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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识为先，才学并茂——浅谈中国古代史学家修养问题
- 1. 德识为先，才学并茂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学院 何文超 2005.12.01
Editor's Notes
- 大家好！非常感谢前面几位同学的精彩演讲，他们把中国古代史的风貌给大家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大家对中国古代史的地位、成就以及其优良传统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汇报的题目是《德识为先，才学并茂》。下面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在这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
- 大家手头上有好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包括书籍、期刊还有网络文摘。而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使用的教材。那么，大家相信我们所用的教材写的都是真实的吗？大家现在默认它是真实的或者暂时无法判断，那么我再问你们，抛开真实与否，大家觉得教材的说明及其引用的史料通俗易懂吗？还有，大家觉得作者有没有误解史料呢？作者有没有隐瞒真相呢？作者有没有误导读者呢？……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源于一个根源。那就是历史学家的自身修养问题！这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
-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历史学家，众多的历史资料，都有赖于他们的编纂。但是，历史学家并不是孤立于历史之外的。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都在研究过去的历史，但是，他们本身也处于历史长河当中，他们的将来也将被研究。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关注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是否也需要关注历史学家本身呢？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国在不同时期又出现了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历史上所研究的历史。 可以说， 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 是同史学家十分注重业务和思想修养分不开的。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重视史家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真实记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上，人们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有过不同的探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渐渐形成共识——德识为先，才学并茂！但这个共识、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提出来的。下面我们来看看史家修养的各种标准和要求在历史上的发展。
- 所谓史家修养，就是史学家的自身素质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孔子，其后多位研究史学家的史学家相继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到清代的时候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关于史家修养问题的理论体系。这一过程中，主要的贡献者分别是孔子、刘勰、班固、刘知几、揭傒斯、胡应麟和章学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称得上是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们关于史家修养的观点。
- 孔子在《左传》说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显然，孔子非常看得起董狐，认为他是一个优良的史学家，孔子下这个结论的标准就是董狐在撰写历史的时候，不隐瞒历史真相！
- 既孔子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素心”说，要求史家在分析评价历史时，应做到“析理居正” 。就是说，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心要朴素，不能有偏心，撰写历史文献要分析各种事件的原理，实事求是地记录，不要受其他因素干扰。
- 我们再来看其后的班固，他研究了司马迁和他的历史著作《史记》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他称赞司马迁有优良史学家的才华。究竟司马迁有什么才华呢？班固说，他善于叙述历史事实和道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他的文风爽直，叙述有根有据，不会大肆渲染一些好事，也不会隐瞒一些坏事。所以，班固认为司马迁写的东西，是实录！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班固对史家修养问题的研究，已经兼及了史家的撰史才能和史书文笔等问题了。
-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孔子、刘勰和班固都对史家修养问题做出自己的论述，但是他们都是比价零散的，而且只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并没有抽象出来，提到理论的高度！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对史家修养问题做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呢？——到了唐代的刘知几，他首次从理论上明确而全面地提出史家修养的问题，他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着三长的具体含义。
- 刘知几提到的史才，是关于撰史才能的问题，主要是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实际上这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的人都必备的素质，文字的驽驾能力直接决定了史学家所写历史的可读性。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要让人家一看就明白，不会误会，同时又要简洁，不要拖泥带水呢？很关键一点就是看他的史才！ 刘知几三长论中的第二长是史学，它是关于知识结构的问题，主要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它要求历史学家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有广博丰富的知识，深思明辨，则善而从。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专业功底的问题，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时候，面对眼前如此浩瀚的材料，包括成文的，包括口头的，包括观察到的，怎样去筛选？怎样去搜集到真正有用的材料？搜集回来的材料又怎样形成史书？这是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历史专业功底的，也就是刘知几所说的史学。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史识，它是关于撰著态度的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和其他历史观点。我们听说过“态度决定一切”！在撰写历史方面也有同样的道理，历史学家的修史态度，从本质上决定了他的著作的成败！ 以上就是刘知几著名的“三长论”。
- 到了元代，揭傒斯对史家心术作了这样的评论：他说，修史用人，“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他认为我们评价历史学家的是时候，评价其心术是核心内容。在学问、史事与心术三者当中，“心术”最为重要。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心术正还是不正能反映这个人的方方面面，因为心术对于其他因素是具有连带作用的。但话说回来，心术何为正，何为不正，其标准又是什么呢？揭傒斯没有说明。等到明代后期胡应麟在关于公心的解释上才作出回答。
- 明代后期的胡应麟在肯定刘知几的“三长”理论后，又补充了“二善” ，这里所谓的“二善”就是指 公心、笔直。他在《史书占毕》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就是说，按照刘知几所说的历史学家具备了史才、史学和史识之后，还不够。那还差什么呢？他接着 以董狐、南史、左丘明、司马迁与班固、陈寿、沈约、裴子野等人为正反两方面为代表，突出强调公心、直笔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三长”而无此“二善”，并不足以称其为史家。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二善的具体含义。
- 公心就是众人之心，是指社会之公是公非，并非专指著述者一己之心术是非。胡应麟在《史书占毕》强调“非以万人之衷为一人之衷不可也”。意思是说历史学家不能把私人的片面的观点写进历史，而应该在史书上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的认识和观点。 而笔直，就是事而如是书，不得曲笔，哪怕是并非失实之曲笔。具体来说就是历史上发生什么事，你就要写什么事，不要歪曲，不要修饰。 其实，当我们细致一点分析，不难发现，胡应麟这里的“二善”，实质上也是指史家的品德修养与撰著态度问题，这与刘知几所讲的“史识”并无多少实质性区别。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二善”论一直没有正式并入史学家修养理论体系里，无法与刘知几的三长论相提并论。
- 到了清代，章学诚在肯定“三长”和“二善”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史德”。什么是史德呢？史德就是高尚的道德。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他说：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 ?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在章学诚看来，“心术”主要指以下三点 : 一是要求史家从天人关系的高度去体察整个世界、认识历史。二是要求史家充分尊重客观历史，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尽量不要掺人自己的主观因素。章学诚并不认为在历史撰述中可以完全排除史家的主观因素，但是，史家只要有自觉的认识并努力去做，即使还有不足之处，也可以称得上具有良好的“著书者之心术”了。三是要求发自内心，用一种纯粹之心去感悟事物，并对之作出评价。
- 章学诚的这个理论得到后人的认可，并且把他的“史德”论并入刘知几的“三长”论，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的评价体系——德识为先，才学并茂！ 好，那么我所讲的关于史学家修养问题就介绍到这里。 总的来说，我们小组今天展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阐述了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还讲述了中国古代史的优良传统，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去了解中国古代史，从而给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以实在的材料和充分的信心，可以说，了解中国古代史学，是真正地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因为它能让你充分相信，你所了解的传统文化的来源，都是有根有据的，而非凭空想象的。总之，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意义究竟有多大，这就留待大家在今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