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 Related Content
More from CSO Programe,Oxfam China (20)
3 14research
- 1. 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
【 目录】
前言
2008年3月至4月间,我国拉萨、甘南以及阿坝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发生
地遍及卫藏和安多两个藏区。上千名当地青年与僧侣参加了对机关、店铺、其它公共设施的打砸
损毁,甚至暴力攻击无辜百姓。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藏区青年,包括僧侣成为了暴力事件的主角 ?
是如宣传所称的政治宗教层面的强烈诉求,还是社会生活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对于此次事件 ,
中西方媒体围绕着“藏独”、“ 人权”、“文化灭绝”等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各自的解读,彼
此激烈争论。
314事件固然有外部成因,比如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政治、宗教方面的诉求,达赖喇嘛在海
外的影响力等等,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单单依靠外部因素就能形成,必然有其内部
成因,而新闻报道却较少对此次暴力事件爆发的社会土壤进行详细考察。受民族感情的影响,
有些报道甚至引发了更广泛的民族间的不信任和互相攻讦。对藏族民众生活状况实地调研的缺
失,既不利于在理论层面理清藏族地区社会矛盾的本质,也不利于在现实层面解决问题。藏区
的教育、就业现状怎样?普通人的生活、思想状态如何?尝试探析这一“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
土壤,通过在当地的调研和访谈相对客观地了解变化中的藏区,加深民族理解和包容,推动民
族关系的和谐,这是公盟此项调研的强大驱策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权力、财富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变
迁、对外开放加速的形势下,我国各民族都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需要和路径选择,族群关系也呈
现新老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调研的初衷和核心目标是“理解”,主题是“藏区问题的社
会根源与近年来藏区社会生活变迁”。时代在变,每个族群的生活也在变化。 选择“变迁”这
- 2. 一视角,既能涵盖那些经历过“农奴——土改——改革开放”的老人,更希望关注那些生于70
年代之后,成长在藏区,面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的藏族青年。作为藏区的未来,这些青年的生
活环境和视野已然远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有了新的衡量现实的参照系。不再是之前的农奴社会 ,
而是自己身处其中、耳濡目染的现代生活;不再是一个被自然环境保护的自成体系的藏区,而
是或主动或被动与整个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的地域。在激烈演进的社会改革过程中,藏区社会
面临的各类问题与挑战,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似乎更加严峻和迫切。
本次调研选择了安多藏区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夏河县以及卫藏地区拉萨市和乃东县
为调研地。安多藏区甘南自治州是藏族文化艺术的重要源生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安多藏区
一直处在藏汉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该地区正是研究藏民族社会变化的经典模型。卫藏地区的拉
萨、山南,是藏文化的祖地和古老的政治文化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卫藏和安多都在经历一个加
速现代化的进程。外来的因素不断在冲击和改变其面貌。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区域,也是因为这两
个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结构特征。它们之间的对比和共生,凸显了藏区问题的复杂性和
困难性。在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小组走访了以上地区的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
商人、移民,希望通过亲身接触当地的声音更客观清楚地勾勒出藏区百姓的生存状况。
鉴于过去的经验、有限的调研时间,结构式访谈和问卷并不适应当地文化程度偏低、存在语
言和文化差异的实际调研情况。无结构式访谈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丰富的社会材料,也能灵活地
适应被访者的情况。所以,小组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社会研究方法,
将对社会状况的普遍性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最终实现方法为深度访谈和小型座谈两种。
我们认为,全球化下的民族问题是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本着理解和尊重的原则,
各民族间关系的维护和调试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长期以来,“西藏问题”是最热点、最错综复
杂的民族问题之一。近年来藏区矛盾冲突的恶化,一方面源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考量所造成的
理论盲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变迁下凸显出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关注不够。
当前状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藏区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矛盾和问题,首要要加强对该
地区民众思想、经济、生活状况的切实调查。了解才是协商、团结、发展的前提。要真正推动藏区的
健康发展,当前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需要转变思路、调整思想,从一贯关注构建民族国家的宏观
视角转向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基本生活、权益保障、公民意识培养和社会长期发展等实际问题。
我们呼吁,更多地站在藏族的立场上,而非汉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寻求尊重藏族社
会特点和意志的现代化之路,建设有着藏族特色的和谐社会。实际上,面对传统矛盾和现代化
发展的冲击,汉族和藏族都在面临相似的问题,更需要惺惺相惜,需要彼此的借鉴和鼓励。我
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报告,中央政府以及藏区以外的中国人民能够加深对藏区社会变迁的理解,
希望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健康和谐的藏区。
- 4. 学者Andrew Martin Fischer 在“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
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 ”一书中曾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藏区经历了
一场全新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在新中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这场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得藏区
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极大地改善了藏区的基本面貌,提高了藏族人的生活水平。但这场现代化
进程——“发展”逻辑、发展的路径和速度——对藏区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藏人在藏区被日益
社会边缘化。梅·戈尔斯坦在《雪狮和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一书中曾提出他对1989年事件
的理解。他认为,不仅是历史的原因,需要看到激进而快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计划所造成了
新的矛盾和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藏区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市场化进程)和“发展”
的政策思维并没有真正帮助藏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过渡,反而在很多层面上造成了对藏族(从
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属性和认同上)的结构性边缘化,激化了一系列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在八
九十年代之前,虽然藏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比现在更落后,但反而比现在相对稳定祥和。
这既源自藏区—藏族的传统性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必然发生的剧烈冲突;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藏
族自身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主导和掌控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速度。首先简单总结和分析一下
中央推动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阶段。
旨在建立一个新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是20世纪以来决定藏区—藏族命运的核心议题。从上世
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在藏区推动全面的改革,脱离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建立新的社会基础。这场现代化运动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旨在推动新的合法性的建立;同
时也深深触动了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触及了藏区的宗教、文化等深层次核心。就中央的
藏区政策,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
国成立到文革阶段的藏区变革;第二阶段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从八九
十年代开始的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1)第一阶段:全面改变原有藏区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建立制度基础。
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政治一体化”,重新梳理中央—地方的
权力关系,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模仿苏联的体制,以“民族”划分和辨认为
基础,建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级民族区域政权,废除宗教领袖与部
落头人的特权,进而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和部落制度,重建中央对少数民族区域的有效统治。由
于历史上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特殊性、政教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汉藏融合的差异,卫藏地区从
政教合一的权力体制向中央领导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的结构性更替呈现出比安多地区更复杂和
更被动的情况。但无论对于安多还是卫藏地区,制度上的转变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在经济基础上,自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央先后在安多和卫藏区域推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寺
院经济和部落—土司等基础经济制度和结构,废除农奴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将土地牲畜等基
- 9. 们真正的机会很少。而农牧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增长前景有限。不少出去打工的藏族年轻人或
前往城镇“卖酥油”,或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沙石工,还得依靠之前出去的
更富经验的同乡介绍。
在采访藏区老师的时候,他们都提到很多受过教育的藏族孩子不愿意也不能再回家干农牧
业了。他们通过教育、各种媒介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向往外面的世界,却无法走出去,也无法走
进去。不少年轻人往往聚集在一些城镇,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自己得不到的,感受到一种无法参
与其中的无力感,也不同程度地体验到被排斥(语言上、机会上)。
在拉萨,随着大规模城市基础建设的推进、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且国家
对藏区的经济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采取了一种完全开放的策略。大量的汉族和回族被吸引进入
经营商业、餐饮服务及旅游业。在繁荣的经济中收益最大的是外来人口,是非藏族,而藏族人由
于缺少资本、技能等方面的真正扶助日益被边缘化了。在拉萨,到处都是四川人开的川菜馆。出
租车司机以河南、四川、湖南、陕西的外来非藏族为主。旅行社几乎为外地人所有,在旅游纪念品
和手工艺品经营方面,八廓街周边的店铺一大半是来自甘南、青海回民所开,而非藏族。很多藏
族的手工艺品来自云南,来自浙江,来自尼泊尔。一位西藏大学的艺术史教授告诉我们,现在
很难看到地道纯粹的本地产的手工艺品了,大都是舶来品,很多“伪藏饰”就在拉萨郊区的浙
江商人的作坊里生产。
其次是技能和心态问题。在拉萨等更大的现代化城市,要参与大型基础建设以及其带动的
城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个体具有必要的技能、资本和教育水平。而这些都是藏族人所缺乏的。我
们在甘南的走访调研中发现,即使是80年代前后出生的年轻藏族大多数都只有小学毕业水平,
和我们同辈的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汉族地区。即使三五年前,藏区小学的辍学率都高
达30%,平均教育水平只有小学而已。(关于教育和藏族年轻人的问题后有详述。)访谈了不少
藏族青年人,他们都说出去找工作不容易。主要的障碍之一是语言,没法用汉语流利交流。在拉
萨,会说汉语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很多人不愿意要藏人,因为认为他们比较“懒散”。技能的缺
乏,加之在经营观念上有不那么“积极”,他们很难和来自内地或周边的非藏族劳动力竞争。
非藏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各个层面上本地经济的主体。藏族在经济上、技能上、适应价值观上都
无法与非藏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竞争。
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藏区本身日益分化。起到窗口作用的“现代藏都”拉萨和一般藏
区农牧区在社会经济结构和基本面貌上的差异日趋增大。为什么如此关注“分裂的藏区”这个
问题?因为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藏民对于现代化的很多感受和认识并不是直接来源于汉族地区,
而是来自于拉萨比较核心的藏区城市。在甘南采访的不少普通藏民都说自己去过拉萨,或是去
打工、做生意,或是亲戚在拉萨。作为藏民族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中心,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的中
心,拉萨带给藏人的冲击对藏民对自身在现代化中的位置的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通过
- 10. 大众媒体,通过外出打工的亲身体验等,藏区和非藏区发展上的差异也被藏人日益体验。
“六七十年代的人,经过文革的人,这一代人他对共产党的信仰是百分百的,包括牧区的
人;但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尤其是高中初中毕业的人,出去看过,也了解藏族历史的人其实比
较激进。···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好像是一个转折点,藏人出生的多。考不上学,在家游手好
闲的人特别多。···他们对外面了解比较多,思想比较积极。他们就想,为什么人家那么发达,
为什么我们这么贫困,为什么我们就坐在草原上放牛羊。”(东智研究员访谈)
(3)快速现代化下藏人的恐慌心理和无权感。
一位拉萨出租车司机这样向我们描述03年他第一次来拉萨看到的情景:一位藏人在马路中
间的下水道小便。作为一个外来者,出租车司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对于藏族而言,他们同样面
临外来冲击下的尴尬。当自己习惯生活的土地,和自己的传统认同、生活方式、宗教情感息息相
关的土地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辨认的“现代化都市”时;当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找不到工作,感
到缺少机会的不公平时,体会到核心的价值体系受到剧烈冲击时,藏人的恐慌和危机感就不难
理解。
以藏族的僧人群体为例。在传统中,僧人是整个藏区社会中最有文化、最有影响力的阶层,
是藏族的知识分子阶层,获得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对以宗教性为核心的藏民而言,宗教生活和
僧人们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访谈中,几乎所有的藏人都持续着他们的宗教生活,
有时间去转经,初一十五上寺庙,在遇到难事的时候请喇嘛念经等。这其中既包括老人,也包
括年轻人和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的进程在不断冲击着僧人和藏区的宗教生活。
扎扎研究员(夏河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接受我们采访时曾提到,现在的藏区宗教生活和僧
人面临一个很大的转变和冲击——如何面对世俗化的问题。他认为,年轻的僧人们有一种危机
感。这既来源于现代化的生活越多越多渗入藏区社会甚至僧人自身的生活。我们在拜访不少僧人
家时发现他们也有DVD,看港台片。不少小僧人晚上跑去上网,QQ聊天。年轻的僧人对外界世界
的了解更多,他们办杂志,热爱新事物,积极学习英文。我们就此问过不少藏人对此的看法,
大多数藏人持一个宽容的态度,并不认为这本身于纯粹的信仰有所冲突。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到,
这其中体现出的年轻和年老的僧人的不同。在采访夏河红教寺仁钦喇嘛时,他说像上网吧这些
事师傅不让他们去,会打他们,但也管不住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本身是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如何在对现实的关照和信仰的纯粹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这本身是僧人甚至所有藏人都面临的
困境。随着现代化价值的越来越渗入,僧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变化的藏区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这些其实对藏区的未来至关重要。经过文革的冲击之后,现在藏区的宗教文化的传承本身也出
现了一个年龄断层,中年僧人的缺少,使得老僧人对年轻僧人的影响力和传承也出现了薄弱。
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被一致化了。藏区作为
“落后”地区必须追赶“先进”地区,向“现代”看齐。另一方面,藏族人却没有足够的机会
- 12. 计划。
然而问及15岁以上,尤其是20几岁的农牧民孩子,则大多只有小学文凭,甚至是文盲。普
九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令人欣慰,只是成效恐怕要在10年之后才能看到,青壮年文盲这一“历
史遗留问题”却还摆在眼前。青壮年中文盲比率庞大,既有外部条件欠缺的原因,也有其内部
原因。
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读书无用。藏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然以放牧为主,孩子一旦上学就
没有时间帮助家里放牧,且读书之后由于没有“门路”,很难留在城里工作,回到老家后又丧
失了放牧、种地等传统技能,不如不读书直接在家帮忙维持生计,“新读书无用论”也在滋长。
目前藏区牧区半农半牧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没有本质改变,家庭对于教育的观念也因此没有太
大变化,10岁以下的适龄儿童普遍被送去上学,与政策有很大关系——不送上学会被罚,送上
学则有可观的奖金,至于上学的目的,家长们则不是很明确。采访中,家长通常表示只要读到
初中达到政策要求就可以了,家里牛羊需要人手照料。而20岁上下的青年人本身对接受基础教
育也不积极。藏区当地政府近年正在开展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但政策在基层很难落实,青
壮年男子都在外面打工赚钱,免费培训也没人愿意参加。在青水牧区采访时,当地村民说每到
上面来检查扫盲工作,乡里就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强制叫回来集中培训十天,应付检查,十天
后发放小学文凭,如此便算是“脱盲”了。在牧区,我们只采访到一位在夏河县读高中的学生,
是一个女孩子,名叫才让卓玛,她的表哥是村子大队长,家庭条件相对优越,在城里有亲戚,
因此才一直读到高中,问及她同村的小姐妹是否也在上学,她说“她们早就嫁人了”。
另一方面,当地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较低。藏区基层学校很多办学条件恶劣,教育基础落后,
工作艰苦,基础教育人才的引进极为困难,尤其是高层次与高学历教育人才奇缺,在偏远地区基
本“一师一校”,小组采访到从内地到拉萨的西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支教的研究生小于和小威,
他们说:“看到山区里的学校那么缺老师,我们即使有心帮忙也无力帮忙,在那样的地方我们
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适合不了,更不要说教学。”
在夏河县我们采访到一位在农村任教的小学老师,由于学生数量多,教师奇缺,每名教师
每天工作13小时以上,“两基”政策落实以后,学生的待遇很好,教师的待遇却没有改善甚至
变差,据这位老师说,他的工资从98年到现在只涨了500多块。学校80%的老师想转行,只是没
有其它行业可转才不得不继续当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夏河藏学
所专门研究藏区教育状况的才让东智说:“我们下去调研时,有些教师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
给学校所在的村子附近建个手机信号塔,让他们晚上能跟家人通个电话就满足了。”
西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支教的小于和小威的学生都是师范生,假期他们还给函授班代课,
学生是来自西藏各村镇的中小学教师。据他们介绍,这些村镇教师自身基础教育水平十分令人
忧虑,首先汉语不过关,类似“张塞(骞)出使西域”“东汉末年臣(宦)官当道”的笑话屡
- 13. 见不鲜,开卷的物理考试不能自己在书上找到答案。而这些教师经过在西藏高等师范专科的14
天培训即可实现“小学老师大专化”的目标。
2、职业教育的和社会机会缺乏
年轻藏人普遍缺乏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工作技能和社会路径,又很难回归传统农业社会。
相比于基础教育,藏族青壮年的职业技能也非常值得忧虑。通过实地考察,小组认为,从更为
实际的角度考虑,对于20岁以上的人来说,普及基础教育已经很难实现,并且不能立刻收到实
效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在城市的藏族青壮年就业问题是当务之急。具备能够实际应用的劳动技
能,才能更快更有效地融入现代社会。
现实状况是,甘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现有职业中学5所,所有学
校校舍陈旧,教学实训设备空白,办学条件十分滞后,严重制约着全州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
的协调发展。西藏大学阿旺晋美教授举的一个例子很具代表性。“拉萨火车站修建的时候,原地
都是农民和田地,为修火车站都拆迁了,国家也给了农民很多的补偿,但农民的教育水平是很
低的,他们不会花钱,他们一下得了几万块,就乱花,小孩买车啊,摩托啊,到处玩,不到一
两年,这个钱花完了,原来他们是靠种地挣钱的,现在又没有地,又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成
了社会的压力,在这个环境下,一煽动,不就很“方便”了?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养成了他们
的恶习。”这个例子表现出很多藏族青壮年的困境,他们本来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进程,被动卷入工业社会,但他们大多从小生活在农业、牧业家庭,劳动技能表现为
种地、放牧,一旦进入城市,便不能胜任工厂、工地的工作,从语言和劳动技能上都很难和内地
打工者竞争。小组访问的甘加草原牧民,村子里很多年轻人在外打工,年轻人汉话不好,只能
在工地上干些重体力活。
制约藏族青壮年进入城市生活的因素除工作技能缺乏外,“社会路径”也是一个人尽皆知
却又心照不宣的的隐性障碍。所谓社会路径,即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门路”。如小组在上一部分
的阐述中提到,大部分受访家长对于孩子读高中、考大学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 “即使读了高
中,也很难考上大学,就算考上大学,家里没有门路也不能留在城里政府工作。”
夏河县卓玛餐厅的老板多吉才旦说:“要上学家里就得卖牛羊供,以后咋办?上学也考不
上大学,一般只能考上合作师专,师专毕业想留在城里只有当老师一条路,当本地老师也得有
门路啊,现在师专也不分配工作,除非当官的、有面子的人家。”多吉才旦父亲是生意人,多年
经商积累了还算厚实的家底,他虽然没怎么上过学,但仍算是事业有成。提起那些和他从小一
起玩的小兄弟们,多吉才旦用一个字概括了他们生活方式:“混”。没有上学,没有门路,没
有家底,又不愿回老家放牛放羊,只能在城市里游荡,成为暗流涌动的“不安定因素”。
3、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
如果说50、60岁以上的藏人更多地体验到了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自身生活水平的巨大
- 16. ”,但对于内地的汉族来说,未汉化或者汉化程度较低的各民族仍属于儒家文化圈之外的 “异
族”。这不能不对跻身于儒家文化之中的清朝的民族政策产生影响,一方面使其能够正视这种
差异的存在,采取“从俗从宜”的统治策略;但另外一方面,文化上的张力造成的对国家政治
权威认同感的强弱,也会促使清朝对待不同的民族而产生某些歧视性倾向,并采取安抚、压制
等不同的策略和治理方策。
清朝对藏区各民族的治理方略虽经历了从“外”到“内”的转变,不过“不生事为贵”的
根本目标追求却始终没有变化。在“非我族类”的宗法性观念的指导下,地方官员并不对该区
域进行积极治理。非酿出巨案,则视为“番与番斗”,与己无关;而若是矛盾做大,则籍口“
番性犷悍异常,罔知法律”,请求“籍资弹压而免疏虞”。这种文化张力所造成的对国家政治
权威认同的弱化,不仅使国家权力行动有效性大打折扣,也使政治国家不愿过多介入到藏区的
社会生活之中。到了近代时期,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还竭力实施西部与内地的
“一体化”政策,以消除其所担心的可能由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离心力而带来的威胁。但国
家权威面对藏区区域性社会权威的挑战时早已显得软弱不堪。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清朝的政治权威在反清排满的声浪下,土崩瓦解。共和国性质的中华
民国取代了旧的封建王朝,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但旧权威的解体并未造就出相应的
新权威。民国时期国家政治权威角色的缺失,使政府不得不倚重他们以维持地方社会旧有的结
构。另一方面,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宣称“五族共和”,但仍不自觉地将西部民族地区视为文化
上的边疆,将各族人民等同于荒蛮落后的代表。所谓的中原标准,偏重于文化的传统的相似程
度。在这种文化与政治的中心与边缘的二重视角下,藏区本身就被视为了文化上的荒蛮之域。受
此影响,国民政府的政策无论是对直接控制的甘南,还是倚重于其他势力间接管理的卫藏、青
海,对藏区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加以改变的决心和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安多藏区和卫藏地区在矛盾程度上有所不同。在传统政治格局中,卫藏是
个更为偏远、国家统治秩序也更为稀薄的地方。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原王朝,“郡县”体系对
安多藏区的影响巨大,其统治方式至少在符号层面保持着与“中原”的统一性,但卫藏地区由
于从未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连这种符号层面的一致也完全不存在。民国时代, “××保安司
令”的头衔可以得到安多藏区上层人士的认同,但对于卫藏地区的精英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就
单一藏文化与民族成分方面,卫藏地区比安多藏区更为“纯粹”,尤其缺乏安多藏区中普遍存
在的双语精英,当地精英对于藏族文化传统有着更高的评价。而且,在清末开始,卫藏精英通
过印度了解海外文化者甚众,贵族通英文表达的人数也有许多。因此,把卫藏纳入到现代国家
体系的努力就必然带来更剧烈的变化,精英阶层的感受尤其如此。安多藏区权力精英意识中的
地方现代化进程是与内地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的,自身表现也比较主动;而卫藏地区的大部分
精英而言,这种现代化更为被动、也更为突然,在不少卫藏精英描述中现代化不是全中国现代
- 17. 化的自然组成部分,而是中原政权强力介入的结果。在近代“民族自决”观念的影响下,部分
海外卫藏精英把“中央—卫藏”关系仅仅看作是一种“宗教册封”关系,而产生了“国家”的
幻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完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次政权更替 。
新政权建立后,同样推行“一体化”政策,不过这时的“一体化”政策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
所谓新的内涵,不再是借助或维护旧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而是要破旧立新;
不再是继续维护民族地区少数贵族、宗教领袖的传统利益和特权地位。这种新的“一体化”政策
获得了藏区广大民众的拥护,为新的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变迁,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新的
一体化政治、经济制度下,藏区的社会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变,旧贵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治地
位、传统特权、既得利益受到冲击,其中少数人铤而走险,在1958年发动叛乱,以对抗民族地区
的历史巨变。但在平定叛乱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国家政权和地方政府
忽视了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上的特殊性,忽视了这些
地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上与内地的差异,试图用更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方
式,在短时间内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进行更为彻底的强制性改造。这种揠苗助长、越俎代庖式
的努力虽然在短时间内也能够取得表面的效果,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极易引发人们内
心的抵触和各种传统因素的反弹。
由此可见,藏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无疑要依赖政治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之有效以及藏区
地方权力结构的关系处理。表现为国家在面对地方社会时的两种策略: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
性制度。首先,就国家在藏区的行动能力而言,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1)国家的政治权威性,
即国家动员资源能力的强弱,这在根本上决定国家对区域社会变革能力的大小,是采取诱致性
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2)国家所宣称的价值与区域社会价值规范体系之间的吻合程度,规
定着国家对待区域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区域社会对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程度。其次,就藏族区
域社会而言,总是深深地烙有文化与社会的地域性特色,依存于不同的权力或者权威生长蔓延
的地方权力结构盘根错节,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国家、地方诸多权力结构的竞争和合作,利用、
蒙蔽、控制和博弈。这其中既有空间延伸的国家与地方政治、经济权力集团之间的博弈,又有以
时间为轴线的传统与现代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权力角色的博弈。而最终究竟会趋向何种途径,固
然与力量与策略有关,但归根结底思考检验藏区政策的的标准在于身份认同的问题。
总结清代民国以来藏区权力结构非健康发展的原因,主观上出在对藏区的身份认同上:
(1)国家并没有将该区域内的居民视为具有同等资格的国民或者公民,而是视为化外之区;
(2)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在该区域以一种文化上优势者的角色来审视,不能正视文化的多元
性,考虑怎样进行文化的调适,通过新的知识制造去完成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转化,树立国家
观念。因而,在缺乏了基本国家观念的条件下,就无法避免身份或者说角色从之间的矛盾。历史
- 18. 上的最大教训在于,许多藏区民众的主体意识上根本就缺乏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导致了藏区权
力场内国家权力不得不仰仗于宗教权威、或者地方骨干才能发挥效能的奇特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在60、70年代较好地解决了藏区民众身份认同的问题,完成了政治现
代化进程中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牢固地树立了国家政治权威在在地方权力结构
中的压倒性优势。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现实的权力制度因素,藏族自 “平叛”之后新兴
的新的地方权力精英,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藏区精英,成为中央政府不得不倚重的治理力量,而
这种力量在变化中逐渐产生了新的问题。政治思路的一元性与区域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再次浮现
出来,在全球化冲击、宗教力量复苏双重影响下的身份认同以及地方新兴权力精英 “过滤”后
国家权力和藏区百姓之间的认知“误差”是当今藏区社会之中比较集中的矛盾。如何实现民族
团结和社会繁荣安定,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打开新路,走出误区,解决现实矛盾。
2、藏区区域自治下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
清以来“以番制番”的政治套路、近代“民族自治”的政治观念以及苏联模式的早期成功
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制度的设计。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和
制度设计其优势在我国藏区60—90年代的实践中得到肯定的答案。但在近些年的现实中,一些
新的问题也面临挑战。
中央政府认为:“少数民族干部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懂得本民族语言和风俗,有振兴本民
族的强烈愿望,能够充分反映民族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上,在处理民族地
区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系上,在维护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方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
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和专业干部,再1993年12月,中组部、统
战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一直到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中强调要“认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对少数民族干部既要热情关心、严格
要求,又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把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
岗位上来”。50多年来,经过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努力,一支“数量较为充足、结构趋于合理、专
业基本配套”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在各个少数民族地方成型壮大。到2007年为止,少数民族
干部已经从建国初期1万多人增长到现在近300万人。另外,西藏的特殊性还在于自和平解放50
多年来,先后有十几万内地干部职工响应党的号召“援藏”参加建设。自1994年对口援藏开始
后,又有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国有企业先后四批选派近4000名干部进藏工作。
基于民族聚居区域范围的自治,必然伴随本地化的官员体制,经过数十年的组织建设,形
成了大量的行政官员和权力人士。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开始趋于棘手:
- 20. 制或者取消;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路下,地方行政有了许多违反《宪法》 《少数民族
及
区域自治法》的行为,但目前对应的监督追究机制并未健全。西藏自治区人大秘书长巴桑罗布认
为:执法犯法、司法腐败、法制观念淡薄等等,是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突出问题。调研小组在甘
南的访问中就有牧民表示“治安乱得很,他们(公安局)不管,我们牛羊被别人抢了,报案就
算抓住了(抢劫者),也抓住两天就放了。牛羊也要不回来,牛羊被卖掉的钱还分给公安局。”
(夏河曲奥农牧民访谈)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受到宗教思想和教育水平的影响,藏区百姓对政治的浸染程度远远低
于内地,以至于很多人不能区分中央政策和地方规定、中央决策与地方行为之间的区别,中央
政府往往为地方的失误“背黑锅”。 调研小组在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以“公家”、“牧民”来
区分自己和各级政府,认为“以前公家好,现在公家有时好,有时坏。”(达久滩草原牧民访
谈)
(3)支出型的财政结构以及干部执政能力的障碍。十一五期间中央仅对西藏的一般转移支
付、体制补贴和专项补助累计达到475亿,中央给西藏的支出占到其总支出的90%。 在安多藏区
调研时,一位官员表示,某县的财政收入为1000余万,财政支出为四亿多,这其中约四十倍差
距均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完成。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办法,
从内地有关省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选派干部对口支援西藏。2001年党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决定将干部对口援藏工作再延长10年,同时决定将西藏所有的县市区纳入覆盖。多年来各种优
惠政策在资金、项目、物资等各方面给予藏区大力支持,也改善了西藏的基础设施状况,但同时
也造就一些藏区官员将精力放在如何向中央要钱、要项目等方面,对运营自己的社会网络的兴
趣远远大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建设。
目前,藏族地区干部知识结构问题也显示了很多问题: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
一线干部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党政、事业单位人员大量膨胀积压。思政干部冗余,技术型、企
管、科技干部缺口很大。在小组在藏区的访问中,就发现某地区文体局的副职官员居然是小学文
化 水 平 。
1993年12月,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
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培养造就一支德才兼备,廉洁勤政,密切联系各民族群众,门类
齐全、专业配套、结构合理,能够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少数民族干部队
伍。”目前看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任重而道远。
四、政府对3.14事件后续处理中的失误
- 28. 度和部落制度,调整了社会结构,解除了广大民众对于传统上层的人身依附关系。
相对于安多藏区,卫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有其自身特点。由于介绍卫藏历史的著作很多,
大多数国人对卫藏历史的了解相对丰富,因此这里只拟略作分疏。从 9 世纪吐蕃帝国崩溃直到
17 世纪中期,卫藏地区就从未形成强有力的统一世俗政权,大小领主各自割据一方,但军事
力量相当孱弱。在这一漫长时期中,藏传佛教势力日益增长,寺院对于世俗事务的影响力逐渐
加大,以达赖、班禅、噶玛巴(即明朝册封之大宝法王)等为代表的活佛转世系统也相继确立,
黄教在 14 世纪后逐渐在卫藏地区取得主导地位。17、 世纪蒙古和硕特部与准噶尔部相继入藏,
18
卫藏实际处于外来军事贵族集团的统治下,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的摩擦有激化趋势。18 世纪清
廷以“驱准安藏”为指导方针,以怀柔手法团结宗教力量,同时坚决清除准噶尔部在卫藏的军
事存在,彻底击败廓尔喀入侵,成功控制了西藏局面。在此基础上,清廷在卫藏正式确立了以
达赖、班禅为首脑的政教合一体制,派驻代表中央权威的驻藏大臣,并创造了以“金瓶掣签”
与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对于地方政权予以规范制约。依据藏传佛教教义,班禅作为阿弥陀佛的化
身,宗教地位高于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但在政治职权方面,达赖所控制的噶厦明显胜于
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在地方权力结构中,不但有噶厦派出的官员,还可以看到拥有世袭封地
的贵族以及各大寺院的上层僧侣,三者构成为人所熟知的旧西藏“三大领主”。作为被统治者 ,
自由民的身份很不稳定,他们随时有可能沦为奴婢与贱民,奴婢与贱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法律保
护。与安多藏区相比,卫藏地方的宗教气氛更浓,政教关系虽然复杂但并无对立,中央国家意
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上层,在行政管制层面则基本不作用于卫藏地方。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征服印度的英国开始不断蚕食卫藏领土,并通过军事、经济、文化
等手段对卫藏地方当局施加影响,企图使卫藏脱离中国并为其所控制。其时清廷国力衰败,加
之驻藏大臣处置失当,使得卫藏地方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成员产生了较强的离心倾向。虽然由于
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强力干预而使卫藏局势一度平静,但满清王朝覆灭后,民国时期中央对
于卫藏的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某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上层人士为了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开
始刻意塑造达赖作为唯一卫藏政治领袖的身份与地位,迫使班禅流亡内地,并试图把噶厦政府
的统治范围扩大到康区乃至安多,这便是今日海外集团所谓“大藏区自治计划”的滥觞。至20
世纪30年代,卫藏地方当局积极扩充军备,吞并了原属康区的昌都地区,将东部势力范围推进
到了金沙江畔。但在进一步侵犯玉树地区时,藏军主力遭到青海、四川两省地方实力派的沉重打
击,这一扩张活动遂告中辍。40年代后,由于摄政热振活佛坚决拥护中央,卫藏局势有所改善。
但由于地方上层统治者中亲西方势力的颠覆活动,热振活佛下台,旋遭杀害;加之国共内战结
局已经日益明朗,摄政达札等人遂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制造“驱汉事件”,一时“西藏独立”的
噪音甚嚣尘上。195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开始与中央政府谈判,此后卫藏历史已为公众
熟知,历史学者与作家都有详细论述,小组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