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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推土機
- 1. 1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夏鑄九 綠色推土機 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 Green Bulldozer The Squatters、Parks、Nature Estate and Institutionalized Landscape in 90’ Taipei 研究生：黃孫權 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六月
- 2. 2 目錄 前言：台灣的圈地運動 4 第一章 重擬社會地景的分析策略 1.1 現象觀察 8 1.2 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 11 1.3 寫作策略 13 1.4 文獻回顧 1.41 公園論述與地景設計論述之批判 14 1.42 生態政治學 18 1.43 文化地理與文化研究 20 1.5 一個社會地景暫時性的分析架構 27 第二章 綠化台北運動 2.1 替代性的償還 2.11 都市規畫的歷史債務 31 2.12 失敗的償還 33 2.13 空間新措辭 35 2.2 兩種綠色進路 2.21 公園私有化 37 2.22 公園社區化 40 2.23 社區認同與綠色資本主義 43 2.3 綠色修辭學 44 第三章 城市中的自然（神話） 3.1 挫敗的公園運動：七號公園 3.11 新興的社會運動 49 3.12 雙重棄民 53 3.13 宗教地景與人民版公園 55 3.14 永遠的森林公園 58 3.2 噴水池的午餐：十二號公園 3.21 獎勵破產 59 3.22 重返公園 61 第四章 台北主義 4.1 選戰謀略的台北化 64
- 3. 3 4.2 綠色和平計畫 69 第五章 反對市府推土機運動 5.1 墳墓家園 5.11 抗戰的怨靈與移民的天堂 76 5.12 非正式家園與經濟 78 5.13 貧困的專利 80 5.14 社區組織與領導權的形成 82 5.2 以專業與人道之名 5.21 綠色情結 84 5.22 運動代理者的權力與困境 92 5.23 街頭老把戲與舊結局 97 5.3 甜心賓館 102 第六章 結語：足以仰望的城市 105 6.1 邊緣性神話 106 6.2 自然狀態與自然房地產 110 6.3 從非正式地景到制度化地景 113 6.4 足以仰望的城市 115 後記 121 圖表目錄 表 2-1 民國 78 年 2 月底台北公園綠地開闢進度 43 表 2-2 民國 86 年台北個各行政區都市計畫公園 綠地，兒童遊戲場，廣場之開闢概況 43 圖 2-1 民國 86 年台北市各行政區都市計畫公園 、綠地、兒童遊戲場、廣場之開闢狀況圖 46 表 3-1 民國 70-73 年間工園工程費與補償費比例 52 圖 3-1 各年來公共設施（公園）工程補償費用與工程費用所佔比例圖 53 表 4-1 台北市近六年大選政黨得票率分析 69 表 5-1 86 年一月底台北市老人社會服利資源表 91 表 5-2 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之弱勢居民統計表 91 圖 5-1 媒體焦點與運動領欲域權力分析圖 94 圖 5-2 反對市府推土機聯盟被認為的社會位置圖 102 表 6-1 大台北地區公園旁住宅房價一覽表 109 參考書目 123 附錄一：反對市府推土機大事紀 130 附錄二：陳水扁與黃大洲拆遷安置辦法之比較 138
- 4. 4 前言：台灣圈地運動 A working country is hardly ever a landscape. Raymond Williams（1973:120） 黃大洲先生並且指出：十四、五號公園預定地是一塊充滿貧窮、狹窄巷弄、且墳 墓居期間、光線幽暗的違建聚落，也是市區內最窳陋的一處地方，在台灣經濟蓬 勃發展的今日，實不應存在於現代化都市之中。（立報，1994/7/8） 陳水扁說，以台北的富庶，這裡可說是都市之瘤、市民之恥，幾千個人睡在墳墓 上，令人無法想像，而一旁卻是國際級的晶華酒店，他每想起國際巨星麥可傑克 森住在晶華樓上，從窗戶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這種貧民窟，常覺得無地自容。 （聯合報，1996/11/10） 彼得卡諾德（Peter Kennaard）曾經用照相蒙太奇的手法，將英國十八世紀 著名的風景畫家康斯坦寶（Constable）一幅英國傳統鄉村地景的名畫作，剪接上 美國的巡戈飛彈，以諷刺美國機械化對於英國傳統農業地景的入侵。有趣的並不 是他擅用合成的科技，而是他將康斯坦寶不自覺接受「圈地運動」1 洗禮後的自 然美學意識形態的心血，變成一個對反的美學、反擬畫式（anti-picturesque）操 作的作品。像是對於十八世紀擬畫理論2 的反諷與重創，卡諾德的畫作建構了另 一種觀點（vision），對著圈地運動的社會地景遙遙對話。 1 有關風景畫美學和圈地運動經濟深遠互動之間的相關文獻，可參考 Ann Bermingham , 1986； Raymond Williams, 1973:120-127, 127-142。. 2 擬畫理論（Theory of the picturesque）首次見於 Reverend William Gilpin（1724-1804）的《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 On Picturesque Travel, and On Sketching Landscape》一書。他區分 了美麗（beauty）和擬畫的（picturesque）的不同。美麗的事物不一定是可畫的、適畫的，而擬 畫的對象比美麗的對象來的更適合被畫。擬畫的對象一定涵蓋自然的精髓，享有自然的味道。 Giipin 將「自然」與適合畫進圖裡的風景等同。換句話說，那些適合被畫進畫裡的景物，一定擁 有自然的狀態，有著自然的本質，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自然是由畫框的界線、畫家的眼睛 所挑選。擬畫理論不但影響了十八世紀末期的繪畫與美學理論，同時影響了十九世紀後新興的都 市規畫、景觀公園與地景設計，甚至影響了旅行論述。
- 5. 5 康斯坦寶相較於前期的風景畫家，已然進步許多，他不會愚蠢地將身處於美 麗風景中紳士們的幽雅姿態（gesture）視為當然，他知道這是一個生產關係改變、 土地財富重新積累的的一個結果。無奈的是，他仍然無法從幼時的鄉野經驗中自 拔，他一方面目睹新的土地資本累積所破壞的自然景貌，希望能夠透過畫作重現 幼時家鄉的美麗的風景，然而實現所望的當下又為圈地運動所造成的地景背書。 正如擬畫理論的美學其實是鄉野窮人為漸增的第一代農業資本家、中產階級提供 消遣的副本一樣。擬畫理論具體實現了富裕地主的價值與世界觀，「財產」就是 擬畫理論所連結系統思想的本體。在當時，這樣的允諾並不僅是康斯坦寶個人 的，就如同在康斯坦寶之前另外一位著名的畫家湯瑪士根茲巴羅（Thomas Gainborough）一樣，他儘管體驗比康斯坦寶來的聰慧，清楚的知道圈地運動經 濟生產重組的社會關係，知道畫上風景的自然不過是個神話，他也感受到第一代 農業資本家的浮現，知道真實裡頭其實是個人干預塑造自然以符合所需，然而在 他的作品裡，仍不免懷舊又迎新。 然而，經過新的文化地理學與風景畫（landscape painting）藝術評論的自省， 特別是將自然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得以連結圈地運動經濟地景和社會制度組織 的分析，在理論上拉出一條深遠幽微的歷史過程：從自然狀態（natural state）到 自然房地產（natural estate）3 。這些理論足以產生寶貴的經驗，使得我們可以在 今日看出地景論述自然主義的源頭，而使我們對於目前所處的環境變動不至陌 生。 英國十八世紀風景畫裡出現的美麗地景，其實是土地重新分派，私有化與工 業化並進的結果，也就是圈地運動的美學再現成績。在工業革命之前，農工是地 主的生產工具，工業革命初期，特別是英國當時以紡織工業帶頭發展全國性工業 的狀況下，穀類品的利潤遠不如羊毛，許多地主開始驅逐佃農，田園圍起籬笆， 重修地景、河流、樹叢，養起大批牛羊。在現實生活裡，除了優雅免於勞動的新 興身體外，油畫上出現的豐饒牛羊與美麗如畫的景色正是約翰柏格（John Berger，1972）所說的，是地主們四條腿的家具，是高價值而不會反抗的生產工 具，在當時，「對擅自闖入私地的判決是放逐；如果有人想偷羊，則他必須冒著 3 此種論點在許多文化地景的研究中可見，關於其詳細的內容，可參考 Ann Bermingham, 1986:9-33。
- 6. 6 被可能是地主的地方官處以當眾鞭苔的危險，在被當成自然的之中有著非常嚴格 的財產界線。」4 。大片無界的農地被新興的地主們分割，分割意味著另外一件 事：越大，看起來越無邊界圍籬者越富有。地主將農工逐出土地（因為羊毛的利 潤遠高於傳統農產品的收入），傳統的忠誠被契約與賦稅取代，土地的生產性與 無用性開始分隔，無用的比生產性的來的價值高（因為做為財產的證明，悠閒緻 美的景觀公園比農工犁地的景象容易，紳士自由和休閒的姿態比勞動者的身體容 易）。看起來「自然」成為社會顯赫的點金石，有能力從勞動市場脫離者才能構 成為一種新的社會位置象徵，成為一種階級姿態，擁有一塊私地是這種高雅的哲 學情趣的先決條件。如果說紳士般姿態（gentlemanly manner/easy）是一種新的 財富證明，那麼自然狀態就是一種地產的保證。 於是，生產性鄉村變成了美麗景觀，美麗景觀則由圖畫給予評價和內容，這 些觀念在藝術家、專業者普遍的認同下，形成了當時「真實的」社會美學價值─ 美景如畫。美景如畫是一種歷史經驗的指涉，一方面社會生產與經濟模式造就了 此種地景，畫家與詩人則藉由其敏感的心靈，作為一個分裂的、階級盲目的、外 來的觀察者，發明了風景畫風格，發明了自然主義，此種地景成為美學的對象 （object），藝品再現的永恆母題。再者，此種「愉悅景觀」與其再現又影響了、 重塑了地景設計論述的自然主義情節，地景設計專業崇拜自然主義，並且認為這 是協調都市地景、解決都市惡貌的解毒劑5 ，重而使得美景如畫的地景一再地在 特殊的歷史社會中複製。在現代城市規畫的歷史起點裡，我們不只一次看到擬畫 式城市（picturesque city）的規畫如何利用自然中介著新的生產與社會關係，如 何與地景論述合謀成一種空間表徵支配著世紀以來的公園與現代休閒面貌，以至 於自然變得總是與城市相互銘刻，自然的歷史（historicization of nature）成為城 市歷史的自然/神話（naturalization/myth of city history）6 。 一個工作的鄉野幾乎不會是個景觀，威廉雷蒙斯如是說，貧民窟與違建戶亦 同。90 年代的台北都市，在歷史的時勢中，全民同意了原本該小心的警語。我 4 見陳志梧譯，1991:102 5 參考 John Dixon Hunt , 1992 ; Gina Crandell, 1993; 6 見 Neill Smith , 1992:73
- 10. 10 二、這些公園預定地都位於市中心區繁華的地段，與周遭地景相比顯得突 兀與窳陋，且盤踞了違建、商家、攤商、低收入戶等等的「 非法」使用， 而政府選擇性將其重新改造成為「正式使用」。 三、這些公園都面臨了拆遷戶補償、搬遷的問題，從而引起遷置計畫適宜性 的討論。三個案例中，市府拒絕了居民所提的「就地安置」或是「先建後拆」 的提議，都是先拆除，然後等待國宅建好才安置。七號公園爆發了南港一號 公園預定地周圍住戶的抗爭（因為安置，又將南港公園預定地變為國宅）， 十二號公園的攤商不滿未來的新建商場的分配，及市府不滿大艋舺公司未能 在期限內完成徵收而相告於法庭，十四、五號公園則因為拆遷計畫中國宅興 建的選址，引發了士林、天母、內湖一連串保護區變住宅區的抗議行動，隨 後更引起專業者（主要以城鄉所為代表）與市政府的兩相抗衡，導致另一波 繼無殼蝸牛運動之後，另一個都市社會運動。這些衝突再度顯露了都市規劃 手段的矛盾：原本為了平衡市場失調對於土地使用的惡果，反而造成了市中 心與邊緣的差距，中心的成果由邊緣來負擔，市中心有著美麗的公園，居住 品質提昇，邊緣則犧牲公園來提供住宅，惡化原本的居住條件。 從上面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公園闢建幾點有趣的面向：首先，因為台北 都會環境的急速惡化以及市民生態意識的高漲，要求闢建公園的呼聲變成了國家 和市民的共識，公園具有的「生態效果」（都市之肺）和美麗開放空間所能抒解 都市生活的苦悶，成了都市空間的最好解毒劑與心理良藥。其次，要完成新的解 毒良方，必先償清公共設施保留地所遺留歷史的債務，放在社會地景變遷的角度 而言，這便是一波從非正式地景（informal Landscape）轉變成制度化地景 (institutionalized Landscape）的過程；最後，政府為了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徵 收問題，分別制訂了「獎勵私人投資條例」與「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條例」，希 望藉著民間資金解決政府徵收公共設施之財政危機。在諸多項目中，公園的投資 開成了政府部門極力促銷的項目，因為比起停車場和市場，公部門獲得外部性的 價值最高，也比較容易爭取中產階級認同以及下層階級對於社會工資的要求，但 此都市政策無疑是失敗的。總之，公園開闢引起的爭議與抗爭最多，不但是拆遷 戶的抗爭，也是不同市民身份之間的抗爭。
- 12. 12 如果我們相信Dolores Hayden（1995）所提出的期許：都市空間的社會史是 公共歷史（public history）和公共藝術的源頭，能夠擴大都市保存實踐和書寫都 市史的觀點，特別是那些少數民族、婦女、弱勢團體的都市空間社會史。那麼研 究者所關切的則是：為什麼在現階段台灣市民社會逐漸浮現的當下，某些都市空 間的社會史成了消逝了、瓦解的歷史，這些人們的集體記憶是國家計畫所亟欲抹 去的記憶？所以，本研究之目地不在於提出公園生產的好理論，而是藉由七號、 十二號、十四、五號公園的案例研究，理論化公園生產，揭出新國家政策轉型中， 市民社會對於公共空間想像的隱藏性危機。 基於以上的問題意識，如果我們將這一波公園新建的計畫視為一個國家計畫 （state project），在空間表徵的權力建築上，至少關係著三件事：一是國家都市 政策的策略說著怎樣的公共空間（公園）論述？又為何有效？二是專業者與不同 團體的的空間論述如何架構而且支配、實踐了人們所感受到的空間經驗？三是這 兩者又如何共謀並且召喚了新市民的允諾與加入？ 首先，就研究資料而言，為了處理公園空間表徵體系（doxa）9 所相關的理 論根源，我必須重新處理公園論述與地景設計專業的關係與歷史淵源，社會生態 學與女性生態主義所提出的反省，以及文化地理學與文化研究所賦予的啟示，便 於釐清地景專業論述（公園設計）在台灣今日所處的特殊時勢，同時，檢視目前 公園政策和都市發展政策，瞭解專業論述與政策的關係，釐清專業者在國家、資 本中間扮演何種角色；其次，透過民國75年至85年間報章雜誌的收集，回顧市民 論述在公園生產上扮演的角色；最後，透過公園住民的訪談（七號、十二號、十 四、五號公園），瞭解預定地上原住戶因拆遷，和整個事件抗爭的經過，其中社 區意識的形成和消彌，政治立場的改變和生活脈絡的轉變。主要的重點將會放在 參與與發動十四、五號公園運動上，因為這是瞭解社區意識形成（或未形成）， 市民與國家關係在怎樣的既定的政治權力場域中轉變的最近案例。 9 這裡借用 Bourdieu（1976:168）分析社會意見的概念，某一種意見體系（doxa），都含有一個 正統（orthodoxy）和異統（heterodoxy）。如果我們把具支配性的空間表徵（represention of space） 視為一種 doxy，那麼文獻回顧的重點即是分辨和界定其中正異統衝突、競爭、矛盾與和謀的關 係。見其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 13. 13 1.3 寫作策略 論文的寫作基於獨特的發問與從經驗研究裡獲得資料的回答方式。基本上， 本研究為一地景史的經驗研究，也是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代理人的自我反省。是 故，在回答前者的問題上，研究者回到理論與相關研究的文脈中，尋找一個可用 的理論工具，這是之所以在第一章關於文獻回顧和建立一個暫時性分析架構詳細 描寫的原因。研究者根據列斐夫爾的理論提出一個具有彈性檢驗可能的工具，亦 即關於空間生產的三個面向，來檢視九零年代的公園生產，第二章交代的即是現 存的空間實務（spatial practice），一個因為歷史債務而形成市民所感知的空間狀 況，以及其生產的社會關係；第三章則藉由兩個實際的公園案例，用來描述空間 表徵與表徵空間相互合謀與競爭的結果；隨後則回到研究者親自參與的實際案例 中；第四章交代新市府的政治施為，以及新的空間表徵範型；第五章同樣的回到 表徵空間與空間表徵上，看看運動者、市民、地方國家機器對於空間生產的歷史 社會性鬥爭。 為了回答後者的問題，在第六章的結語中，除了將上述三個影響九零年代公 園生產的面向作經驗上的歷史結論外，也借用了柯斯特關於都市社會運動的觀 點，以及特別是對於國外成功的社會運動的經驗回顧十四、五號公園運動的過 程，提出一個可能的戰略準備。 研究者的寫作策略是線性但反覆交織的，每一章的結尾都是某種歷史性 （historicity）暫時結論和危機，交代了下一章進行的歷史時勢。在研究本身所交 織出的歷史敘事，有兩個線索，第一是關於從自然狀態（nature state）到自然房 地產（nature estate）的普遍性歷史過程，放在九零年代台北，我們勢必得重建從 非正式地景到制度化地景這一政治計畫（state project）理解框架（frame）之必 要，第二則是從社會運動以及空間專業者的自我反省，保留某種空間，或者提出 可能挑戰歷史性之可能。在本文文脈下所定義的歷史性，指的是市民與國家關係 在「空間論述」權力上的抗衡與共謀，特別是「都市意識」（urban consciousness） 在其中的折衝、形成、轉折、變形的作用，以及將公園視為一「文化概念」，如 何中介和掩蓋了90年代台北都市的生產矛盾而言。
- 14. 14 1.4 文獻回顧 1.41 公園論述與地景設計論述之批判 如果我們回到歷史裡看看公園（public garden, park）的起源與相關研究，公 園成為一完整的論述系統還是很晚的事，在具啟發性的前行輩之研究10 裡，大抵 將公園置放在休閒論述、都市政策規畫、與公共空間的探討裡。關於上述的研究 取向，就現代休閒組織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已有一基礎的論證，無論從馬克思或者 新馬的文化工業角度，公園如同維繫國家無數的再生產角色一般，積極地參與了 重塑國家現代地景與文化社會形構，除具有不可免除的意識型態效果外及作為土 地與產業資本利益的副產物外，一直被公認為是制度化的都市休閒遊憩服務與集 體消費的一種。在蔡厚男（1991）的研究裡，即以此研究取向分析了台灣都市公 園的建制歷程（1895-1987)，歸結出公園是現代國家制度化地景（institutional landscape）的機構與機制之一。 就公園的歷史社會脈絡而言，美國建築社會學家葛蕾芝（Galan Cranz， 1982） 所著的《公園設計的政治：一個美國都市公園的歷史》是本較為完整的公園設計 社會政治史。她指陳了美國公園運動其實就是同時代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公園 呈現了各種社會意識潮流的演變，反映市民社會秀異份子基於公共福祉與社會正 義，為控制及改革都市社會問題，如何地運作權力與權利去支配公共財的持續議 程，如果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時代心靈會影響公園的座落、大小、形式、 組成和設施，那麼分析公園的就能夠理解我們所身處的都市。 10 本文在公園論述的回顧裡，有意的忽視關於公園闢建決策與區位討論之相關研究，因為此種 研究暗示了兩個政治前提：其一預設了專家判斷（在無任何政治意識型態的情況下）可做出最好 的模型研究以斷定開闢決策的優先順序，而政治人物會參考專家們的意見作為施政的準則。看起 來專業與政治無關的假設，其實是政治盲目的。如王榮愷，1992，都市計畫公園開發與經營管理 策略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論，以及黃萬億，1985，台北市公園闢建決策支援 體系雛形之建立，交大運輸研究所碩論等。
- 15. 15 就地景設計的論述而言，紐約中央公園作為一現代公園規畫與創建的起源， 以及歐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做為美國國家規畫哲學祖師， 與美國國家文化所展現的布爾喬亞永恆救贖的心靈代表而言，始終備受引述。不 但紐約中央公園及後來由歐氏繼承者所設計的都市公園成為地景設計史裡的重 要典範教材，關於歐姆斯德援引、反映的歐陸文學藝術傳統，與美國進步傳統所 基於反都市的思想如何具體地被建構成改革城市的形式、美國1920年代區域主義 等浪漫田園風神話背後的意識型態等等，所有關於世紀初現代規畫起源的地景與 都市規畫研究或多或少都扒梳整理過了。在傳統地景史裡，Philip Pregill & Nancy Volkman（1993）已經將紐約中央公園的規畫緣起與社會思想做過簡單的陳述， 甚至在其章節標題裡就開章明一地指出：紐約中央公園造就了一門新專業─地景 建築（landscape architecture）11 。中央公園不僅成為現代擬畫城市（picturesque city） 重要的元素與工具，調節並偽裝了都市生產關係改變所引發的衝突（階級差距、 種族衝突與高失業率），作為一種社會動員，紐約中央公園不但緩和了經濟恐慌 帶來的失業率，調節了新興工業社會的矛盾而使國家持續的運作，更建構了整套 影響至今的地景專業之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專業論述。 在地景設計的社會分析裡，費茵（Albert Fein，1972）則利用歐姆斯德作品 的圖照與歷史文獻、檔案資料，闡釋它的環境規畫理論及設計理論，進而將歐姆 斯德連繫到美國文明在環境觀上的創建及成就，此種形式主義的研究取向雖然過 於浮面，不過透過李歐馬克斯（Leo Marx,1964）對於十九世紀科技和田園主義 （pastoralism）的美國文明大夢分析，或多或少點出了歐姆斯德時代的人士背後 所隱藏的價值；菲雪（Irving D. Fisher，1976）在這樣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則透 過歐姆斯德背後的哲學理念，分析歐姆斯德受到英倫實用主義傳統而強調美學的 道德與社會功能，允諾藝術去改造社會，而將公園聯繫上美國都市改革議程的一 位的社會改革者。在菲雪的說法裡，歐式雖然具有清教徒強烈的使命感，但本質 上並非一位反都市主義者，他能體會到都市化與工業化的不良影響，不過他相信 這是美國新文明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以積極倡議只要將公園當作補償性的自然概 念，得以溶入都市實質結構，必能產生一嶄新而高度有機的都市環境，以此種角 度觀之，歐姆斯德無疑是芝加哥都市社會學派先行的實驗者。菲雪追溯歐姆斯德 的思想哲學根源，無非要清楚地指出現代環境規畫設計專業形成之背後的強烈社 11 見 Philip Pregill & Nancy Volkman , 1993:423-463
- 18. 18 1.42 生態政治學 資本主義所引發痛苦，至少不是資產階級藝術倫理要務的專利，生態主義與 生態運動也是。雖然生態運動具體的歷史實踐直到近二十年才有所成績，但源頭 卻與現代規畫起源一樣。懼怕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的痛楚與希望科技可以重新調 和失衡的夢想同時地走出兩條不同生態運動的取向，在彼波（David Pepper，1993） 近年的研究裡整理出的生態社會主義歷史類別可以清晰得見。前者傳統（基進） 保守浪漫主義者如 Thomas More、William Blake、John Ruskin 所號召理想逐漸演 變成至今我們所熟悉的主流綠色思潮，和精巧道德包裝了的深度生態學（deep ecology）；後者在十九世紀初由歐文（Robert Owen)、傅立葉(Charles Fouvier）、 聖西蒙（Henry de Saint Simon）所形成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派別，又逐漸分化成 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如今生態運動理論較為有活力的辯論 仍然在綠色（根值於無政府主義）和紅色（根值於馬克思主義）生態主義中交戰 往返。其中當然不乏有人企圖合併此一源頭立場大不相同的議程，例如克魯泡特 金（kropotkin）、梅利布克沁（Murray Bookchin）等人。 值的一提的是，烏托邦社會主義倡議的地景改革原則是一異統 （heterodoxy），與當時的進步傳統的城市規畫與地景設計共享、建構了空間表 徵的系統（doxa）。他們所計畫的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無政府社區主義 （anarcho-communism）的地景改革原則，包含了一些我們所熟悉的主張：去中 心化和小尺度、有特色的自維鄉鎮；當地的、區域的和統一種族文化的；反專業 分工主義；豐厚的社會資源與充足的就業；社會和經濟的平等與直接民主等。這 些空間地景想像的改革與古典綠色思潮、生態中心論者、甚至克魯泡特金與摩里 斯（Morris），或者綠黨的政治提議（特別是維持固定收入與重視非正式經濟） 所提的綠色地景（green landscape）是如此相似。在實質空間的改良上面，此一 社會地景的改革計畫，經過都市惡質化的教訓、科技進化與專業論述的寡佔發 展，閹割其社會改革意涵後，隱約延續出生態規畫（design with nature）與生態 設計（Ecology design) 的二十世紀遺產12 。 12 前者以賓洲大學的 Ian L. Mcharg , 所開創的生態規畫系統方法論為代表，其綜合的思想方法 論則見於其生態規畫的經典 Design with Nature （1967）；後者例子則不勝枚舉，在地景建築的 設計論述裡，則以 Michale Hough 的著作 City form and Natural Process ,（1984）；和 Cities and
- 19. 19 在眾多的生態主義當中，與台灣當下獨特的歷史脈絡相關，也是本研究理論 借鏡的核心，則必須析清深度生態學、社會生態學與女性生態主義的獨特觀點。 借用 Val Plumwood（1993）的女性生態主義和反西方白種中心論的看法，或許 我們可以穿過堆疊爭吵的論述厚重。她言簡意賅的指出，在西方因襲的解放理論 裡，所有的被壓迫對象：性別、種族、階級和自然，現今似乎找到了一個可以合 作的基礎，那就是女性主義生態學。在西方多元論所打造的現代政治地景裡，「自 然」必須被視為政治的，而非一個描述性的範疇，此一領域由西方知識史的冒險 與遭遇裡，被排除了中心主角論而成，「自然」已經變成一個多方界定、控制， 不僅關於非人類，也是關於不同人和不同人之生活態度的領域。儘管深度生態學 與社會主義生態學爭吵未休，持續的偏見與分化綠色運動的情況依舊，似乎只有 女性生態主義能夠解決此一矛盾。她以兩個代表性人物來論其觀點，深度生態主 義的領導者 Warwick Fox，是心理學上自我中心論的優秀人物，深度生態學的基 本態度是：一花一草皆有其存在的價值，任何生命和非生命的存在都是有價值 的，不以外部價值為依歸，造成當今生態破壞的原因是因為人類過於自私，貪婪、 侵略、開發，戰爭與生態破壞皆是來自於此，尋求解決之道乃是個人的無私大義 （individual unselfishness），非關其他，社會所存的壓迫形式不是環境關懷的重 點，人類社會的階層壓迫與自然的破壞是兩回事，他當然也認為女性主義是無關 環境倫理的，深度生態學提出的主要政治改革收據是道德和心靈啟發的，將綠色 政治咀嚼成溫暖的綠色自由主義。反之，由梅利布克沁所代表的社會生態主義者 者則認為生態問題是一個古典的階級問題，是資源全由權力鬥爭贏者分派的問 題，不管在國家社會層次或者全球層次都是如此，是故布克沁多番以科技號召一 個無政府（全球）的富裕時代來瓦解霸權結盟與重新分配，布克沁愈到晚年，對 歷史的摘要就越堅定，他堅持表示，宰制自然的問題完全因為來自人壓迫人，前 者鐵定是隨者後者而來的。 當然，Plumwood 的提問則是：人對自然的開發算不算是一種宰制形式？社 會的宰制體系裡更應該問的是什麼性別/種族握有宰制的權力，人對自然的破壞 正如丈夫對妻子虐待般，難道這不是布克沁應該迎戰的宰制體系？布克沁這種新 黑格爾生態理性主義（neo-Hegelian ecological rationalism）在以西方科技作為號 natural process ,（1995）為代表。
- 20. 20 召時表露無遺，這種改革藍圖充其量是一種西方白種男人改革世界的典型，此種 理性將無法處理為何西方理性經過多翻的革命與更新仍然造就了自然和非西方 的弱勢？Plumwood 的立場不揭自明。 至今，生態主義已不是左派右派的問題，而是往前看的政治問題，這不但是 女性生態主義者對於生態運動的反思，即使在含括紅色綠色或深度生態主義的基 進者，也多番提出參與式的生態主義作為環境保護行動的策略以彌補紅綠與主流 生態運動之間的摩擦13 。 生態運動之的多重爭議正如「綠」之難解。布希和柴契爾都曾被稱為「綠」 色政治人物，現在也流行著資本家的綠色道德及綠色商品。如果我們不願滑入自 然資源規畫與生態設計的進步神話裡，也不願述諸道德或者古典革命的藍圖，而 民主參與式的多數代表與新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論者的尷尬關係未能解決時，分 析地景變遷的過程裡，我們就必須理解：自然如果是一個神話化的歷史過程，生 態（綠色）運動也牽扯其中，而且常常作為其前鋒戰的鬥士，與城市規畫進步傳 統的意識型態不無相同，文明是它的起因，也是它治療的對象。換句話說，我們 需要的是對於生態運動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綠色道德或者綠色科學教條。這些爭 論將進一步在論文的經驗研究裡面對。 1.43 文化地理學與文化研究 以上的文獻回顧，有助於我們理解部份的地景論述，例如蔡厚男與葛雷芝的 研究，前者著重的是國家計畫的分析，或可謂一種地景設計論述的解秘，後者則 是以社會學的取向分析空間生產中不同中介者的作用，研究裡較缺乏對於空間文 化形式的分析，而義大利左派學者的批判理論所給予的啟發則大多針對偉大作品 的設計形式之意識型態的分析，至多是一種成功的地景史（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design）批判，並不足夠讓我們描繪出一個社會地景(social-landscape） 認知圖來。換句話說，在空間表徵成為支配性的的霸權知識上，還有其它的支撐 13 可參考 Dharam Ghai & Jessica M.Vivian,1992; Carolyn Merchant,1992。
- 21. 21 者未被點名，本節文獻回顧處理的部份，正是地景論述借鏡其他學科的研究成績 的發展。 地景首次作為一個歷史探究的對象，是從 W.G. Hoskins 和 J. B. Jackson開 始14 ，這裡的意思是指地景脫離設計形式歷史，而成為社會史的一個探究分類而 言。W.G. Hoskins，這位主修經濟史的史學家，在 1955 年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 時就發表了《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直到 1972 年透過英國 BBC-2 電視節目製作了一系列的＜地平線＞（Horizon）之後，他才逐漸受到重視，並 掀起了英國 70 年代環境史學研究的高潮。Hoskins 不但建立了一種新的田野史 學，樹立了從地景瞭解人類歷史的技藝，他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今天我們所熟知的 深度旅遊指南的源起之處。他最初與最終所關心的都是歷史，他首次將地景的分 析作為歷史領域的次研究子題，作為當時研究地方誌的前鋒學者之一，他的地景 分析總是一種地方性（localities）的研究，關於田野所見的一切細節，從圍籬、 花草到建築裝飾與住宅群落的配置，他總是能不厭其繁的述說著歷史，對他而 言，地景分析可能不是地方史的全部，但至少是研究歷史地方形式必要的一部 份。正因為如此，他的眼光總偏愛著常民地景的細節，發展了一套非設計作品的 地景史史觀。就這一點而言，J.B. Jackson是同道上的盟友，這位美國哈佛文史 碩士開辦的《Landscape》雜誌，其影響正如同當時雜誌的副刊名─＜Human Geography of the Southwest＞一樣，開出了當初處在模糊地帶的人文地理學得以 闖入地景社會史的研究路線，他所提出的「人和所居住的地方組織了世界」15 就 像古諺般的銘刻在我們瞭解地景的常識當中。 這兩位非「理論」性的地景史導師，所影響的恐怕比我能描述的多，最重要 的，以歷史學的訓練出發，深厚了地景論述裡的空缺部份，在空間專業霸道的建 立設計史論述的版圖上給了異議的空間。今天我們即使眼光初淺，在觀看某一地 景而嘗試說出感想或者意義的話，或多或少都有這兩位的眼睛存在。當然，這兩 位對於浪漫地景所擁有的鄉愁是相同的，可追溯的地景總是傳統的、鄉村的、家 族的而非都市的，這也使得他們如同十九世紀的畫家或者浪漫的工藝傳統一樣， 14 關於這兩者對於「地景史」此一領域的導師地位，詳見 D.W. Meinig, 1979，Meinig 對這兩 位先驅者的歷史生平與著作貢獻有極詳細的描寫與評論。 15 引自 Meinig, 1979 文章裡，摘自《地景》雜誌 1951 年春季號第 41 頁。
- 22. 22 總是企圖在變化快速的都市化過程裡對過去的一切，用盡氣力解釋它，好像環境 裡總透露些什麼線索使得人得以和過去的記憶相連，而不至漂浮空中，所以 W.G. Hoskins 總是要從地景細節（不是存在檔案與他人的書中，而是存在於日常生活 的環境裡）重建人類歷史的基礎單元，而 J.B. Jackson則援引了美國田園神話的 傑弗遜主義，在不斷普陳的地景真理裡迷失自己，他們自然無能，或者不願，讀 出地景變遷的歷史力量。 對於他們所建構的一套閱讀地景（read the landscape）方法的批判，在 David Harvey一篇評 J.B. Jackson著作的短評裡可能就說的夠清楚了16 ，他們所追求普 同意義的裝備所憑藉只有自己的沈思和一雙眼睛，他們生產的生動活潑字句剛好 是其認識的盲點，就 J.B.Jackson而言，他所編織的地景分類17 出口上需要一個政 治的框架予以支持，他選擇了傑弗遜，於是和歐姆斯德走上了殊途同歸的道路。 儘管如此，在文化地理學給予「地景觀念」清晰闡釋裡，W.G. Hoskins 和 J.B. Jackson兩人開創累積的研究仍然栩栩如生，作為理論歷史的過程，特別是其關 注的社會史部份，這是研究者並不想忽略兩者的原因。以下將處理的，則是從文 化地理學最近的發展，基本上是 Cosgrove 與 Deniels 兩人的著作裡關於「地景觀 念」的整理和研究者的看法18 ，。 地景觀念 16 見 David Harvey, “The Essential and Vernacular Landscape”, Design Book Review, No.10, Fall 1986, pp13-17。 17 同上。依照 Harvey 的說法，Jackson 接受某些觀念：永久性等統同於權威性，鄉土性同等於移 動或變遷─在個體化的、不規則的，小小的空間裡，不停地，耐心地調整以適應環境。於是 Jackson 編織了對地景的三重分類。第一類地景，以中世紀的歐洲為典型，受鄉土所支配─忠於共同的風 俗習慣，總有無窮的巧思來找到短期的解決辦法，是一個沒有政治使符號的地景，一個沒有記憶 或預謀的地景，第二種地景則是文藝復興時期所創造的權映和權威堅實寫入一個獻給永恆與存續 的政治地景，也許有第三種地景，在移動性與永恆性之間缺乏平衡與和諧，這就是美國的某些當 代地景。 18 有關完整的論述，請參考 Stephen Deniels,1989；和 Denis E. Cosgrove, 1984。
- 23. 23 地理學「地景」一詞在英語世界的用法，起源於德國和中世紀英國，陳指了 一塊土地的面貌，如莊園的樹林和農田。地景空間觀念的提法，一直到二十世紀 的地理學者如騷爾（Carl O. Sauer）李察哈德雄（Richard Hartshorne）仍接續了 德國地理學寫作的傳統。基本上，地景是作為客觀調查的對象，一個科學分析其 地理形態（morphology）組成成分的關係。 在英國的一般用法裡，地景的意義就遠超過一個可計算財產的土地面積。 1603年它的意思指稱：「表現自然風景的圖畫」，1725年它的意義又成為：「看 自然風景的觀點或角度，從某一點看到的風景」，從這種角度來理解，地景是觀 者眼中呈現的地域，或在理論上，至少要畫出它。以一個畫家的觀點，地景可能 是美麗的、莊嚴的、沈靜的、單調的、或是頹敗的，其實呈現的不過是主體性的 反應或經驗。地景因此是來自人類意義的授與。地景第二個複雜曖昧的意義，是 來自於個人和社會（內在者與外在者）的差別。當我們說到地景的美質和品質時， 其實是接受了觀察者（observer）的看法，而非生活在地景中的人們（participants）。 在地理學中，個人的看法比起生活在地方的人們來說，只是一種鏡像。這個關係 如同一個旅遊者和生活在當地的人。當一個旅人嘆惜原始的森林破壞殆盡，對當 地人來講，這片「破壞」的地景，是祖先們開墾的痕跡，是血汗和生命經歷的大 地記錄。 簡言之，在第一個層次上，關於「地景」一詞的觀念，通常有兩個完全不同 的用法，一是指關於可見世界（visible world） 之藝術和美學的表徵 （representation），暗指了對於外在世界一種特殊敏感的、經驗的和感情的表達 人與世界的關係（包含了藝術、美學），另一種則指地理學和環境研究，著重對 於土地物質性實踐（material practice）的研究（關係著土地計畫與設計、都市計 畫與設計等）。在前者特殊敏感的主觀思維與後者作為一調查的客體間，「文化 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這一在兩者共通的領域，卻一直被當代地理學（或 地景建築）所忽視（Denis E. Cosgrove，1984）。在第二個層次上，或說更高的 層次上，是理論上對地景所具有「圖象」式力量的結構主義vs現象學式的閱讀。 自然做為繪畫或想像的主題，在歐洲藝術作品有著非常獨特的歷史。特別是 在寫實主義（realism）畫派的發展中。然而顯露藝術與社會文化有意義的關連，
- 24. 24 是自從文藝復興時期由翡冷翠一位畫家兼建築師Fillipo Brunelleschi所發明的直 線透視法（Liner Perspective）開始，這種單消點的透視法首次使得技術成就超越 不世出天才的敏感。由於著重技術的表現（準確、清楚的再現自然與視覺世界）， 而非主體的情感發洩，使得藝術品（繪畫品）成為市場上交換的商品。也就是說， 畫畫這件事，不再是有興趣而已，精準而符合鑑賞家的品味才能有價值。這與當 時新興的貴族家庭（通常是經由經商致富，而多半是銀行世家）有著莫大的關係。 Alberti將其接枝到建築美學，發展了城市階層美學（hierarchy athletic）的菁英美 學理論。從Alberti 的理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城鄉關係在視覺的相互凝視中，成 了當時藝術的永恆主題，城市之於鄉村，貴族之於庶民，市民之於佃農，在在顯 現透視法的發明是確立財產擁有的精準視覺表現，或說使差別得以重現19 。在藝 術品成為財產流通在市場交換的體系中，進一步凸顯了透視法精準顯現了地主們 對於其財產（土地）擁有的確保。所有畫的背後，都隱藏了一個權力的觀察者 （powerful viewer），越精準的技法表現，就越為權力者所欣賞。正如約翰柏格 重新閱讀根茲巴羅油畫裡最有名的例子<安德魯先生與夫人>, 所說的： 「為什麼哈德維克領主希望有一幅家園的畫呢？為什麼安德魯先生和夫人委 託他畫一幅以一個可辨識為自己擁有的土地為背景的畫像呢？這對伉儷被非處 在盧梭所想像的自然中。他們是地主，並且他們對周遭環境的正當態度 （proprietary attitude）可從他們的姿態與表情中看出來。﹍﹍當然，安德魯先生 與夫人可能身處「未被扭曲的自然」的哲學情趣中。但是這點並不能排除他們同 時也是一對驕傲的地主。在大部份的情形下，擁有一塊私地是這種哲學式情趣的 先決條件─這種情趣在擁有土地的鄉紳間並非罕見。他們對「未敗壞、未扭曲之 自然」的情趣，從各方面看，通常並不包括其他人的自然本性（the nature of other men）。在當時，對擅自闖入私地的判決是放逐；若有人想偷洋芋，則他必須冒 著被可能是地主的地方官處以當眾鞭打的危險，在被當成自然的之中有著非常嚴 苛的財產界線。﹍﹍在各種樂趣之中，這幅畫給與安德魯先生與夫人一個看自己 被描繪成地主的樂趣，而這個樂趣被油畫可祥實地畫出他們的土地的能力所強 化。」20 19 這跟文學寫實主義的主題有同工之妙，羅藍巴特在其《寫作的零度》裡，對文學理論的寫實主 義，有著犀利的批判。 20 陳志梧譯，1991:100。
- 26. 26 air"22 。即使放在其他脈絡的現代文本與地景中，柏曼發現其語言也極有幫助，讓 我們藉由意象瞭解「穿透性的散裂和更新」的風暴來定義現代性（明顯的是指現 代都市），而不僅僅是傳統馬克思的批評抱怨而已。 正因為文化是一個表意體系，地景作為一個圖像式的字詞，關涉到生活經驗 的模糊（obscured）與連結（articulate)，一方面，它模糊而再現了真實生活經驗， 但同時又表達而連結了真實生活的經驗。這也就是Cosgrove為何要將地景理念 （idea of landscape）作為一文化概念(cultural concept）來研究。說地景是一種 看的方法（a way of seeing），是說這種方式，使得人們得以表現自己，對他人 表現自己與世界及其自身的關係。換句話說，並無真確的「地景」存有之可能， 有的只是地景意識型態所框架出的視野，也藉由此，個人得以在社會關係中有依 據。 儘管Cosgrove針對地景字源學與學派的依循有所說明，但他的結論卻像約翰 柏格提出的看法一樣老套，地景雙元矛盾並未解決。事實上吾人也不必花力氣與 之角力，如果我們套用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美學理論，我們可以將地景 置放在補償性（redemptive)和操縱性（manipulative）相互依賴的辯證張力中去構 成我們對於今日「地景」一詞的理解23 。 權力地景 最後，我想以 Sharon Zukin 這位女性文化研究者最近兩本著作裡，做為文獻 回顧的總結。她以實際的著作穿越了馬克思文化地理學與後現代的論述戰，那些 關於真實與再現，關於表徵是否為資本的再現，還是本身就存在的階層體系的言 說，對於地景在現代都市空間扮演的角色有著啟發性的觀點。在其 1991 年的著 作《權力地景》（Landscape of Power）中針對迪斯奈樂園研究的經驗裡，她明 確的指出：如果承認視覺消費的存在，迪斯奈樂園裡的所有象徵形式就是資本的 本身。所以地景一詞對於她而言指涉了「物質與社會實踐，與其他們的象徵再現 22 見 Marshall Berman,1982/199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Verso。 23 參閱黃孫權，1995。
- 27. 27 的總和」 24 ，一個地景，象徵地和物質地，是由市場資本所發動的社會空間分化 和地方所支配的勞力社會空間同質化所調和。研究地景，或說解讀地景，指的是 它的「社會學上的意象」（sociological image）25 ，當今地景是社會和經濟力量 交互運作的空間結果，「我們的認知地圖、美學形式和意識型態都形成了地景變 遷的原因，也是其反映。」26 。在 1995 年她的另外一本著作《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裡，對於美國城市新的文化組織成地景有著深刻的描寫，透過 她經驗研究裡的權力、觀點、安全、隱密、藝術、文化表徵、文化產物等角度， 對於公共空間的危機與被殖民化有著警覺性的批判。Zukin 的著作對於本研究欲 探尋新的台北地景文化與公共空間的危機有著如探照燈般的明亮，因為對於一個 社會地景（social-landscape）的分析，她提出了一個可與地景富含意象一詞與之 匹配的提示。 1.5 一個社會地景暫時性的分析架構 為了進行下一步的工作，本節將提出一個對九零年代台北都會公園生產的暫 時性的分析架構，而且依本研究疑旨，此一架構必需是一種能夠分析、理解社會 地景（social-landscape）的工具。社會地景一詞的提出，在本研究的文脈（context） 下即是要避免地景形式中心或者地景作為社會反映的分析兩極而生，換言之，本 研究應該能夠提出一個對九零年代公園地景之所以浮現的「社會學上的意象」的 分析和結果。 通常在分析地景時，空間專業的訓練多為設計論述的分析，侷限於空間文化 形式的解秘，或者對於地景設計史（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批判，社 會學的取向的分析，則偏重於空間意義、功能與不同行動者的在中介空間生產過 程的作用，史學取向的分析則偏於地方誌，將地景作為一歷史的地方形式而探 究，這些取向，或多或少都幫助我們理解到空間生產的相關面向，然而其間的關 連卻缺乏更進一步的理論工具。 24 Zukin,1991:16。 25 Zukin,1991:17。 26 Zukin,1991:22。
- 28. 28 因為暫時性的分析架構由問題意識啟動，也是一種經驗研究的準備假說，決 定了將以什麼樣眼光去整理相關的文獻和進行研究。所以，暫時性的分析架構不 但應保有彈性和空白，應該也寓含了洞見的可能。是故，我以列斐夫爾（Henri Lefebvre）於1991於英文世界發表的《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一書的空間生產理論為根基，提出一個可以作為本研究經驗研究的暫時分析性架 構。 列斐夫爾認為空間是社會產物，每個社會都其生產合適的空間以存續自身， 是故空間之生產正是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繼續存活的關鍵。空間裡瀰漫著社會關係 （即生產關係），它不僅被社會關係支持，也生產社會關係和被社會關係所生產。 他將空間分了三個向度來討論空間之生產，這三者的複雜關係，成為空間的生產 和不斷被改寫的動力。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本著作裡，列斐夫爾留下了理論操作 性的許多空白，反而花了許多篇幅去書寫歷史的資料與演變，他提供的不是一個 典範型的理論，而是理解空間生產的一個三元辯證視野，他並未忽略歷史所具有 的決定性，也沒有遺漏權力這個最終的課題。 作為一個經驗研究的暫時性架構，他的空間生產理論，既能發動對於設計形 式史（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解析，又能兼顧空社會地景 （social-landscape）的歷史力量。因此，我擬將在此架構上，提出一個分析公園 生產所應考慮的面向。我們不難發現，列夫符爾不是提供一個典範型的理論，而 是提供一個理解空間的視野。總言之，公園的「空間性」是在前述三個向度的衝 突和爭奪中出現，也正是在此種生產的過程中，直指空間實踐（spatial praxis） 改變與否的關鍵。
- 29. 29 公園的生產 表徵的空間 空間實踐（公園的位置、 形式、大小、與其置放在 都市脈絡中生產的社會關係， 和被社會生產的空間關係） 空間的表徵 （公園設計規劃 的專業論述、都市計畫 、政府首都空間政策） (公園使用者的經驗 、使用者想像與想像 佔用公園空間的經驗、 公園運動、市民運動） （一）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一個歷史性空間實存的社會關係。屬於 感知（perceived)的層面，關涉到社會形構中特殊的位置和空間元素的生產 與再生產。在長時間的過程中，空間實踐掌握了與佔用空間時，緩慢而確定 地生產了空間，例如高速公路或是住宅計畫。人們是在日常真實（daily reality）和都市真實（urban reality）的連結中，透過對空間解讀進行空間實 踐。日常真實指的是日常生活路徑，都市真實則含括了人在都市生活裡的移 動、從公領域到私領域，從工作到休閒的位置等所有動線連結成的領域。在 公園的空間實踐上，它指涉了公園的位置、大小、分佈、形式和功能、並且 在都市脈絡中置放後，生產的社會關係和被社會生產的空間關係。 （二）空間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建構空間形式的領導權。屬 於構想（conceived）層面，這是一個概念化的空間，是科學家、建築師、規 劃師、都市計劃師、技術官僚等腦袋的空間，也是任何社會(或是生產模式） 支配性的空間，傾向語言符號系統。換句話說，當資本主義透過商品化與官 僚化的多重空間實踐而作用時，它們必須透過都市計畫與建築等主流空間科 學提供一種空間之表徵，以便支配和改變社會空間27 。就公園的表徵而言， 27 夏鑄九，1994a。
- 31. 31 第二章 綠化台北運動 What we need is a new dimension of politics altogether. Green politics offers such a dimension, a politics that is neither left nor right but in front. Derek Wall,1994:1 2.1 替代性的償還 2.11 都市規畫的歷史債務 公共設施的危機是導致九零年代公園生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歷史而言，九 零年代的公共設施所導致的危機，一方面是七零年代政治解決28 的後遺症，一方 面，不像前次危機中吳伯雄以個人在國民黨政治體系以去留作為要脅的解決辦 法，在新的政治框架下，政府採取了較為精巧的償還模型。九零年代的這個老問 題，有兩件事明顯的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亦即國家機器對於土地管制政策性的矛 盾，在1994年二月的新聞中有幾乎有兩件事情同時出現：第一件是司法院大法官 就台北市榮星花園徵收案所引發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大法官會議就都市計 畫中公共設施保留地應否設取得期限的問題，作成解釋指出：修正公佈的都市計 畫法第五十條，對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設期限，乃在於維護都市計畫之整體性，為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所賦予人民之財產權為無抵觸（聯合報，1994/2/5）； 第二件是在立法院舉行一場「如何加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多位學者建議由 於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幾乎耗盡政府經費，不如暫停四百餘項都市計畫。（自 由時報，1994/2/5）。就前者而言，都市計畫與公共設施的基本價值在於「公共」 利益與都市計畫「整體」之維護，或者說，公共利益是都市計畫法基本理性所在， 而公共設施是都市計畫達成理性之核心工具。而後者，說明了過去國家土地政策 對土地投機之縱容，及長期對都市建設之支出不足，引發的政府財政危機。財政 危機動搖了「公共設施」存在的理性，當真宣判了當前台灣這套都市計畫制度的 死亡29 。 28 關於七零年代的公共設施政治解決部份，可參考張景森，1993:pp82-90。 29 夏鑄九，1994。按照當時內政部的統計，至 1991 年 6 月止，台灣地區還有一萬五千多公傾劃
- 32. 32 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是都市規劃的歷史債務，是（日據）殖民城市計畫遺產 充公30 與都會急遽發展起飛、依賴國家的歷史的債務。由於五十年代國內政經環 境的特殊性，公共設施用地除了政策上來做為緊急安置移民、公家部門，或者變 更成各種有利都市發展的用地：諸如交通和道路用地等，在政治上也容忍非正式 部門與非正式地景的佔用。在這樣的歷史發展過程裡，解決政府統治正當性危機 的臨時措施才在矛盾逐漸累積下爆發，而且這個經過發展起飛時期的城市建設延 緩的炸彈，透過歷史所要求的利息更高。僅僅舉公園綠定保留地的例子而言，政 府縱容軍方接收日本戰前座落在幾個主要公園預定地上的軍事設施之便，像是台 北市一號、二號、七號、八號等，其中尚包括 1955 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 美國在台軍事顧問團借用台北市一號公園的一大半，面積最大八號公園的情形更 慘，蠶食接近原預定地的十二分之一左右，變更作為三軍總醫院、國防醫學院等 設施用地31 。其餘的小公園被佔據至少十幾處之多，而七號、十二號、十四、五 號則成為由非軍政公務系統的外省人與早期本省城鄉移民的暫屈謀生之地。另據 黃世孟、蔡厚男（1990:34）的研究，在民國 72 年以前，公園綠地的變更項目 138 處，佔公園綠地保留地（828 處）16.27%32 ，其中變更為道路的共有 64 處，住宅 與商業建築用地有 14 處。至民國 80 年，公園變更使用更高達 261 處，（洪意如， 1992:25-26）佔所有保留地面積的 31.52%。日據時代的城市計畫非但瓦解，地方 首長及利益團體把持都市計畫的決策過程，公園綠地保留地是計畫變更的首要目 標，成為政治過程與圖利謀略的犧牲品（黃世孟、蔡厚男，1990:34），經過國 家強勢發展策略所重構的都市空間，涉及都市政治正當核心的集體消費提供之不 足，已成為國家政治和資本運作的荊棘阻礙。 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私有土地尚未取得。若以 1992 年土地公告現值估計，地價與地上物補償費 共計新台幣三兆零五四十一億元，形成了政府財政上的重大負擔。 30 關於此點，以及台灣公園建制過程的歷史分析，可見蔡厚南（1991），此論文也可作為理解 本研究歷史的基礎。 31 同上，頁 85。 32 由於民國 72 間至 78 間新的預定新闢公園的數目無從考察，故此一數據是以 72 年的變更數目 情形除以 78 年的預定地數目，實際情況應比此估計還高。
- 33. 33 2.12 失敗的償還 然而，畢竟都市計畫制度未曾真正死亡，說是人民的善良與習慣了的都市政 治模式過於天真。其實這筆公共設施龐大債務的預警，國家預備的償還計畫早已 開始，此一計畫的過程，在本研究裡將會逐步證實的是，九零年代都會公園生產 與非正式地景轉變成正式地景的源頭。 償還的計畫首先透過一系列的空間政策具體書寫的法令調整。為獎勵私人投 資，協力建設公共設施（公園）以協助公部門無力負擔的財物與技術，早於民國 67 年十月即通過「台北市獎勵私人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每年由公園處公 告獎勵投資興建公園廣場，兒童遊戲場之地點位置，並依作業程序，由公園處受 理民間團體申請案後，作成初審意見，呈工務局提轉台北市審議民間公私團體申 請投資興建公園案件專案小組審議，報市長裁示核准與否。該項辦法公佈後，其 限制因素諸多，尤以土地問題，必須協議取得導致的困難以致投資者仍裹足不 前，是故於民國 73 年 12 月再度修正後，對公告獎勵投資之土地，經該管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後，由投資者備妥價款，申請該管之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其土 地及地上物的處理收買程序則用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算是較進步的方案。唯獨 多目標使用項目的限制（例如商業活動設限），報酬率偏低，無法達到中央銀行 長期利率 10.25%以上，投資者無利可圖，尤以部份非營利性項目（如公園、廣 場），更不易引起民間投資的意願。民國七十九年二月行政院修訂之「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乃為加速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開闢，鼓 勵民間投資興建公共設施促進作目標使用，特別針對公園、體育場、市場及停車 場等，規劃為立體及平面之多目標使用，增加利基。最終，行政院院會於民國七 十九年九月七日通過之「都市計畫法修正案」中，將原「都市計畫法」之第三十 條之獎勵私人或團體投資辦理公用事業及公共設施之興建，增加獎勵事項，包括 稅捐之減免（投資者租用公有土地時，租金可減半，另外可向台北市土地則可向 市銀貸款，金額可達所需資金的百分之七十）、公共設施可多目標使用等，最有 意義的是，在新的獎勵條例之下，開闢公園如超過三公頃者，可以附設綜合性遊 樂園（面積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十） 33 ，80 年 6 月再度修正的法案，增加公民營單 33 此項還包括了公共設施得收取一定之費用並優先興闢連外道及附屬設施，貸款融資等等。
- 34. 34 位可參與公園的設計規畫，以及捐贈闢建等，這為未來公園民營化帶來的爭論與 公園遊樂化種下了前因。這些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的法令，無疑針對公部門無 能負擔徵收土地費用，加強土地快速而有效改良的方法 34 。 然而土地徵收問題顯然是公私部門束手無策的核心因素。在民國 77 年一年 中，申請投資開闢公園的 18 個案件裡，有三件因為土地問題無法取得，因為證 件與計畫不符有六件，其他皆因與政府編列預算與開發方式不同全數退件（洪秀 玲，1979）。研究公共設施取得與保留問題與資本效益的的論文相當多，從中我 們可以發現，獎勵條例所激發的資本家，最有意願的乃是停車場、市場等可容許 較多商業行為，對於公園綠地（即使可有百分之四十的面積可蓋綜合遊樂園）而 言，顯然還不符資本（家）的脾味，符合其胃口的乃是公園內興建地下停車場的 案子，至民國 81 年止，依獎勵條例辦理的共有 13 件，在公園內興建地下場核准 （成功）的案例共有 8 件（工商時報，1992/3/28），公部門在另外 4 件中一半附 帶了地下停車場與地下配水池（由自來水事業處開發），一半則全由市立圖書館 佔據，剩餘一件則租給欣欣天然公司，地上興建公園，地下則建地下貯氣槽，此 舉還曾引發萬芳社區居民的抗議35 。然而帶來的問題層出不窮，如榮星花園開發 賄賂案、華中河濱公園民營爭議36 、十二號公園開發官司等等，卻對於公共設施 取得的期限壓力卻無能抒解。 從政府政策的特性看來，這些法令的修改具有美國九零年代「新政府運動」 34 這些法令包括有：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案、台灣省獎勵興辦公共設 施辦法、台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園、廣場、兒童遊樂場申請須知、台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市場辦法、 台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園、兒童遊戲場、道路辦法、停車場 法、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辦法、台北市獎勵民間興建停車場實施要點等。 35 獎勵條例雖未引起太多的投資，可是在另一種替代性償還裡，企業捐贈公園例子至民國 80 年 7 月初止，共有 8 件，這是源於在民國 80 年六月開始，政府逐漸將民間投資在公園的項目擴充， 以加速闢建程度，放寬的項目主要的是允許企業參與不同程度的規畫設計，或者捐贈闢建，晶華 酒店前的五號廣場就是個好例子。這牽扯到另一種修辭效果與綠色資本主義的浮現，將在下節裡 討論。 36 當時的市政府與私人公私簽約委託經營華中公園，在其中設置網球場、高爾夫球場、美食店、 巨人彈跳遊戲屋等收費設施，市府稱為「結合民間社區力量」管理公園之「創舉」，一旦反應良 好，還打算進一步推廣至其他公園。引來學界與媒體的質疑。
- 35. 35 37 的模型，國家扮演掌舵者，利用資本與眾人之力划槳。這也是另一種另類迴路 的政策，在面對市民意識漸強的社會時勢中，與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裡，對 於非正式部門與非正式地景的刻意容忍的後果，國家必得為了都市政治的統治正 當性與效率，將生產與再生產的責任，部份轉（贈）給市民資本家，並透過有利 的誘因使得資本循環得以快速的生產出第二路循環，將前一路循環的剩餘資本透 過金融機構再進行循環（David Harvey,1985），與哈維在都市化問題的分析上台 灣特殊之處在於「公共設施」的空缺待建與轉讓比起其他項目來的有正當性。套 句哈維的觀點：在九零年代之後，公私合作的公共設施投資儼然成為都市政治二 路循環重要的出口。換句話說，這樣的國家計畫仍然是資本循環式的都市功能維 生計畫，略有不同只是政府政策翹翹板傾斜的角度而已。就實際的結果而言，在 官僚體系的苛重未能改善、獎勵條例中國家的單方意願和劣質的程序，與空間文 化資本上未被視為一種真正的資本而失敗。這個償還計畫的失敗，使得國家同步 開始一種表述，以抒解這個也許永遠無法償還本金的債務。 2.23 空間新措辭 政府無能在公共設施取得期限前，重建城市功能，並不表示國家機制的無 能，這不但低估了專業官僚的能力，也低估市民參與都市政治與空間的能力，國 家同步進行的替代性償還計畫正是如此。此一替代性的償還計畫，以都市政治的 表述口吻，發明了某種新的綠色空間措辭，來暫償歷史債務的巨大利息。 從民國 78 年開始，國家即為現階段與短期可見的未來分別提供不同的想像 範本以供市民解愁。長程計畫其中以宣佈爭辯與延遲已久的七號公園將規畫成森 37 「新政府運動」為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了美麗的治癒都市政治與苛重的官僚體系的計畫, 在「新政府運動」一書裡有詳細的描寫。此書強調政府如何重建（reinvent）的原則有幾項特點： 例如少划槳多指揮、鼓勵當地政府與民間社團熱心參與建設地方事務、正發應該鼓勵良性的市場 競爭、地區競爭與產業競爭、以任務為取向的彈性工作、發揮效率，成效比成本更重要、要顧客 （市民）導向、發揮企業性、預見性、權力下放至地方政府、最要緊的是發揮市場導向與如何在 工部門裡學習企業精神。九零年代的台北政府變質了涵蓋其部份特徵，例如獎勵民間投資，或者 如張景森接受房《地產市場與行情月刊》（1997 二月號）所提的一些主張，特別是成立都市開 發公司，以及陳水扁最近高喊的官、商、社區三贏方案等等。在下文及後續的章節將進一步提出 說明
- 36. 36 林公園（中華日報，1989/3/22）為最重要的訊息，此外，宣佈民國 78 為「綠化 年」，五年內增加綠地一倍成為當時台北市長吳伯雄的施政口號（中央日報， 1989/8/11）。當時的工務局長潘禮門更表示「落實綠化年、掃除貧綠症」，創造 台北市成為「森林都市」是公園工程努力以赴的目標，他更大發豪語，表示依目 前計畫至八十三年度完成以後，台北市平均每人所享有的綠地面積，將遠超過東 京 1.8，大阪 2.71，曼谷 0.4，墨西哥 0.3 平方公尺（中時，1989/4/16)38 ，都市林 理想要綠化靠點線面來實現（中央日報，1989/4/17）39 。 除此之外，另一種償息的零頭則是花盆花海戰（中國時報，1989/3/14)、高 架路植花木、家家設花缽、行道樹增植、紅磚人行道花缽改為生態設計的灌木、 懸垂植物、新建高架路應預留植槽，橋墩應設花壇、鼓勵市民認養路樹，允許私 人栽種紀念樹，甚至連原生植物與果樹公園都興起了研究高潮（中國時報， 1989/7/26）,也有人倡議應該為大樹立法編號保護（民生報，1989/7/7)，工務局 甚至不顧抵觸現有的「建築法」，也決定除信義計畫區的大樓法定空地要種大樹 外，全市各五、六百坪以上土地所建的大樓法地空地，也都要種大樹，讓全市可 以綠蔭處處，而制訂「建築物綠化實施要點」（民生報，1989/11/11；台灣立報， 1989/7/6)）。一時之間，美化台北成為價天響的口號（聯合報，1989/8/11），「美 化台北我的家園」變成市政建設中最重要的政策，附帶著保持環境整潔的宣導（民 38 「每一個人享有公園綠地之面積」其實有點統計上的自大狂，但就從數字來理解，我們至少 可以得知國際臉孔的都市一般的情形，按照黃世孟、蔡厚男的研究（各都市的調查時間略有不 同）：倫敦為 30.4，巴黎 12.2，波昂 7.4，華盛頓 45.7，紐約 19.2，芝加哥 23.9，溫哥華 233.9， 渥太華 25.3，日本全國平均 5.1。這也絕非我們官員與第三世界都市相比的真相。 39 在短短的二個月（民國 78 年 3、4 月）間，政府部門開出相關的公園綠化支票即有：一、78 年度興建公園十七處，面積達 12.8759 公頃。二、預定在 79 年興建完成，目前處於規劃階段的 公園共有 26 處，面積達 86.7838 公頃。三、十四、五號公園已完成土地徵收，為充分廣納民意 和避免多目標使用所滋生的商業活動，以平面開闢為原則，至於安置問題，則研擬籌建「公園新 村」解決。四、七號公園籌建除了大型體育館仍未定案外，先以森林公園進行規劃。 五、辦理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期限取案件，列入特別預算 147 案，列入 78 年度預算 36 案共 183 案完成徵收作業。同時，前項期限取得公園、綠地保留地內有大安 68 號公園等公園 114 處， 面積共 97.5992 公頃，其中空地 19.7360 公頃，先行編列預算，辦理簡易綠化，改善環境。 六、承續辦理第二期第二、三年公共設施保留地限期取得案件計 72 處，對公園、綠地保留地擬 徵收之範圍地籍及相關資料，移送都計處、地政處與測量大隊辦理徵收有關事宜。七、減低公 園內設施物，擴大綠覆面積為百分之六十，強化綠化效果。
- 37. 37 生報，1989/8/11），甚至最後變成公私部門合作的計畫40 。台北將朝都市森林化 發展（民生報 198911/11）成為許多政府機關對外宣稱的「政策」。 歷史的「巧 合」是，自從七號公園在規畫論述上，森林公園成為較為確定的方案後（雖然體 育館與森林公園之爭一直延續到該年的八月），綠色似乎蔚為風潮，特別是愈接 近森林公園確定，政府綠化的決心就愈勝。 此種藉由綠化意識抹除市民對於公共設施品質不良的印象，替代性的償還實 際策略，還不時伴隨著呼籲，例如宣揚政府興建公園的決心、鼓勵私人公私與民 間團體認養公園、認養大樹等等。 2.2 兩種綠色進路 綠化運動的空間措辭之所以能奏效，其中有二個重要進路支持其發展：一是 將公園的管理甚至經營權下放到民間，鼓勵認養維護，推動公園鄰里化責任制與 民間經營；其二是社區主義與生態設計、參與式設計的空間表徵成為公園地景設 計的進步論述，這兩者的合作關係則導引了本論文研究核心的意象轉變的過程： 從非正式地景到制度化地景。本節中即處理此一歷史轉變的過程。 2.21 公園私有化 就第一個重要發展而言，在民國 78 年九月十日推動的「美化台北我的家」 活動前夕，當時市長吳伯雄信誓旦旦要號召十萬市民在北市主要的公共場所與三 百多處公園內，捲起袖子美化居家附近的公園綠地，讓這項活動成為區運的熱身 運動，並改善生活環境提昇居住品質，使台北市成為合乎國際標準的大都市。民 政局將九月十日訂為九月份的「清潔日」，動員鄰里系統全面響應，環保局更出 動了八千餘名清潔隊員準備處理預估的三千噸溝泥和垃圾。這項由市政府和多家 40 「美化台北，我的家活動」由是市政府和二十幾個公民營單位、民間社團及中外廠商主辦， 共募集了一千萬基金，「認養公園」即是這項活動的重心。吳伯雄更在這次活動中強調：全體市 民應踴躍參與美化綠化市容工作，例如認養公園、綠化陽台，並經常動手清理居住環境。（中央 日報 1989/8/11）
- 38. 38 公民營單位，如台北國際社區文化基金會、統一超商、ICRT 電台合辦的活動， 主要的重心乃是「公園認養」。在此之前，依照民國 77 年 5 月 17 日公佈的「台 北市公園綠地及行道樹認養要點」的認養公園情形並不算太好，太平洋企業認養 32 處、寬達食品、鐿祥企業育樂和育和幼稚園各認養一處，這活動希望熱心公 益的個人或團體，使剩下的兩百六十多座公園有人照顧和管理。 在都市政策大力推行綠地建設時，相關部門的人手沒有增加，維護公園的預 算在沒有實際政績的考量下幾乎其微，認養公園是一個獨特的釋放集體消費責任 的計畫。在初期被號召參與的多半是民營公司，雖然企業苦口婆心的花盡宣傳心 力強調這是企業社會回饋的光榮與責任，不過「別有目的」的企圖卻昭然若揭。 這個計畫推行至民國 81 年五月份左右，台北市共有 77 座公園被企業認養，其中 太平洋房屋及認養了 32 座，其中還包括巨型的青年公園，知名企業還包括信義 房屋 3 座、麥當勞 1 座等。在 79 年 11 月的台北市議會中議會就批評：「台北市 的公園因為被認養，已淪為企業的「殖民地」，公園處在公園被認養前，未對企 業作能力評估，十分不當。」，議員秦慧珠更強烈指責：太平洋房屋一共認養了 32 座，如何照顧，令人存疑。這些公司認養者不過藉機「掛招牌、掛布條打知 名度，促銷房地產廣告」，麥當勞更是認養未滿一年及自行解約，公園處竟無計 可施。另外，企業認養公園也常與當地社區發生衝突，如太平洋企業認養龍鎮公 園時，附近居民在里民大會就大表反對，並通過提案要求市府不能准許（聯合報， 1989/10/9），這些種種因素，使的企業大打退堂鼓。當時聯合報（1992/5/27） 形容這是：「台北市公園慘遭遺棄？台北市公園認養計畫，冷清落幕。」。其中 當然有不乏「優秀」的典範，例如 IBM 公司認養的「民權公園」在當年評選為 70 分，名列第一，而 80 年新建的震旦大廈回饋其公司後方的「南村廣場公園」， 捐了將近七千萬。 企業認養綠地造成了台北合法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地景，這些負面的經驗至今 仍存在。由晶華酒店所認養位於中山北路與林森北路口的中山四號小公園，就是 一個典型私有化的例子。晶華酒店透過向台北市政府租用了現有土地五十年，並 透過開放空間獎勵條例增取較大的容積率，因為此公園正好在前方，在認養辦法 公佈後即向公園處認養，並想藉由認養捐贈來闢建自己的小型廣場，因為市政府
- 39. 39 不允許41 ，至今仍未闢建。然其在空間設計手法上，以大樓連接大廳下客處的迴 車道（迴車道的出口還借用兩旁巷口）包圍公園兩側，臨中山北路面築以圍籬， 整個公園只有簡單的草皮與綠樹，從空中看去，儼然成為晶華酒店的前庭，後雖 因居民的抗議拆除圍籬而以間隔的綠籬取代，仍因其空間設計形式的高明，成為 京華十二樓國際會議廳往下俯瞰最美的一塊綠地，也是當年麥克傑克森來台演唱 時，樂迷等待空中飄來的注視與禮物之所在。此外，因為開放空間獎勵條例興建 的大廈，將空間私有化、作為企業地標與內地的情況更多，多數的開放空間只立 了一塊小牌，而高明的建築師在設計時即將地域界線劃明，這些公共空間變成了 隱密的排外空間，是大眾不敢輕易進入的美麗「家園」42 。 另一個稍晚爆發的問題則是「民營化」，這個妥協性的政策後來引發社會轟 動一時的榮星花園弊案與華中公園、青年公園民間經營遊樂場的爭議。「以園養 園」本來是政府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情形下，兌現綠色支票的應變之道，但卻 逐步變成使公園的公共性回到花（私）園時代，或者變成了「另類」的收費遊樂 園，為其正當性背書的，按都市規畫專業的學術用語，則是「使用者付費」的現 實對照，一個集體消費由個體承擔經營的新自由主義。就法治本源來說，市有公 園得委託民間「維護管理」，但並未授權市政府擅自發包給民間業者「經營開發」， 情形類似公家機關可委託私人清潔公司一樣。單以河濱公園為例，從民國 78 年 至 83 年間，從木柵到士林的景美溪沿岸陸續開闢了高達 15 處之多的河濱公園， 其缺乏管理經費與土地管理規則的限制，使的多數河濱公園千篇一律的是光禿禿 的草皮，唯賴民間的經營管理方可維持綠色修辭的語意實踐的完整（儘管只是在 大片的草地上搭蓋帳棚作為遊樂設施使用），最重要的是又可從民間收取權利 金，回饋到政府部門。依據公園處的估計，委託民營後，每年可節省整建維護費 二千五百萬餘員外，另加上權利金及年度市庫收入一千二百萬元，共三千多萬元 （中國時報，1994/4/5），公園內的高爾夫球練習場亦同使了可減少維護費三百 萬元外，且增加權利金六百萬元以上。而私人公司有何好處？公園處表示，青年 41 這中間還有個有趣的轉折，自從華中公園案爆發爭議以來，公園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案一 度停止，直到郝伯村任行政任行政院長時，為了繼續獎勵民間投資，和因應他自己所提的六年國 建計畫才又與以支持。 42 自立早報（1990/11/29）曾披露了一則新聞，在當時，因違反建築物法定「開放空間」違規使 用案件確定者，即有 21 件。當然，所有違規的業主都是頗有名氣的建設公司。
- 40. 40 公園內的各項收費運動設施，年收入約二千三百多萬元，對投資者而言應有很大 的誘因，在實際的例子中，與市府簽約「經營」華中公園的聖玉公司，以每月十 萬元（每坪租金五角五分）的價錢承租，按照聖玉公司表示，雖然九十幾個單位 每月的承租價錢從三萬至六千元，但扣掉清潔綠化與保全費並無暴利可圖（中國 時報，1994/3/20）。 換言之，這些措施只是更明顯的將市民做為支付集體消費帳單的付款人，即 使在此番爭議中的反對民營化的論述裡，也多是集中在公園景觀上的美學與規畫 發包的程序，與政府是否圖利私人的問題，無人論及這是一個新自由主義所操演 的模範市民道德主義。總結來說，「公司資本接收了公共表現，公共空間被認為 是有交換價值的商品，被聲稱為了社會之需要而放棄了「發展」，即，獲利機會。」 （夏鑄九，1994:40）。吾人忽視逐漸消失的，做為都市規劃工具緣起的公園公 共性與公園，產生此種掩飾/遮蔽效果並非全然地因為論者的盲目，而是有賴另 一種措辭實踐所帶來的迷障效果。 2.22 公園社區化 認養公園的第二步驟，則是公園社區化。在推動公園社區化初期，響應最快 的是學校，在民國 81 年三月中旬，101 座認養公園中，學校就認養了 75 座，超 過半數，其中以中小學認養 26 座最多（中國時報，1992/3/13），這與中小學與 地方社區的關係較為密切有關，而且多半是中小學遵從政府命令下達之故（蘇敏 隆，1994），但學校因為有寒暑假，反而導致公園處管理上的麻煩。除了學校以 外，居民自發性的認養幾乎沒有，之前新任公園處處長林進益制訂的「公園巡邏 員」，號召老人以「榮譽管理員」身份參與公園管理的辦法，然而助益有限。 真正使公園社區化成功的，是與國家由上而下的重建社區主義的號召，和部 份空間專業論述強調「社區參與」設計方法有關。在此之前除了報章雜誌偶而鼓 勵的公民發揮道德與表揚優秀案例外之，皆述諸市民個人道德。換句話說，以個 人作為再生產領域的維護是零散而不見成效的。直至民國 83 年七月份，台北市 伴隨著一波社區主義與社區環境自主運動運動43 ，才使公園社區化略見成績。實 43 關於當時的社區主義與社區環境自主運動的分析與案例整理，前者可參考黃麗玲，1995, 新國
- 41. 41 際政策施行過程，從當年七月份起，台北市三百多個鄰里公園就陸續交給十二個 區公所管理維護，一開始大部份的區公所當將其視為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為了爭 取人力物力與各種後援勤支援，和市政府工務局折衝了許久，後來才勉為其難的 接受。在陸續可見的市民環境運動成功案例的正面效益鼓吹之下，之前多靠上級 命令來任養公園的鄰里政府（區公所），逐漸用心經營這些小公園，成為社區自 治中心、資訊交流站與敦親睦鄰的廣場44 。 大安區區長周世明的作法是公園鄰里化的典範，在他的帶動下，各里長和鄰 長率先擔任環保義工，成為自治幹部，親手動手整理公園來號召更多市民參與， 定期利用假日來打掃公園。平日各公園的清潔則由代賑工來維護，區公所更授權 鄰里辦公處今後可以自行遴選派里內的低收入戶人家來擔任代賑工，一則發揮社 會福利功能，二則便於指揮，直接增加了鄰里辦公處的自治色彩（聯合報， 83/7/19）。當時的媒體以極高的頻率報導鄰里公園生動的認養經驗，公園處也每 年舉行頒獎儀式，頒發認養最力的鄰里長，獎品通常是香皂毛巾和一紙獎狀。 社區參與，是幫忙國家解決公園維護的燙手山芋和抗衡公園私有化的出路。 而新的公園理論則是鋪好此條大道的怪手。公園社區化的成就，是由高級化鄰里 所帶動的，士林福林社區的參與經驗、大安區公所的模範 DIY、民生社區裡高比 例的清潔美麗公園，為市民帶來了不厭倦的綠化遐想，台北市之外的柴山公園、 高雄衛武營運動，則遙遠捎來佳音，其餘相關的環境運動與社區自主運動的成 就，如慶城社區、萬芳社區、天母社區等自主環境的運動，都將社區化描繪一高 度自主的主體，讓自主休閒與環境自主變成一個可能的動議。此外，生態設計成 為地景專業的時髦趨勢，經過綠化台北運動的洗禮，以及七號公園森林最終贏得 的市民森林戰，生態設計成為綠色專業者一再鼓吹的新範型。隨著市民對於環境 品質的不滿，以及綠色容易在市民的日常生活裡實踐等因素，認養公園、保護大 家建構過程中社區角色之轉變，後者可參考王鴻楷，1994，社區環境自主運動案例之分析。 44 依照蘇敏隆的研究，在台北十二個行政區中，以松山區及中山區被認養的公園綠地最多，分 別為 24 座及 22 座；大安區、文山區及大同區其次，分別為 14、12、10 座，而萬華區最少，僅 有兩座，若已被認養佔該區公園比例來看，大安區最高佔了 56%；中山區及大同區其次；而信 義區最低，只有 5%。其中中山區擁有兩個由鄰里任養的公園（蘇敏隆，1994：33-31）。其他仍 多為政府機關、學校與私人公司任養居多，為何如此？蘇敏隆並沒有答案，然就台北市各區的收 入而言，中山區無疑是台北市收入排行較高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