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194. Summary Introduction
This is a research on the currency reform of Taiwa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ormer one deals with the monetary policy
designed by the Nationalist China Government in 1943, after it’s 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in the Cairo Declaration. The latter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is policy in the postwar Taiwan.
The Committee of Taiwan Research was formed after the Cairo Declaration in 1944,
dealing with the reception of Taiwan when the war ended. The Committee proposed to
issue the “Legal Tender”, the currency of China during the War, but with limited
distribution confined in Taiwan. The “Legal Tender” was to be issued by the Center
Bank of China, and was intended to replace the “Taiwan Yen”, the currency of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ccording to certain exchange rate se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However, in an attempt to lower the loss of Taiwanese People resulted from
unbalanced exchange rate,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roposed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take-over project in 1945 June. This project proposed that the “Taiwan Yen” could
exchange to the “Legal Tender of Taiwan” with equal value.
Nevertheless, this project was never carried out. Arrived in Taiwan in 1945 October,
Chen Yi, chief minister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aiwan Province, put an end to this
project and declared that the “Taiwan Yen” could still be used for a limited time. The
reason of this shift of policy was by no means clear, and it is purpose of this thes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policy shift was a made by Chen Yi in an attempted to
specialize the status of Taiwan. Bestowed with centralized powers of legislative,
executive, military and party, Chen intended to built Taiwan to be the model of the
Three Principle of the People(三民主義). Therefore, his best policy is to be as
independent from China as possible. That accounted for his termination of the issue of
the “Legal Tender” in Taiwan and the temporary continuation of the “Taiwan Yen”.
His policy was finally completed when the “Taiwan Dollar” was issued in 1946.
Keywords: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aiwan Province, Taiwan Area Banknote,
Taiwan yen, Old Taiwan Dollar, monetary policy.
IV
9. 第一章、緒論
壹、研究動機與緣起
貨幣可有廣意與狹意的區分,其區別主要在於貨幣的實體認定或是概念上的
認定。1773 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寫《國富論》時,即道出貨幣起源於分工
後的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因著交換便利的需要,而產生貨幣。11930
年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寫成《貨幣論》時,將貨幣概念加深加廣,將貨
幣的定義從實質上的金幣或鑄造出來的產物,擴大為任何交易的媒介。不論是上
古社會中的牲口、糧草、或是近代戰俘營中的香煙、麵包。2按凱因斯的定義,
何時何地發明第一枚硬幣,或是第一張紙鈔已不是很重要的事,因為交易的歷史
遠比實體貨幣還要來得早。
當今經濟問題是為全民所關心的議題,也是人民對於政府寄予厚望的重要問
題。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濟層面的影響佔有重要地位,其利可興國,亂而喪邦,
。
貨幣屬於經濟多元環節之一,其功能並不止於通有易無之媒介(general medium of
exchange),也是價值計量工具(unit of value)與取得勞務與財貨的直接方式(direct
instrument of acquisi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3
由上述貨幣三種功能可知,其影響力擴及社會百態,於政府而言,是汲取民
間資源與推動國家政策的工具,可以因應國家財政所需而增加發行,也可以就扶
助產業建設來融資貸款。就民間方面而言,是權計市場買賣價格的一種標準,也
是人民儲藏財富的方式。
今日臺灣經濟之成就,奠基於新臺幣穩固而健全的基礎之上,而新臺幣則起
源於 1949 年四萬元舊臺幣兌一元新臺幣的歷史性政策。是此我們可知臺幣與臺
灣經濟發展間的關係,將於下面一段更深入的探就。
臺幣正確名稱應寫作「台幣」
,此名稱亦出現於該鈔券之上,除非置於括號
內作專有名詞,則本文統一寫成臺幣。戰後初期為了與日本時代所發行的臺灣銀
行券有所區別,此款貨幣在當時被稱為「新台幣」
,而稱「臺灣銀行券」為舊臺
幣;1949 年新臺幣問世之後,此臺幣即被稱為舊臺幣或老臺幣。關於上述三種
貨幣的發展變化,畫圖簡析如下(參見圖一之一:戰前戰後臺灣貨幣發展流程圖)。
1
2
3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6), p26.
John Maynard Keynes, A treatise on mone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53), pp14-15.
李榮謙,
《貨幣銀行學》(臺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頁 3-4。
1
17. 第二章、終戰前兩岸貨幣政策比較
第二章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中國國民政府與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雙方
的貨幣政策比較。中國方面著重於 1933 年的廢兩改元與 1935 年的法幣改革,自
法幣改革之後,象徵著中國幣制邁向現代化。但是法幣的發展並不順遂,先是各
省銀行鈔票並不受中央政府節制,再來是中日戰爭破壞了法幣穩定的發展條件,
而法幣的不良發展,也導致戰爭結束後接收臺灣過程中沿用法幣與否的問題。
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類似金本位的貨幣體制甚為穩定,縱觀島內金融機構
因此能發展完善而且機能充份運作。但是隨著日本進入戰爭體制,臺灣島上的貨
幣不免受到影響,不例外的走上通貨膨脹的道路。
第一節、
第一節、中國現代貨幣制度的建立
壹、傳統中國貨幣政策
關於貨幣政策或是制度,比貨幣出現的論證複雜許多。以中國地區而論,貨
幣起源甚早,卻始終無貨幣政策。23歷代一再的看到各朝宰相奏請罷用銅錢的記
載,更說明中國自古即缺乏應變貨幣出現後所產生的各種變化。24
宋代沈括曾提以貴金屬金銀等為材料,鑄造新錢,以加速市面貨幣流通速
度。沈括所提出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數量間的問題,代表了宋代高度經濟繁榮
下,必需擴充貨幣供給思維的回應。25銅錢大致上於明清兩代穩定,但在清代仍
存有好錢與歹錢之分,其中金屬貨幣之缺漏歷時兩千餘年,始終無法克服。26
元代大規模的使用紙幣並做為唯一的貨幣形式,但不意外的發生偽鈔泛濫、
零鈔缺乏、鈔本挪用與發行數量失控等問題。27到了明代大明寶鈔之濫發,造成
嚴重通貨膨脹,元明兩代的貨幣政策失當,導至了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對紙幣的不
23
趙天俊,
《貨幣學》(臺北:大同書局,1954 年),頁 107。
周代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王弗聽,卒鑄之。西漢時,貢禹請孝元帝羆鑄錢之官,勿復以為
24
幣。 南朝宋時,明帝甚至拒鑄新錢而專用古錢,因市場上惡錢量多,甚者入水不沉。參見撰
人不詳,
《錢幣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
25
姚遂,
《中國金融思想史》
,頁 132。
26
張庸吾,
〈清季臺灣之貨幣流通考〉《臺灣經濟史初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4
,
年),頁 22。
27
屈文軍,
〈元代鈔法敗壞的原因〉《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北京:華文出
,
版社,2005 年),頁 128。
9
24
21. 1933 年準備辭職的宋子文仍以財政部長的名義,發佈了廢兩改元的計劃,
按著自己在上海的人脈,廢兩改元的政策被上海各金融大頭們普遍認同,推展順
利。47以上海市為例,一元國幣同「上海九八規元」七錢一分五厘、同「武漢洋
例銀」六錢九分四厘、同「天津通用銀兩」七錢五分七厘九。48其過程相當於今
日歐元(Euro)的統一過程,只是其對象仍停留於可兌換的全值貨幣49。由於新銀
元鑄造與監督甚嚴,成色統一固定,故新銀元迅速為市場接受。為二年後的法幣
建立基礎。50
二、法定貨幣通行中國
講到法幣之發行,多數學者均會提到 1934 年美國的「購銀法案」對中國銀
價之衝擊。按中國以銀為本位,世界上銀產量遠多於黃金,量多則價格易漲跌。
自民國建立以來,經濟過數次銀價暴漲暴跌,若比擬今日情況,一如新臺幣匯率
之暴起暴落,對國家經濟衝擊巨大。臺灣劉文賓在其碩士論文中認為上海、廣州
等大城市商家倒閉者眾,說明在 1935 年白銀危機到達前,中國經濟達至相當恐
慌的地步51,趙蘭坪則以經濟國難來形容。52
然而全球局勢與國際銀價起落固然是重要原因,但若環顧中國當下全國政治
版圖,會發現恐怕政治局勢的動盪比起國際金融風暴更能讓中國殘破毀壞。在東
北,1934 年溥儀在「新京」長春稱帝,年號「康德」
,並在日本關東軍的支援下,
占領山海關。在新疆,1934 年盛世才統有全疆,恃俄國支援,名稱上遙奉南京
國民政府,實派兵駐於哈密,扼新疆東道門戶。53
1933 年五月贛南剿共國軍積極以「用兵不如用民」之理,配合築碉堡與修
道路迫近贛南蘇維埃區。1933 年年底「一二八上海之役」揚名的十九路軍爆發
「閩變」
,政府軍費時近一個月弭平。同時國民政府軍猛攻共產黨贛南最大本營
的蘇維埃區,並一路追擊至四川、滇黔之地。54戰爭本質即是金錢,偉大的戰爭
必需要有雄厚國力支撐。國民政府缺乏雄厚的國力,則必需想辦法創造與改良政
47
吳景平,
〈孔祥熙與宋子文〉《檔案與史學》(上海:檔案與史學編輯部,1994 年,02),頁 37。
,
趙蘭坪,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頁 66。
49
D. Robertson, Mone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9), p37。新鑄貨幣之變化請參見呂昭
隆,
〈21 年版帆銀海鷗才值錢〉《中國時報》
,
,2007 年 4 月 17 日, A6 版。
50
虞寶棠,
《國民政府與民國經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02。
51
劉文賓,
《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1935~194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8 年),頁 11。
52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美各國貨幣貶而中國銀元相對升值,進一步的造成中國商品出
口困難,國家經濟陷入不利的狀態。加上 1934 年美國的購銀法案,造成世界銀價狂升,中國白
銀外流嚴重,金融陷入困慌,是為中國經濟國難。參見趙蘭坪,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頁 87。
53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頁 728。
54
張玉法,
《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年),頁 242。
13
48
23. 參、戰爭體制下的貨幣制度
一、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
中國歷史上不乏以貨幣制度養戰的措施,清咸豐年間為了籌措戰費鎮壓太平
天國的起事,由戶部發行官票。1853 年開始發行,面額自一兩到五十兩,又發
大清寶鈔,自二百文自兩千文,隨著戰事擴大,又有五十千文與百千文的大鈔,
這些鈔券到了 1861 年已無人問津,每千文在市場上只值二三十文。60
清末至民國初年,中國市場以銀兩、銀元為主要貨幣,由於銀本身有其固定
價格,不易眨值。如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磅與馬克相繼放棄金本位制,
幣值皆走貶。中國銀元本身有銀質之保障,相對於他國貨幣,實為升值。中國在
這樣千載難逢的好時機,趁中國銀元兌外幣之匯價上昇,入超之量減少之際,行
幣制改革,脫離銀本位制度,實在可惜。61
縱觀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非但沒有圖治於貨幣改革,反而內戰不已。
中國經濟不能走上軌道,不當全盤怪罪於銀價之起落或是外國政府的操弄,國內
政局動亂是一大主因,政府非但沒有扶植政策,更有殺雞取卵之舉。
觀中國自 1916 年起,有反袁世凱之二次革命、張勳復辟之戰、四川雲南軍
閥之混亂、南北護法戰爭、直皖、兩次直奉戰爭、兩次桂粵戰爭、湖南湖北、湖
南四川的軍閥混戰等。62戰爭要錢,軍隊便控制交通以營利,課徵雜稅為抬升商
品成本,妨礙銷路,也阻礙原物料之供應,陷經濟發展於困境。
一般來說,戰爭在幾種狀況下是對國家經濟有好處的,一如今日美國的軍火
工業、中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匯價上升而入超減少等。這種好事會發生主要
有個前提,就是戰爭不是發生在國境之內,而且國家之貿易與交通往來不受干
擾。這樣因戰爭而得利的國家將樂於出售武器,或是借出戰債。中國的內戰則是
對國家經濟的重傷,主要分以下兩點來看:
1、兵員的擴充:勞動力無法投入於生產與貿易,進而耗損經濟實
2、交通的破壞:地不盡其力,貨不倡其流,經濟不得發展
《上海總商會月報》於第三卷第六號中〈中國工商業失敗之原因及其補救方
60
郭彥崗,
《中國歷代貨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102。清中葉每石米約值一
兩銀,可見當時貨幣政策初行之面額大小。
61
趙蘭坪,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頁 33。
62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頁 583。
15
26. 圖二之二:國庫支出實額與軍事、建設費所佔比重曲線圖(1936~1945)
20.00
70
18.00
60
16.00
50
14.00
百
分
40
比
重
單 12.00
位
: 10.00
億
元 8.00
30
6.00
20
4.00
國庫支出折合戰前幣值
2.00
軍費所佔比重
10
建設費所佔比重
0.00
0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參考資料〕張維亞,
《中國貨幣金融論》(臺北:自印,1952),頁 138-140。
〔表格製作〕張翰中
面對向銀行的借墊款,政府只好發行公債,而這些公債名目繁雜,而且利率
低得可憐,向人民發行公債等於是要人民樂損,買氣當然不高。65於是剩餘的公
債只好要求銀行攤派,銀行以此作為發行金準備,於是印製了更多的鈔票。
在高利高通膨的情況下,又傷及政府稅收,於是中國在艱苦的戰爭中讓財政
循環的惡化。為了不使國家崩潰,1941 年中央政府直接向人民徵收實物,名目
包括徵實、徵借與徵購。這樣開財政史倒車的做法,反而在戰時得到良好的效果。
66
又因為國家需要集中資源增印鈔券,1942 年財政部通令各省停印省券,將所有
印製能力,印製法幣,間接性的達到國家貨幣集中發行的目標。67
圖二之三也可以看出,歷史財政支出的大宗幾乎都是軍費,在戰爭之下,為
了中國政權之獨立與自主,這樣的分配也是無可厚非。面對高漲的軍費,並非即
時修正的財政收入可以應付。蓋戰爭維修量之巨大,兵源糧秣等也非隨徵隨到。
故對戰爭各國而言,最快速的方法即是增發貨幣,以補戰費之不足。68而高漲的
戰費最終的表徵形式則是通貨膨脹,如美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巨額公債、
65
趙蘭坪,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頁 140。
趙蘭坪,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頁 137。
67
李駿耀,
《中國紙幣發行史》
,頁 79,收錄於中國貨幣史銀行史叢書編委會編,
《民國小叢書.
中國貨幣史銀行史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總頁 1323。
68
劉文賓,
《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1935~1948)》
,頁 84。
18
66
27. 德國於戰後第五年爆發的空前通貨膨脹等。69
1941 年 7 月 7 日 財政部長孔祥熙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抗戰四週
,
年紀念專刊中發表《抗戰四年來之財政與金融》說:
「待戰爭發動以後,抗戰建
國,同時並進,通貨之需要,因之更形殷切,發行數額,自有相當之增加,蓋欲
抗戰建國,愈增加籌碼,必須增加發行,此為論何國戰時財政必有之現象,我國
自亦不能獨外。」孔祥熙竟然認為:
「發行數額是否逾量,不在乎數目多少,而
全以是否適合於社會之需要,以及是否超過飽和點以上為定。若以此衡量我國之
現在發行數量,不但未超過飽和,且反在飽和點之下。」70自此之後法幣的發行
量與日俱增,列表簡析下(參見表二之二:戰前戰後法幣發行額度表)。
69
70
趙蘭坪,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頁 144。
張靜如等編,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中國社會之變遷》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14。
19
28. 表二之二:戰前戰後法幣發行額度表(1937~1948)
單位:億元
年/月
1937 3
發行額度
年/月
13.65538 1941 3
發行額度
年/月
91.56465 1945 3
發行額度
2468.64954
6
14.07202
6
107.15406
6
3980.82307
9
15.44456
9
126.52048
9
6737.93162
12
16.39097
12
151.32759
12
10319.31915
1938 3
16.79087 1942 3
175.10363 1946 3
13592.84882
6
17.26997
6
249.44971
6
21159.96952
9
19.24737
9
276.06515
9
27005.55872
12
23.05176
12
343.59576
12
37261.18368
1939 3
24.11063 1943 3
404.22378 1947 3
57440.89214
6
29.68305
6
468.73301
6
99351.76815
9
35.86992
9
604.59601
9
169481.61314
12
42.86636
12
753.78781
12
331885.75810
1940 3
46.89526 1944 3
959.13657 1948 3
696821.57479
6
60.62669
6
1227.99488
6
2625353.74640
9
68.41831
9
1501.75103
8/19 6046427.76182
12
78.66664
12
1894.60659
〔參考資料〕
張維亞,
《中國貨幣金融論》
(臺北:張維亞自印,1952 年),頁 155、
271。
〔表格製作〕張翰中
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曾極力批評國民政府「只在通貨膨脹的表徵(symptoms)
努力尋求解決之道,卻未就真正引發通貨膨脹的要因(causes)對症下藥。」71實為
過於苛刻,按國民政府保衛戰爭要繼續下去,就絕對需要對國內徵用一切,實為
不得已之舉。至於國內所引發的物價騰貴,則是人為因素,非經濟政策所造成。
另外趙蘭坪認為國民政府發行通貨的政策,與「通貨膨脹政策」有一定的差
71
Kia-ngau Chang,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8 ,P365.劉文賓引其原文時誤植
「symptoms」為「sympotoms」
,此處已更正之。
20
29. 距。通貨膨脹是為果,其原因有許多種。按趙蘭坪所述,戰爭除了發行貨幣暫墊
戰款,另外徵用物資造成供不應求,也是通貨膨脹的原因。而國民政府之增發鈔
券之舉,不應視之為「通貨膨脹政策」
。蓋此政策用於 1929 年美國經濟大恐慌之
後,用以推動市場活絡之氣氛;或用於蘇聯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用以廢
除鈔券,改用勞動券。72
趙蘭坪這樣的述敘,實有為國民政府平反之意。1938 年十一月,中央銀行
建議發行無準備金的空頭法幣五億至十億元。1939 年一月的國民黨第五屆五中
全會通過「軍費所著與收買物資仍以法幣」
,基本上就是明顯的決策。73至於名
詞上的爭論,實屬無義意之舉。
戰爭中法幣的麻煩不止來自於於內部永無止境的增加發行,在對外部份還有
「聯銀券」與「中儲券」的掣肘。日軍於 1938 年於北平成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發行鈔券,簡稱「聯銀券」
。1940 年汪兆銘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並於 1941 年成
立中央儲備銀行,發行鈔券,簡稱
「中儲券」 74早在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初,
。
列強各國在華之租界行成一奇特的經濟特區,由於各國之中立,並以法幣為流通
貨幣。75由於英美等國的承認,加上日軍扶植之中國聯合銀行資金薄弱,不易被
接受。國民政府為了爭取法幣在淪陷區的強勢,不惜在損失法幣外匯價的情況
下,與日軍打貨幣之戰。76
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直入各交戰國租界,法幣於淪陷區的據點一一消
失,日軍不再與法幣交戰,改而開始以法幣套取中國外匯為主要目標,國民政府
為了因應此舉,放任國內黑市之外匯價位,使外匯留於國民政府統治區。77
日本在淪陷區的金融政策,主要目標即是破壞法幣的信用。淪陷區法幣的破
壞,不僅影響當地的金融勢力,也波及到重慶方面。當時的中央儲備銀行顧問木
村增太郎說:
「中國若無 1935 年之幣制改革,則無 1937 年的抗戰。78」日本設立
偽銀行,套我法幣換取外匯,造成我國法幣嚴重耗損,匯價下跌。此外又發行偽
鈔及軍用票取代法幣,禁止法幣的使用,因而法幣大量流入內地,使法幣爆增於
72
趙蘭坪,
《現代中國貨幣制度》
,頁 134。言蘇聯借過度發行盧布券,將紙幣之價值貶至極低,
借以消滅貨幣,實現社會主義政策。
73
虞寶棠,
《國民政府與民國經濟》
,頁 264。
74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歷代貨幣》編輯組編,
《中國歷代貨幣: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公元二十世
紀》
,頁 159。
75
劉文賓,
《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1935~1948)》
,頁 105。
76
劉文賓,
《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1935~1948)》
,頁 120。
77
劉文賓,
《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1935~1948)》
,頁 124。
78
錢大章,
《敵偽金融》
,載於《金融知識》第 2 卷第 2 期
21
30. 國民政府統治區,過多的通貨進一步的造成通貨膨脹。
與日本作戰期間所演生的貨幣問題甚至持續至戰爭結束之後,按「偽中央儲
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與「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
,中儲券 200 元
折換法幣 1 元,聯銀券 5 元折換法幣 1 元,而當年日軍強迫淪陷區人民以法幣 2
79
元折換中儲券 1 元,法幣 4 元折換聯銀券 1 元。 淪陷區人民在短短五年多的時
間被國家機械剝皮兩次,1945 年國民政府公佈上述兩條收換辦法之後,輿論譁
然,民怨四起。
三、終戰之後法幣的困境
大多數中國學者將國民政府的貨幣政策切開成兩個部份來探討,一個是戰時
的法幣政策,一個是接收時期的法幣政策,這是按著時代區隔的斷代。事實上中
國自 1937 年起根本沒有戰時以外的和平時光,即使在對抗外辱的戰爭中,國共
雙方仍然相互指責對方沒有盡力於對日作戰。80
法幣自 1935 年發行以來 持續承受增加發行的壓力 這壓力並沒有因為 1945
,
,
年同盟國勝利而有所減輕,中國的土地上自 1916 年起無時不刻不在戰爭,直到
對日戰爭結束前,重慶與延安當局仍就地盤擴張不斷衝突,1945 年後緊接著將
土地擴張的企圖白熱化,重慶當局借美國軍事力量將軍隊空運至各大城市,延安
方面也不擇手段的破壞交通與經濟來阻撓接收。
法幣可以說完全的毀滅於國共內戰之中,本小節即是用來試論法幣的毀滅,
法幣之毀滅,也同樣可視之為國民政府的經濟毀滅。內戰破壞國民政府的貨幣政
策,主要表現於兩個方面,第一仍舊是軍費的高漲,第二則是接收日軍佔領地的
失敗。
孔祥熙曾云中國與共產黨的內戰失敗,起源於經濟政策的失敗。81所謂經濟
的失敗,正是表現於軍費耗繁,形成填不滿的無底洞,拖垮了國民政府的財政。
自 1946 年至 1948 年,國民政府的財政赤字總是占總支出的六成以上,意思即每
年花費有六成是累積在債務之上。國家財政陷入了拆東牆補西牆,以新還舊,惡
性循環的境地。此外又加徵各種稅目,增加納稅者的負擔,一時民怨沸騰,社會
動蕩,這些都衝擊並加速經濟的崩潰。82
日本投降事屬突然,重慶國民政府沒料到日本垮臺之迅速,尤於國軍是時處
79
80
81
82
寶棠,
《國民政府與民國經濟》
,頁 449。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頁 829。
瑜亮,
《孔祥熙》(臺北:臺灣省政府印刷廠,1958 年),序言,頁 9。
劉健清主編,
《中國國民黨史》(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556。
22
36. 第二節、臺灣日 時期貨幣制度之建立
第二節、臺灣日治時期貨幣制度之建立
壹、現代化貨幣政策源流
除了瞭解終戰前後中國貨幣體制,討論戰後臺灣貨幣改革,有必要回顧日本
治臺時期貨幣制度之建立,而是本在臺灣所建立的貨幣制度,又是全盤自西方貨
幣學說移植而來,以下介紹二十世紀初的貨幣主流學說。
在西洋貨幣本體論的部份,起源於 16 世紀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盛行的年
代,就貨幣的本體性質,發展出兩種論點,一種稱之為金屬主義(metallism),另
一稱之為名稱主義(nominalism)。前者著重於貨幣的內在價值,鑄幣用的貴重金
屬含量將與貨幣的價值呈現緊密的正相關,按其理論,最後發展成貨幣商品說
(commodity theory of money)。86後者則認定貨幣本身價值是由國家與法律所確定
與保障,這起源於 16 世紀貨幣減損政策(debasement of money) 的推行,各國因
窮兵黷武而急需資金,是故推行貨幣減損政策,降低貨幣成色而增鑄發行。在這
波貨幣減損政策中,充份顯示出國家法律強加於貨幣之上的優勢,是故名稱主義
論者認為貨幣之值非本身固有,而是外力法律所付予。
由歷史的演變來看,19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金屬主義之高峰,其代表制度為
商品貨幣本位制度(commodity-money standard system),該制度之特色在於細的
規範貨幣的重量、成色、鑄造與發行等,其重點在於確保貨幣之價值穩定,進一
步的贏得人民的信心,其中最著名者即是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 System)。87
而名稱主義這一派因為非主流之原故,始終未具有影響力,理論也未成系
統。直到 1905 年,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發表貨幣國定說(State Theory of
Money),確立了明確的主張。貨幣國定說開宗明義的表示了所有的貨幣皆由法
律而生,而欲研究其制度必先查其歷史。88克納普的思想代表了二十世紀初期部
份主流思潮。在金屬主義之商品貨幣本位制度正盛行時,名稱主義之貨幣國定論
已然漸漸成形。就貨幣發展形態而言,名稱主義的想法已然超前時代,值得注意
的就是克納普發表文章之際,亦是日本著手臺灣金本位推行之際,這樣時間點上
的重合,對於臺灣銀行與臺灣貨幣制度必有影響。克納普氏的主張,與不兌換紙
86
87
88
趙蘭坪,
《貨幣與銀行》
,頁 8。
李榮謙,
《貨幣銀行學》
,頁 29。
G. F. Knapp, State Theory of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Company Limited, 1924),p1.
28
37. 幣(inconvertible paper money)有相同的相據。89
貳、臺灣貨幣的統一與推動金本位的過程
一、1895 年當下之臺灣貨幣結構
1895 年五月,臺灣巡撫唐景崧與防務幫辦劉永福共組臺灣民主國,設立官
銀錢票總局於臺南,發行島內第一組紙幣,這種不兌換紙幣沒有發行多久,經過
短暫而局部的流通後終告消滅。90這個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其貨幣政策極具軍事
統治色彩,並以臺南市富人之財產為擔保,發行了「壹大圓」「伍大圓」與「拾
、
大圓」的紙幣,之後更約定待戰爭勝利,鈔券之持有者可領回五倍之本金。91
臺灣貨幣發展史上,鈔券之出現並不是代表經濟規模已發展至此,而是戰爭
通貨膨脹之另一手段。回顧日軍領臺之前臺灣貨幣形態,1874 年五月日軍在南
臺灣的軍事行動中,支付與當地原住民的工錢是一天三角銀(約美金三分)。921884
年英商陶德(John Dodd)在其記錄裡記載因城內混亂 以兩銀元雇請中國保鏢 93在
,
。
清代之前,臺灣的主要貨幣以銀銅為主,當中銀銅兌換自 1:1020 到 1:1500
之間,兌換率隨著銀元之成色與銅錢之好壞起伏。更甚者銅錢中分
「歹錢」 「好
與
錢」
,好錢十文同十校,壞錢十文以十二枚至十五枚計。民間尚有「公認的劣錢
混用比」
,足見通貨之混亂。94
由此可見,金屬貨幣制度行使之下,混亂與難以通行是臺灣貨幣市場的特
色。95自中國銅錢流入臺澎地區開始,經歷荷蘭人引入的銀元、鄭氏王國自鑄的
銅錢,到清代開鑄的通寶,其貨幣之價值不隨時代之久遠而終斷,交易之媒介因
成色與質量之不同而各有行情,而這樣情況更因日本經濟勢力進入臺灣而更加混
89
李榮謙,
《貨幣銀行學》
,頁 22。
張庸吾,
〈清季臺灣之貨幣流通考〉《臺灣經濟史初集》
,
,頁 23。
91
Albrecht Wirth 著,周學普譯,
〈臺灣之歷史〉《臺灣經濟史六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
,
室,1957 年),頁 70、72。原文引自 Max von Brandt, 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97,
Stuttgart 1897. 曹譯文中誤植為「Dnei Jahreostasiatischor Polilila」
,見頁 69。其「大圓」
92
Edward H. House,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okio, Edward H. House, 1875), p55. 按清
兵探報云:
「最初每日工銀一元……後林明國定無論遠近,每日三角。」
,見沈雲龍主編,
《同
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3 年),頁 27。
93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8), p227.
94
張庸吾,
〈清季臺灣之貨幣流通考〉《臺灣經濟史初集》
,
,頁 22-23。劣錢混用比中,有「一九
錢」
,即百文錢混入十枚歹錢,也有「對開錢」
,即百枚之中好壞對半。
95
關於這樣混亂的情形,貨幣價格不穩定以致商業債權與債物之不當得利,同時也是國家與社
會的災難。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Money, p31-32。
29
90
38. 雜而熱鬧。
1895 年日本統有臺灣前,臺灣的貨幣已極為混亂,除原有清季前始於流通
之銀塊、銀元、銅錢等各式貨幣之外,計量單位也甚為歧異,元、兩、角、點與
文。96但大致上貨幣單位緊密與重量結合,充份反映金屬貨幣之計價特色。日本
領有臺灣之後,首要面臨的即是臺灣通貨混亂的問題。
二、日治初期臺灣貨幣統一過程
日本治臺初期政績顯著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以「無方針政策」為初期治臺
之方針,推行「舊慣調查政策」
,以便民為原則讓臺灣人民維持舊有習慣,包括
商業行為中的度量衡與法規等。97因此,直到 1903 年,舊有的度量衡系統與新
式公制並存;而晚至 1923 年,日本之「民法」「商法」與「商法實行條例」等
、
一系列現代化商業法律才適用於臺灣。98
與上述之政策相反,對於臺灣的貨幣制度,日本當局認定是非改不可,而且
有極為迫切的需要。1895 年之後日本在臺灣之幣制改革,計分有三個時期。第
一期:1895 年五月~1897 年十月,日軍進入臺灣至日本國內實行貨幣法(金本位
之實施),是為臺灣貨幣混亂期。第二期:1897 年十月二十二日~1904 年六月三
十日,日本金本位之實施與臺灣舊慣貨幣之衝突,是為暫定幣制期。第三期:1904
年七月一日~1909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灣銀行發行金券至銀券兌換結束,是
為日本與臺灣幣制統一階段。99
自混亂之統一的過程之中,主要有兩個發展線:一是貨幣單位的統一,二是
貨幣穩定制度的建立。對於前者,若按中國貨幣改革發展,相當於 1904 年之
「國
幣條例」與 1933 年的「廢兩改元」政策;對於後者,則介於 1935 年的「法幣政
策」與 1948 年的「金圓券政策」之間。100
日人治臺後,發現臺灣與中國經濟體相連,人民喜好銀圓,並以銀圓為主要
貨幣。但是日本自 1897 年起,即實施金本位制度,銀價在中國雖然是主流貨幣,
但在中國之外的地區,也視同一般商品,其價格波動極大。101為此,臺灣總督府
96
張唐吾,
〈清季臺灣之貨幣流通考〉《臺灣經濟史初集》
,
,頁 29。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 past and present, 597.
98
度量衡制度參照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2002 年),頁 31。舊慣調查以日人治臺實行商法之過程為例,參見高淑媛,
〈日治前期臺灣總
督府之企業管理政策(1895~1923)〉《臺灣史研究》
,
,第十二卷第一期,2005 年六月,頁 63。
99
北山富久二郎著,周憲文譯,
〈日據時代臺灣之幣制政策-自雜色貨幣進入金本位制過渡期中
之諸問題〉
,頁 91。
100
前者即自雜色貨幣至統一幣制,後者為自商品貨幣至名目流通貨幣。卓遵宏,
《中國近代幣制
改革史》
,頁 318。
101
名倉喜作,
《臺灣銀行四十年誌》(東京: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1939 年),頁 43。
30
97
42. 比較起銀元轉換至金本位體係,象徵貨幣(token money)的建立相對為簡單。
1897 年臺灣銀行設立之後,開始其在臺灣貨幣改革中之重要角色。1899 年,發
行第一張有準備金、以現代化銀行體係發行的紙幣。由於當下經臺灣總督府指
示,有迅速發行紙幣之必要,臺灣銀行第一批銀行券之形式與圖飾均取自日本政
府舊版紙幣,只有文字部份有少部更改。111
1899 年臺灣銀行發行之鈔券,以銀圓為單位,簡稱銀券(參見圖論文頁 43
圖二之六:臺灣銀行券壹圓銀券圖)。其票券正面為面額與銀行號,背面文字以
壹圓銀券為例,如下:
憑票在臺灣銀行隨時換銀壹圓遇有將票私行假造或為改作定按國律治罪
不貸 THE BANK OF TAIWAN, 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ONE YEN
in Silver.
其中昭告性質明顯,並有加強保證之意味。其對刑罪之嚇阻,其源自於對名
目貨幣之保障,其中對偽造者之警語可見於中國宋代之交鈔,或是同時代 1904
年德國帝國馬克券上亦有相同之警語。
臺灣銀行券的發行,代表臺灣貨幣制度已向統一貨幣與象徵貨幣的方面前
進。雖然對日本之終極目標而言,距離尚遠,但制度之創設、銀行之設立與紙幣
之發行已奠下基礎。
三、臺灣貨幣金本位體系之建立
(一)、日治維新的金本位經驗
金本位制度,其定義在於維持一國貨幣單位之價值,使其貨幣與一定重量之
黃金連繫。英國在這方面自拿破崙戰爭之前就已建立某種概念,戰爭時期之特色
即切斷貨幣與黃金之間的關係,即意味著因戰爭而起的通貨貶值。金本位之穩
固,在於使人民相信政府對貨幣之保障,而且黃金之穩定價值更是該國貨幣之雙
重保障。112
日本圓(円,yen)之建立始於 1871 年新貨幣法通過之後,並規定一圓折合銀
24.26 克,折合金 1.5 克。113按其字面意思,是為仿歐洲之金本位政策,但日本
甫重生於明治維新,財政與幣政均缺乏經濟與窮困,金本位制度並不易維持,加
111
112
113
名倉喜作,
《臺灣銀行四十年誌》
,頁 55。
D. Robertson, Money, p53
大藏省編纂,
《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十三卷》
,頁 52。
34
43. 上立於中國經濟圈週圍,銀貨交易頻繁,故實際仍行銀本位制。1886 年,日本
正式實行銀兌換政策,即是銀本位建立之始。114
然而日本正式實行銀本位制以來,正逢國際銀價下跌之際。1890 至 1895 年
中,銀價下落近五成,對於用銀貨為主的日本經濟已造成傷害。適逢中日戰爭結
束,除了戰爭賠款庫平銀兩億兩之外,加上遼東半島還付報償金三千萬兩與威海
衛守備費償金一百五十萬兩,日本總收入兩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兩,並折合英磅三
千八百萬磅,以此為準備金,策劃推動金本位制度。115當中 1897 年日本開始實
行金本位政策,臺灣第一階段的幣制改革時間即是在殖民當局的要求下配合,立
即實行。116
日本實行金本位政策,與臺灣之間有密切的關聯。在時間點上,日本之金本
位制度推行,與臺灣統合貨幣於銀本位制度同步,切確來說是前者帶動後者。對
於日臺間貨幣改革的關係,主要有兩點看法。(1):在臺灣推動之貨幣改革促進了
臺灣統一的幣制,為日後之資本主義化奠下基礎;(2):臺灣幣制改革是為加速其
與日本國內的接近關係,以利日資進出。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出版的《臺灣
經濟史》中,所採取的觀點即為前者,而以左派思想著稱的矢內原忠雄則持後者
觀點。117
從時間點來看,日本實施金本位之時間與臺灣實施金價銀本位(通行銀貨之
金本位政策)之時間重合,頗有將日本銀貨注入臺灣市場之意味。按日本於 1897
年當下國內流通銀圓即達一億餘圓,從論文 32 頁表二之四:臺灣各式流通貨幣
統計表可知,自 1895 年至 1898 年臺灣市場即承受近兩千五百萬餘圓銀元之移
入。118這段時間自日本流入臺灣之銀圓量,接近同一時期日本流通銀圓量之四分
之一,由此大致可推估日本市場與臺灣市場之貨幣流通量,當中日臺兩地銀圓因
幣制改革而產生流通變化的問題,當有再探討的空間。
(二)、臺灣金本位制度之實施
考慮到臺灣舊慣與日本正開始的金本位改革,臺灣總督府融合出當時獨步全
球的
「流通銀貨之金本位制」
,以銀圓鎖定金價調整,將本位貨幣(standard money)
114
北山富久二郎著,周憲文譯,
〈日據時代臺灣之幣制政策-自雜色貨幣進入金本位制過渡期中
之諸問題〉
,頁 92。
115
大藏省編纂,
《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十三卷》
,頁 63。
116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頁 32。
117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頁 35。
118
大藏省編纂,
《明治大正財政史.第十三卷》
,頁 68。北山富久二郎著,許冀湯譯,
〈日據時
代臺灣之幣制政策-自雜色貨幣進入金本位制過渡期中之諸問題〉
,頁 136。
35
46. (三)、臺灣銀行券之發行與後續發展
早期不論銀券或是金券皆為橫式,正面使用龍鳳圖案,印有銀行名號、面額
之日英文對照與券號。1918 年第一次改版,則轉而採用橫式票券,取消金圓,
改稱面額。並加註本券之金本位擔保,以壹圓(參見論文 43 頁圖二之七:臺灣銀
行券券壹圓圖)為例,之正反面文字如下128:
臺灣銀行券,壹圓,臺灣銀行頭取之印,此券引換に金壹圓相渡可申候也
THE BANK OF TAIWAN LIMITED, 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ONE YEN IN GOLD
此版本之票券正面一律印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圖像,背面一律以臺灣最南端之
鵞鸞鼻燈塔為背景。象徵著日本在臺統治之正當性與向南開拓的決心與目標。當
時任頭取(總裁)的柳生一義曾強烈要求東京印刷局務必使燈塔放出光芒,鵞鑾鼻
不但對臺灣而言是為全島之最南端,對大日本帝國而言亦是帝國領土的最南端,
其思維由此可現。129
臺灣銀行券取消金圓字樣,改稱面額之後,基本上達到金屬貨幣代用券的階
段,雖然市面上已不見金幣銀塊用於帳務收付,但為了鞏固民心,在鈔券上仍印
有「券引換に金拾相渡可申候也」字樣。
1905 年之後,臺灣銀行券隨日本殖民體制之完善而發行量穩定成長,並於
1818 年與 1919 年間有快速之增加,應與一戰終戰有關,並於 1920 年有收縮趨
勢。可參照下以表格:
128
129
臺灣銀行史編輯室,
《臺灣銀行史》
,卷頭六頁圖片。
臺灣銀行史編輯室,
《臺灣銀行史》
,頁 51。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