义
作家。……他是印地语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而且他以自己富有特征的创作，把印度现实主
义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并对印度现实主义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形
成一种进步的现实主义传统”
，而且“朝下的广角境，土生的济民心，再加上解剖的造型术，构
成了普列姆昌德的现实主义三个主要特征。 ①但当人们研究普氏的文学理论时看到他主观上更
”
注重理想主义。有论者在梳理普氏的文学理论后总结：
“普氏认为文学应该描写理想，描写典范；
文学应该通过其理想的人物形象来改造、升华人的心灵；文学不能只是反映黑暗，只描写赤裸
裸的丑恶，文学应该是一盏灯，是善与美的化身，应该给人带来光明和信念。……他的现实主
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他所遵循的原则是‘印度古代文学的理想原则’”②
。
这是否说普列姆昌德的理论与创作存在矛盾？有论者肯定这一点，以为：
“他的心倾向于理
想原则，在呼唤善与美，但他的笔却悄悄地背离着这个原则，这种分裂的趋势逐渐增强。 ③ 其
”
实，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不乏理想的内容，他曾多次讲到他的中长篇小说中
都有他理想的人物。即使是被一些论者认为“背离他的理想主义原则”的《戈丹》
，也可以看到
代表作家理想的梅达、戈文蒂这样的形象。在印度国内，有论者认为普列姆昌德创作的本质是
理想主义，
“有批评家称普列姆昌德的创作为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他用来描绘艰难时世或抨击
社会的一种手段，而是关于伦理和仁爱价值的深情表述。……相反，可以确切地把他的现实主
义概括为理想主义。 ④我国学界也有论者看到普氏创作中的理想主义内涵，但结合作品分析其
”
理想的虚幻性，用“真实性”的标准对普氏的理想主义做出否定评价。⑤
⑥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实质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他创作的基本主题是“揭示苦难” ，还
是“伦理和仁爱的深情表述”？他主观上追求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对其创作是促进还是

①
吴文辉：《<仁爱院>与普列姆昌德的现实主义》《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第 26—43 页。
②
王晓丹：《论普列姆昌德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南亚研究》1990 年第 3 期。
，
③
王晓丹：《论普列姆昌德的文学观和创作实践》《南亚研究》1990 年第 3 期。
，
④
《普列姆昌德二十四篇短篇小说》英译本序言，新德里发展出版社，1980 年。
⑤
参见高慧勤、栾文华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⑥
陈融：《强烈的现实批判力和深沉的历史洞察力——评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
，
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

5



促退？这些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恐怕首先要在观念上明确：现实主义
与表现理想是否截然对立？托尔斯泰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追求宗法制农村理想社会，并有大批
信徒实践其“新村”理论，谁也不否定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第二，关于普列姆昌德创作的思想倾向、文化内涵及其评价。对这一问题我国学界大致有
五种观点：其一，普氏创作表现了反帝反封的时代精神，独立和民主是其创作的基本主题，具
有极大的进步意义①。其二，在肯定普氏创作反殖反封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普氏创
作中甘地主义的影响和改良主义思想。新近出版的一本文学史著作就把普列姆昌德作为“甘地
主义影响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加以论述②。其三，普氏创作的深层底蕴是对印度传统
农业文明的认同和回归，而且这种文化取向不是进步和发展，而是保守与倒退，是以落后的农
业文明否定现代工业文明，否定个性意识，否定人对自然束缚的挣脱，只有将印度社会引向倒
退和悲剧③。其四，普氏创作的基本倾向是东西文化冲突中的艰难选择和探索。
“他既对传统失
望，又不满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没有对二三十年代苏联已实行的社
会主义制度有深刻的理解与赞同。于是他在传统、近代、现代三维纠葛中彷徨四顾，最后又企
图在传统精神文明中寻求希望。因而普氏创作
” “不仅描写了印度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苦难，
而且反映了印度人面对受到冲击的传统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复杂心理状态和对未来出路的艰难探
索。 ④其五，普氏创作中表现普氏的思想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他是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出发
”
点，但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思想探索的发展又背离这一出发点，在矛盾中实现了自我超越。普列
姆昌德经历了早期在传统文化中寻求理想、中期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他后期的创作中不仅
对社会现实观察认识更深刻，描写更客观、更冷峻，不再虚构一个矛盾的解决方法，而且不再
面向过去，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圈子里寻找理想。
”他的思想探索也经历了宗法制农民立场，到受
到十月革命影响和最终对宗法制农民立场的超越，抛弃改良主义幻想。⑤
这五种观点对普氏创作的思想意义从社会学阐释到文化视角的转换，从单向认识到多向把
握，从静态的理解到动态的分析，应该说是益趋深入，越来越向普列姆昌德的心灵世界和艺术
堂奥迈进。一个有深度、真正表现文化转型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作家总是丰富而复杂的，人们可
以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层次上加以接受与阐释。也许越复杂的认识越接近研究对象的本来
面目。至于对普氏创作价值评价的分歧，恐怕有一个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问题。从概念出发，
在对象中选择能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反之则回避，在社会——阶级关系的层面上作公式化的
演绎，这是我国很长时期流行的批评模式，缺乏批评洞察力和创造性，更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
式。文学是文化的缩影，包含着人类文化整体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文学研究应是多侧面、多方
位的展示，单一视角难免失之片面。但文学批评有两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真实性；二是
感染力。以这两个标准衡量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其价值难以否定。50 年代苏联作家爱伦堡赴印
度参观考察，回国后发表一篇长文，文中谈到普列姆昌德：
“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写得很真实，有
时很动人，有时相当残酷，但总是富于人情味。……普列姆昌德对生活是毫不粉饰地加以描写
的，但除了那些恶习、贫困、压迫者的凶残、官吏的怯懦无能之外，他还看到了另一种东西—

①
金易：《印度文苑的一轮明月——试论普列姆昌德的创作》，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编《外国文学专刊》1985 年。
②
参见石海峻著：《20 世纪印度文学史》第七章，青岛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黄超美：《普列姆昌德创作的二重组合》《外国文学评论》1989 年第 3 期。
，
④
王向远著：《东方文学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3 页。
⑤
侯传文：《普列姆昌德现象——近代文化复兴意识的自身矛盾与超越》《东方丛刊》1992 年第 2 期。
，

6



—印度的灵魂。 ①爱伦堡以一个作家对文学的感受，的确很准确。文学，能够真实地表现那个
”
时代的民族的灵魂，能以人情味感动人，这就够了。至于变革社会，设计社会发展的路线方针，
那是政治家的事情。
综观我国的普列姆昌德研究，有的课题在学术对话的基础上走向深入，有的课题刚开始起
步，有的课题还是空白。我认为我国的普列姆昌德研究至少应在已有的基础上向下列几个方面
努力：1）普氏创作的艺术审美研究。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化因子的根本特质在于它以美为价值追
求。但对普列姆昌德的研究，其创作的艺术美却被忽略，只在作品研究时顺便提及。2）普氏小
说与印度古典文学美学的关系研究。学界公认：普列姆昌德是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现代小说奠基
人，他开创了印度现代小说的新局面。但任何文学的新时代都不是从零开始，都是对民族文学
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更何况普列姆昌德是位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层联系的作家，他在
很多场合下论述过对印度古典文学、美学的认识。3）普氏创作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研究。普列姆
昌德一生没有离开过印度北方，但他生活在东、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他奠定印度现代小说
的基础，离不开对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借鉴。在他的一些论说性文字中，经常谈到一些西方作家，
尤其是像狄更斯、哈代、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现实倾向突出的作家。但我
国仅有二篇普氏与莫泊桑比较的文章。4）普氏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这一课题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普列姆昌德对中国的认识。这方面刘安武先生做了一些工作，在其专著《普列姆昌德和他的
小说》中有“普列姆昌德与中国”一节，评析了普氏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愤慨，称他为“中
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另一方面是普氏对中国的影响。普列姆昌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国有三
篇论文将普氏与鲁迅作比较研究，但只是从两位作家在各自国家文学的地位的相似性作为基点
加以比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系”研究。真正从影响——接受的角度，探讨普氏对中国
的影响，还是空白。
三影响：乡土作家的接受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 20 世纪 50 年代登上文坛的乡土作家
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浩然和刘绍棠。
在中国当代文坛，浩然和刘绍棠都以“土”著称，一直描写农村题材。对他们来说，孕育
滋养他们的乡村故土是取之不尽的生活和创作之泉。50 年代他们以富于才情的“土气”迈进文
坛，同时他们也是满怀着成功立业和求知欲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提炼挖掘熟悉的生活的同时，
也向国内和国外的作家借鉴。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使他们借鉴国外作家时，更多注目的
是苏联作家和亚非作家。以描写农村题材见长、以农村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真实描写感染人的
普列姆昌德的创作自然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敬佩普列姆昌德，学习借鉴他描写农村生活的
艺术技巧。80 年代浩然和刘绍棠谈到他们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都颇具感情地谈到他们和普氏的
这种“师承”关系：
浩然写道：“在长篇方面，我喜欢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和英国狄更斯
、
的《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
、。短篇方面，我喜欢印度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和保加利亚埃林•
彼林的作品。前者的长篇《戈丹》描写农村生活的部分也因其高湛的艺术性和真实感使我折服，
爱不释手。 ②
”

①
伊里亚•爱伦堡：《印度印象》《译文》1957 年第 4 期。
，
②
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中原农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 页。

7



刘绍棠说：“外国文学，我以俄为师。……法国文学，我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最多，感情上
最爱的却是梅里美。英国和德国小说，我读着没有俄国和法国小说亲切。凡是具有深厚美国佬
儿气味的小说，我都爱读。印度文学，我崇敬泰戈尔，但更愿与普列姆昌德接近。 ①
”
他们与普列姆昌德的“师承”关系，使得他们的创作或隐或显、或浅或深地烙有普氏艺术
的印痕。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检点、探讨两者关系的全部，仅就浩然 50 年代末的一个短篇
和 80 年代初的一个中篇与普列姆昌德的《戈丹》的关系略作评说，以斑窥豹。
《往事》创作于 1959 年②，收入短篇小说集《苹果要熟了》
。作品以回忆往事的叙事视角，
追述农民朱大成梦想购得一头毛驴帮助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梦想终于未能实现，
反而饱经磨难与凌辱，落下一身病痛。在这过程中，有天灾的打击，更有人为的灾难。其中乡
村地主的高利借贷，粮食商人的投机买卖是农民苦难的根本原因。小说情节几乎是《戈丹》中
何利梦想一头母牛而奋争一生的浓缩。加上小说中大量来自生活中的朴素比喻和简练捷达、很
好地烘托人物心境的自然描写，与《戈丹》如出一辙。
《弯弯的月亮河》创作于是 1981 年③。中篇在中国抗战前后、穷人受难的背景下，刻画了
长工柳顺的形象。父辈、乡亲的生活遭遇形成了他的人生哲学：
“忍为贵、和为高、安分守己”
，
成为远近闻名的“老实人”，他只知拼命干活，宁愿自己吃亏，但求平安无事，他心爱的女人被
少东家追逐，姑娘逃到他家要他娶她，他却怕惹是生非而拒绝。他宁愿挨穷，绝不“鼓捣”东
家的东西。他的老实本分，被人利用，做了不少蠢事；他的老实中又包含善良。相爱的姑娘远
走他乡，他却把姑娘患病的老父接来奉养，直到送终入土。柳顺的形象叠印着何利的影子。何
利也是忍让屈从，信守“人家踩在我们头上，我们只能给他脚底板挠挠痒”
，他也同样善良，即
使遭受长老会的处罚，也要收留走投无路的裘妮娅。柳顺身上似乎流淌着何利的血脉。
当然，浩然的创作不是对普列姆昌德小说的模仿，而是经过消化吸收，与中国农村现实融
合一体。他曾具体谈到接受普氏影响的情形。当年他创作农村题材作品，忽然产生一个念头：
读读外国作家写农民的作品，定能有所启发。因而他读了不少这类作品，但吸引他的只有保加
利亚的埃林•彼林和普列姆昌德，“读着他们的作品，既陌生，又觉得熟悉和亲切；既新奇，又
能引起联想和深思，他们是真正了解农民的作家，而不是那些站在高高的位子上，用同情心为
农民唱颂歌或悲歌的作家所能相比的。接下来回忆阅读普列姆昌德给他的震动：“拜读过
” 《普
列姆昌德短篇小说》和长篇《戈丹》我激动不已，
，由此及彼地加深了对中国农民的激情和信心”
。
并认为“普氏是印度的鲁迅，完全有资格与托尔斯泰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④
”
普列姆昌德的小说之所以对浩然、刘绍棠这样的乡土作家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有二：首先
是普氏对印度农村生活的准确、深入的描写，具有印度民族的乡土风格。刘绍棠曾说：
“许多优
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他们本国和本民族的风格、
特色的气派。
”
⑤
在浩然看来，普氏是“钻到农民心里的作家”
。其次是普列姆昌德小说的现实主义表现。普氏
创作中有理想的因素，但中国乡土作家对其理想的因素视而不见，看重的是他的现实描写的成
分，刘绍棠曾把泰戈尔与普列姆昌德加以比较，
“泰戈尔的小说不亚于他的诗歌，长篇小说《沉

①
刘绍棠著：《乡土文学四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2 页。
②
参见《<苹果要熟了>后记》《浩然文集》
，（一），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68 页。
③
浩然著：《弯弯的月亮河》，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
浩然：《我常到那里遛遛弯儿》《外国文学评论》1989 年第 2 期。
，
⑤
刘绍棠：《我是一个土著》《乡土与创作》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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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是多么完善的艺术精品。但是这个老头儿太超凡、太空灵了；所以，阅读了普列姆昌德的
小说我才落到实处。 ①。因而，中国乡土作家接受的普列姆昌德是现实主义的普列姆昌德。
”

原载《印度文学文化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版

①
刘绍棠：《我不是“义和团大师兄”，
》《外国文学评论》1998 年第 1 期。

9


普列姆昌德在中国：译介、研究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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