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課堂名稱：當代社會研究與思辯(254088001)
授課教師：陳小紅
演講名稱：公義社會的實踐：人口與社福的觀點
演講講者：薛承泰
報告撰寫：林峻弘/100254006/社會研究所一年級
薛承泰這次的演講中提出了三個有趣的現象，其中兩個是學術領域的現象，
另外一個則是既學術又社會的現象，此三者不僅是台灣社會非常關鍵的社會拉扯
力量，也時常是政治角逐的領域。第一個學術的現象是科學主義式的，是關於自
然科學如何要求「精準」且追求「客觀」，來達致常態分配曲線最細微標準差的
精準度問題；第二個學術現象則是批判理論式的，認為社會科學的精神就在於對
社會現象進行批判與反思，於此，薛承泰提出了「批判他人是反省，反省自己是
批判」的解釋，適時地點出了批判對外與對內的微妙差異。第三個現象是關於社
會的脈動，薛承泰主張社會正朝向一個更加「科技化」的社會，在技術物不斷進
步的過程中，人們的生活有非常大的改變，而這改變的力量就是社會的潮流。薛
承泰甚至透過他第一次擁有行動電話時，自己與兩個小孩興奮地打電話給老婆的
過程來說明這個潮流驚人的影響力，並且突顯了科技物是人們所期盼的面向，在
此，薛承泰更是不經意帶出了目前在行動電話市場虧損連連的諾基亞，在幾年前
所推出的廣告口號：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科技具有某種被期盼的、被想望的色
彩，不僅象徵了進步，也揭示了人類社會對於自身的理解，這是一種進步觀的思
維，尤其是在科技可以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的面向。
薛承泰這次的演講主題是公義社會，他在演講中提及了人口、勞動力、居住
正義、22K 方案、貧富差距以及托育方案等等的議題，而這些議題中最迫切且不
可逆的，就是人口組成的問題，以及其所伴隨的經濟結構的問題，這兩者將會共
同形成台灣未來發展最艱困的挑戰。薛承泰也透過這契機，驕傲地分享了他如何
創造臺北市史上最多結婚對數的施政績效，以及人口組成和經濟結構的問題如何
在其任內能夠成為一個議題而不被忽視，透過他的大力宣導，使得政府重視生育
政策等等的在任成果。然而，薛承泰很坦白地說明了，人口組成的老化是不可逆
的，台灣社會在 2025 就會步入超高齡社會，我們的老人人口比例將占總人口百
分之二十以上，對社會的經濟造成非常大的衝擊。透過這個驚悚的事實，薛承泰
也不忘批評國民兩黨在任期間沒有正視這問題所造成的後果，他認為民進黨所在
1

2. 任期間，加上國民黨目前執政第五年的任期，是台灣勞動力結構最好的時刻，在
台灣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高於 73%以上的青壯年人口比例，然而，台灣的經濟沒
有在這過程中取得顯著的成長效益 並且在 2005 年被韓國超越台灣的人均 GDP1，
，
根據薛承泰的資料顯示 台灣從 1990 年到 2027 年是廣義的人口紅利時期 然而，
， ，
我們若透過薪資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來看，則台灣在 1990 到目前 2012 年並沒有
顯著的進步，如圖 1 與圖 2。
2500000 50.0%
薪資總額
40.0%
2000000
年增率
30.0%
1500000
20.0%
1000000
10.0%
500000
0.0%
0 -10.0%
圖 1，薪資總額與薪資年增率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主計處。
台灣的人口紅利時期主要是在 1990 年到 2027 年，目前尚未結束，然而就薪
資增長率來看，1989 年可以說是薪資年增率逐年下降的起始點，除此之外，1990
年後，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也無法保 8，僅有 2010 年突破 10，但是突破的原因並
不是經濟結構的好轉，而是因為 2009 年的經濟成長基期太低，使得數字運算上
有這樣的自然現象。總而觀之，台灣的經濟數據上，的確呈現了如薛承泰所言的
狀況，未能獲得良好的勞動力發揮效益。
1
資料引用自 IMF，台灣 2005 年人均 GDP 為 16022.94 美元，南韓為 17550.88 美元。然而，使數
值若以 PPP 計算，則台灣因為物價上漲幅度控制得宜而持續領先韓國。
2

3. 600000 16.0%
每人所得
14.0%
500000 經濟成長率 12.0%
10.0%
400000
8.0%
300000 6.0%
4.0%
200000
2.0%
0.0%
100000
-2.0%
0 -4.0%
1973年
2003年
1951年
1953年
1955年
1957年
1959年
1961年
1963年
1965年
1967年
1969年
1971年
1975年
1977年
1979年
1981年
1983年
1985年
1987年
1989年
1991年
1993年
1995年
1997年
1999年
2001年
2005年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圖 2，每人所得與經濟成長率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主計處。
這個議題其實是和薛承泰所提的三個現象有所關聯的，即便這些數據是經濟
面的數據，然而他卻反映了某種社會的貧瘠感，尤其是在薪資的層次上，影響著
每一個人的消費與生活。薛承泰說得十分直接，他認為社會會去擁抱技術物，而
且我們會努力創造出更多的技術物，這種帶有進步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現代性思維，
同時隱含了「沒有成長」就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因為，進步是這個
成長方程式中唯一的出路。
從社會面或許可以獲得這種對於台灣未來感到憂心忡忡的看法，然而，若從
這個憂心忡忡拉回到社會學應該如何的議題時，我們就會看到另一種關於學術是
甚麼的討論。根據薛承泰的見解，社會學的核心價值在於批判，而這份批判的目
的與意義則有某種「問題解決」的內涵，尤其是關於人類與動物有別的潛能開發
的面向，在這上頭，人們可以發現問題，並且逼迫自己、開發自己的能力去獲得
更好的解決方法。薛承泰顯然認知了一個科學主義的學術觀，認為自然科學可以
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最多的成長，然而社會科學因為無法獲得客觀的真理，因此在
發展上也會相對地受到侷限。這樣的辯論從古典三大家的馬克斯‧韋伯就不斷地
在處理，透過社會科學本身必須要掌握意義的這個特質，韋伯認為社會科學追求
3

4. 的並非所謂自然科學的「客觀性」，而是一種在掌握行動者動機時的各種「客觀
可能性」，因此社會科學必須要去詮釋、去解釋行動者行動的原因，甚至透過思
想實驗與理念型的方式 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上掌握行動者為何如此行動的動機
，
與意義脈絡，並且加以解釋，甚至到最後還要能夠預測這個行動者的行動。這種
嘗試，根據韋伯的說法，是一種可能性的、機率性的掌握，他無法獲得如自然科
學般的客觀性，但卻能夠在一個普遍的基礎上站得住腳，而這也是社會科學的志
業。由此發展，韋伯既然將行動者的動機掌握視為社會科學的首要志業，則我們
必然不是以一個「批判」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的行動者，因為行動者如何行動，是
關乎事實層面的，而不是研究者認為行動者該如何行動，不是一個應該的、假想
的、理想的層面的解釋。薛承泰的思想具有很濃厚的馬克斯哲學味道，透過將現
實的批判作為社會科學的支點，然後我們進行社會如何更好的思辨，這是很實踐
的學術志業，然而，社會科學並不是僅此一路，社會科學正因為有了像馬克思‧
韋伯對於價值自由的專注 對於研究者不必事先被某種政治意識給挾持的觀點，
，
因此才能夠開展客觀性，或者，我們應該說「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薛承泰的論點是從科學主義下手，首先提出了韓國發射衛星失敗的時事，再
來說了一些太空競賽的例子來描繪當代學術思想的主流樣貌。他認為這種追求精
確、精準的學術嘗試是當前社會科學所缺乏的，而這和他第二個對於學術現狀的
剖析有所關連。他在演講過程中，透過詢問與會者關於「本土理論家是否生產自
身的知識」的問題，點出了他認為台灣社會科學界總是以模仿大師為志業，沒有
自己的看法，並且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在薛承泰看來，台下的學梓們應該要相信
人類具備有某種潛力，而這個潛力是可以被開發的，因此，我們應該要努力地找
出問題，並且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這個找問題的面向上，薛承泰等於呼應了
他認為社會科學應該要批判的論點 而這也是馬克思在
， 《資本論》中念茲在茲的，
認為理論比需要從當前的現況來剖析的看法，這是一種批判的工作，而也就在這
個意義下，馬克思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另外，在解決問題的方法上，薛
承泰則有科學主義的味道 認為社會科學去要求精準度這件事情並不是無法辦到
，
的，而是現有的學術框架使得人們放棄追尋這樣的精確度，他認為，即便沒有學
術上的真理，我們都應該像自然科學一樣，要求自己達到要求精確的層次。
針對薛承泰這樣的看法，我認為應該要有兩個面向的補充。首先，我認為薛
承為從自然科學般的科學主義來下手的確是不太恰當，而儘管我們不從這樣的角
度來思索他的這種論述，倘若我們僅以一種要求「精確性」的態度來理解，他的
4

5. 出發點仍然有令人遺憾之處 我認為社會科學的確無法達到自然科學的精確性，
。
而我們也應該要對於這點有自知地去補強，然而，社會科學的關鍵應該不只是精
確性，對於這種精確性的追求必須要加上「意義」這兩個字，否則儘管社會科學
實現了精確的量化基礎，甚至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數理量化模型，然而在意義的解
釋上若無法站得住腳，這仍然只是一種資料處理的藝術，不應該視為社會科學長
久以來的志業。再來，批判作為社會學核心的這種看法並非完全正確，因為這種
對於某個「政治理念」擁抱的學術態度，極有可能傷害了學術自由與價值自由的
面向，一個研究者不應該只側重某個思想態度而忽視了其他的思想態度，作為一
個研究者，甚至是以一個馬克思哲學為己念的研究者，應該要能夠掌握「整體」
這個概念對於研究的重要性。批判的確是對於現實生活很好的一個反省，然則，
批判的先決條件是對於現實高度的掌握與理解，因此，將批判視為社會學的核心
概念未必是如此恰當的，就先後順序來說，意義的妥當性與薛承泰所提及的(意
義)的精確性應該才是最核心的概念。當我們對現實有高度的了解時，我們自然
會有是非對錯的判斷能力 然而 在我們沒有高度的了解就要將批判視為己任時
， ， ，
這很可能只是某種激情理念的引導，使得批判者無法從現實中得到現實的解決方
案，最後只能在烏托邦的層次上進行高空樓閣的對話，失去了批判應該有的責任
倫理。
回到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上面，台灣勞動力最為旺盛的時候卻未見勞工薪
資的成長，而就算我們不論勞工供給旺盛的問題來觀察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也無
法看見令人滿意的結果，即便經濟成長率會受到國際因素影響，不應該以單一的
保 7 或保 8 來思考，但若和南韓相比，台灣在 2005 年的落後又有了某種指標性
的意義。以批判為志業的社會學或許會從勞資關係來著手，然而，批判理論時常
要求的是一種「完全的翻覆」，無法在現實社會中進行適當的改善。從此觀來，
我認為社會學在這樣的數據呈現中應該要能夠從台灣的社會價值觀，以及社會關
係與社會事實的層次來解釋這些數據的意義，並且從中找到適切的改善方法，而
非全面性的批判與翻覆 將責任推給社會上某一個群體 因為 社會是一個整體，
， ， ，
當社會生病的時候，是整體都必須要共同付出的，這才是真正的社會學精神。從
某個角度來說 這兩個數據已經呈現了台灣人民對於未來發展性的長期信心不足，
，
而信心正是非常社會學的問題，其數據背後對於人們生活樣式、行動邏輯的改變
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與了解的社會變遷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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