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小傳

胡適小傳李常生 2010/4/24 台北 [email_address] 請用手翻動音樂：貝多芬小提琴浪漫曲

常生小語上一次至胡適紀念舘 ( 胡適故居 ) 參觀，大約是在 30 年前吧！今天我是第二次去，有點小雨，打斷不了我的興致，基本上，我是想到胡適紀念舘買幾片胡適之寫的小語，想送給南京東南大學 ( 原中央大學 ) 的朱光亞與喻學才老師。適之紀念舘每星期三、六開舘，位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內，佔地面積不大，但與陽明山上的林語堂故居、東吳大學裡的錢穆故居一樣，走進去以後馬上就可以聞到滿室書香氣息，以及感覺到有學問的人曾經留下來的深厚底蘊，讓整個房間充滿了智慧。胡適之、林語堂與錢穆先生於 1949 年以後來到台灣，早期一直不被大陸政府所喜愛，大約完全開放也是這一二十年的事吧！我敬仰上述三位大師，因此多次去過三位故居，每次去，似乎都可以感受到自己與三位大師的契合。我也去過無錫錢鍾書與紹興魯迅的故居，差別在台灣的故居都是一、二樓的小洋房，大陸的故居，則是祖傳的老房子了。但是比較起來，台灣的故居比較有大師剛住過的味道，大陸的名人故居，就有點像是刻意裝扮了。李常生 2010/4/24 台北

胡適之先生傳胡先生，名適，字適之。世為安徽績谿人，住績谿八都上莊。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上莊村人為慶祝他的五十歲生日，將上莊改為「適之村」。先生的父親名傳，字守三，又字鐵花。清歲貢生。因曾在東三省和廣東任官職，故精熟於邊疆地理。光緒十四年葛士濬編的《皇清經世文續編》及光緒二十三年盛康編的《皇清經世文續編》都載有他的著述。先生的母親馮順弟，是績谿七都中屯人。她是鐵花先生第二次續絃所娶的。結婚時，鐵花先生四十七歲，而馮夫人才十七歲。婚後不久，鐵花先生便同她到上海去住。他們的年紀雖然相差很多，但他們的生活好像過得很正常愉快。清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民前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適之先生出世。先生出世兩個月，鐵花先生被臺灣巡撫邵友濂奏調往臺灣。他於光緒十八年二月底單身到臺灣；先生和他的母親則於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八九三年四月十二日）才從上海到臺灣。初住臺南，後移臺東。光緒二十 ── 甲午 ── 年（西曆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起。鐵花先生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他自己留臺。後來他因腳氣病，於二十一年六月離臺，於七月初三日卒於廈門。 1978 年 10 月 10 日毛子水修訂

先生的父親去世時，他的母親只有二十三歲。鐵花先生臨死前曾寫了遺囑給他的太太和兒子。給太太的遺囑上說：穈兒〔適之先生在家族中的名字叫「嗣穈」〕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適之先生的遺囑，也教他努力讀書上進。適之先生後來說，「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四十自述》頁十七。）這位母親，不止能夠培植兒子讀書，也能夠以「身教」。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裏說，「我在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一絲一毫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 ── 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自述》頁三二。）先生回到家鄉進學堂的時候，名為五歲，實只有三歲零幾個月。他因為已認得近一千字，所以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等，而念他父親編的「學為人詩」。接上第二部書是他父親編的「原學」，亦是四言韻文。第三部書是「律詩六鈔」。以後，四，《孝經》；五，朱子《小學》；六，《論語》；七，《孟子》；八，《大學》、《中庸》；九，《詩經》；十，《書經》；十一，《易經》；十二，《禮記》。先生九歲時，有一天他在他學塾後邊一間待客的臥室中發現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的殘卷。這個殘卷，引起他看小說的欲望；從此到處去借小說看。到他離開家鄉時，已經看過三十多部小說了。他從那些白話小說中，學到不少的寫白話文的技能。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四）的春天，他的母親叫他到上海去求學。他進了梅溪學堂。課程很不完備，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科。次年，改進澄衷學堂。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備；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等科。在這個時候，先生對於算學最感興趣。他買了一部丁福保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了楊千里先生（天驥）的影響最大。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後來我在東一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十幾歲小孩子所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自述》頁四九。）先生從家鄉到上海的那一年，思想上變動得很大。第二年進了澄衷以後，聽到新的東西更多，當然有更大的變動。他自己說，「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羣己權界論，像是這個時候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說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自述》頁五二。）他以為梁氏的中國學術思想之大勢，第一次給我們一個新式「學術史」的榜樣。但這部「學術史」，幾個重要的部分，一直就沒有寫出來，因而他便有自己來做的志慮。他說，「我在那失望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我從那時起，就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我二哥勸我讀朱子的《近思錄》；這是我讀理學的第一部。梁先生的《德育鑑》和節本《明儒學案》，也是這個時期出來的。這些書引我去讀宋明理學書。但我讀的並不多；只讀了王守仁的《傳習錄》和正誼堂叢書內的《程朱語錄》。」（《自述》頁五三－四。）

1948 年攝於南京，右四為胡適之先生。

先生在澄衷一年半，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暑後轉進中國公學。不久，他就加入一個競業學會。競業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叫做《競業旬報》。旬報的宗旨，名為一、振興教育，二、提倡民氣，三、改良社會，四、主張自治：其實是要鼓吹革命。辦報的人，要把革命思想「傳佈於小學校之青年國民」，所以決定用白話文。《競業旬報》的第一期是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這一期裏就有胡先生一篇「地理學」，署名「期自勝生」。「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話文字。」（《自述》頁六一。）《競業旬報》共出了三十八期。從二十四期起，由胡先生編輯。他後來說，「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字學革命的運動裏做一個開路的工人。」（《自述》頁六七－八。）先生在中國公學不到半年，便因腳氣病告假。他的做詩的興趣，便是在這個養病期間偶然翻讀到吳汝綸所選的古詩歌（吳氏所選古文讀本的第四冊）所引起的。「我在病腳氣的幾個月之中，發現了一個新世界，同時也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史的路。後來幾次想走到自然科學路上去，但興趣已深，習慣已成，終無法挽回去了。」（《自述》頁六九。）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中國公學裏發生了大風潮；大部分的學生退出學校，另組成一個中國新公學。先生亦在退學的學生中。到宣統元年冬天，中國新公學解散；先生從新公學出來，便沒有再進學校。

民國四十幾年自美回台，陳誠先生至機場迎接。

民前二年 ( 宣統二年 ) ，是考選留美賠款官費生的第二年。先生往北京應試，被錄取在出洋的名額中。八月十六日，先生從上海乘船赴美。九月，進綺色佳康南耳大學，選讀農科。經過一年半，乃改讀政治、經濟，兼治文學、哲學。先生在康南耳的第二年，作《詩三百篇言字解》。這是先生用新方法以研究古書的開始。九月裡，先生寫成《康南耳傳》。我們讀先生這傳，知道先生後來致力於國家的教育事業，蓋亦由於青年時期多識賢哲的懿行所致。民國二年，先生被舉為世界學生會會長，又和趙元任，胡達（明復）同被舉為 Phi Beta Kappa 的會員。民國三年五月，先生得卜郎吟徵文獎金，論文題為“ 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 ” 。六月十七日，參與康乃耳大學畢業典禮。七月二十九日，在日記裡寫「標點符號釋例」一段，這是一年後在《科學》發表的〈論句讀及文字符號〉那篇文章和五年後〈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那篇文章的椎輪。先生於民國四年九月二十日，由綺色佳赴紐約，進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那時候，杜威（ John Dewey ）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主任；先生的受業於杜威，可以說從這時開始。但先生在這年的暑假裏，便已發憤讀杜威的著作，並且寫了提要。「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我寫『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胡適留學日記》自序。）從五年二月起，先生和梅光迪等討論「文學改良」的問題。到了八月十九日，他寫信給朱經農有這樣一段：「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無病的呻吟；（七）不摹倣古人；（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後來，他把和朋友辯論所得的結果，寫成一篇〈文學改良芻議〉。首段裏說：「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據先生後來自己解釋，「不避俗字俗語」這條，就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這篇文章用複寫紙鈔了兩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報》；一份給陳獨秀所編的《新青年》」。《新青年》於民國六年一月一日發表這文章。那時陳獨秀是北大的文學院長，所以北大的教授和學生首先對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當時教授中的錢玄同、學生中的傅斯年等，都贊成先生的主張。他們都是「國學」很有根柢、文言文寫得很好的人；因而「文學改良」的運動，便很快的普及全國。這是我們中國從有文字以來幾千年中間關於文字的第一件大事情。六年四月十六日，先生作〈諸子不出於王官論〉。這是一篇最可以看出作者在學術史上卓越見解的文章。二十七日，他的博士論文“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 （《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寫成，約九萬字。五月，他寫了〈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一文（載在《新青年》三卷三號）。二十二日，先生考過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場的考試。二十九日，辭別杜威教授。杜威說，他的關心於國際政局的問題乃過於別的事情！他於六月九日離紐約；二十一日從文古瓦（ Vancouver ）上船回國；七月十日到上海；旋從上海回績谿。先生在美國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即已函聘先生任北京大學教授。六年八月，先生從績谿動身到校。十二月，回績谿與江冬秀女士結婚；七年一月中回校。江女士則於這年夏天北上。七年三月十五日，先生在北大國文研究所作一個講演，題目為「論短篇小說」。四月，作「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的母親馮夫人在績谿病逝。第二天，先生接到電訊，即和夫人回家治喪。八年二月，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雖只講到中國古代的哲學。但在國內學術界所發生的影響極大，可以說是一本劃時代的書。因為在這本書裏，作者把做學問較合理的方法都教給讀者了。它使當時國內許多學人從荊棘叢生的小徑轉到平坦的大道上。美國哲學家杜威應中國共學社的聘請，來華講學，於八年五月一日到上海。先生先期從北方到上海歡迎。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再版自序〉，是於五月三日在上海寫的。「五四」那一天，他亦在上海。所以「五四運動」的發生，他事先是一點不知情的。他在五四以後才回到北大。但他所提倡的白話文，則因五四運動而得以加速通行全國；這是五四運動一種較有價值的收獲。在五四運動的前後，先生在報紙上所發表的關於政俗和教育的文字很多；最重要的是二月十九日寫成的〈不朽〉和七月一日寫成的〈實驗主義〉。而七月裏所作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八月裏所作的〈新生活〉、十一月一日寫成的〈新思潮的意義〉幾篇文字，對青年學子尤應當有大影響。我想，當時國內必有很多的青年能夠讀先生這些文章而增進慎思明辨的功夫的！先生從六年到十五年，都在北大教書。在這九年裏，先生除上課講授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於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後，尤為積極。不過先生是一個最有政治責任心的人，所以對於國家和社會的事務，先生力所能及的，沒有不盡力的。先生在八年六月接辦《每週評論》，就是要想對於自己國家的政治貢獻他的力量。但是《每週評論》不久也被封了。不過先生那時對於國事的意見，乃是全國知識界所最尊重的。到了十一年五月七日，先生主編的《努力週報》第一期出版。以後一年以內，先生在這個刊物上所發表的時事述評共有六十四篇。五月十五日，先生所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發表於《晨報》。先生和蔡元培及丁文江兩先生，都在提議人裏面。後來在九月裏，又寫了〈「聯省自治和軍閥割據〉及〈一個平庸的提議〉兩篇文章。從這些文章裏，我們很可以看出先生為國家的苦心。

民國八年八月，先生寫成〈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的前六章；九年春天補上第七章；十年十一月，寫成第八章。這篇文字對於所有有志治「國學」的青年，可以說和他的哲學史有同樣的影響。先生在十二年一月裏寫成的〈國學季刊宣言〉，非特評論過去學者在古學上的得失，並且根據精思熟慮的結果、詳明的指示我們現在研究古學所應注意的要點。五十多年來我們的「國學」有些可觀的成就，這篇宣言實有倡導的功勞。先生於九年七月寫〈水滸傳考證〉；於十年十一月寫〈紅樓夢考證〉。這雖說為考據學示範，實在是治文學史的人正當的工作。先生生平治學的大目的，在思想史。（實在是在人類的思想史；不過著重點在中國這一部分罷了。）但文學是他的一種「玩意兒」。所以他於中國哲學史以外，又寫了一部國語文學史。先生在民國九年所作的〈國語文法概論〉，乃是從《馬氏文通》以後中國語文中一篇最重要的文字。它的重要，不在它告訴人以國語文法的知識，而在它告訴人以對國語文法正當的觀念。先生把「國語的進化」和「歷史的研究法」在文法學上提出，乃是我國文法學的一大進步。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先生動身經俄、德、法赴英；八月轉巴黎，後又回英；十月底赴德國佛蘭克府演講；十一月回到英國，在各大學作了十次學術演講。十六年一月初，由英乘船赴美；十二日至紐約。四月中，由美啟程回國。在船上曾將高本漢的〈左傳真偽考〉的大意節譯出來並做了幾十頁的提要，寄給在廈門的顧頡剛。月底到日本，留二十多天。五月底回到上海。從六月後，寓上海極司斐而路四十九號甲，和蔡先生為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乃是這一年的夏天在上海買到的。八月，作〈菩提達摩考〉；十月，作〈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這是為陸侃如〈左傳真偽考〉的譯本作序而新寫的長文。《戴東原的哲學》這年出版。

十七年四月，中國公學校董蔡元培、王雲五等推先生任校長；四月三十日，先生到校就職。九月，作〈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十月，作〈入聲考〉，於除夕寫定。十八年五月，作〈人權與約法〉一文；又作〈知難行亦不易〉一文。（按八年五月初旬先生在上海時，曾謁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告以新著「行易知難」學說。現在先生寫這篇文字，蓋怕人因中山先生的「行易」便把「行難」忽略的緣故。）十一月，作〈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除夕，〈荷澤大師神會傳〉寫成。民國十九年四月十日，先生作〈我們走那條路？〉，又作〈神會和尚遺集序〉。五月十九日，辭去中國公學校長的職務。《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七章），亦是在十九年寫成的。（這七章裏邊，只有第五章（淮南王書）全部和第二章、第三章、第七章的各一部分，曾先後印行；其餘一直沒有發表。民國六十年，胡適紀念館才將七章手稿影印行世。）十一月二十八日，先生偕同家眷離上海赴北平，就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職務。在離開上海的前一天，先生作〈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當作《胡適文選》自序。在這篇文章裏，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先生對於國家文化的關心，對於青年教育的熱情，對於獨立思想的重視。二十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顧臨，為表示尊崇先生的學問和道德起見，建議基金會在北大設立十數個講座，使北大可以養成學術研究的風氣。後經先生和基金會商定辦法，於二十年秋季開學後實行。

二十一年五月，先生和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發起《獨立評論》（週刊），由先生主編；二十一日，第一號出版。先生在這年有〈憲政問題〉、〈廢止內戰大同盟〉、〈論對日外交方針〉、〈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統一的路〉等文；在二十二年有〈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國聯報告與建議案的述評〉、〈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制憲不如守法〉、〈建設問題引論〉、〈世界新形勢裏的中國外交方針〉等文；在二十三年有〈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論憲法初稿〉、〈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等文；在二十四年有〈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政制改革的大路〉、〈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敬告日本的國民〉（亦發表於日本出版的《日本評論》十一月號）、〈華北問題〉等文；在二十五年有〈關於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中國的高等教育〉等文；二十六年有〈讀經平議〉、〈再談談憲政〉、〈我們能行的憲法與憲政〉等文。在蘆溝橋戰事發生以前的六年中間，先生雖然很熱心於國事，但亦沒有忘記他的治學工作。他的〈真誥考〉和〈四十二章經考〉作於二十二年，他的〈說儒〉、〈壇經考之二〉和〈校勘學方法論〉作於二十三年，他的〈楞伽宗考〉作於二十四年。這些差不多都是和他研究中國思想史有關的工作。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在蘆溝橋向我們的軍隊開戰。這是八年中日戰爭的開始，亦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先生於七月八日離平，十一日到廬山參加「廬山談話會」。談話會於十六日開始舉行。會畢，先生於七月二十八日乘飛機返南京。自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先生總希望政府得以好好的進行建設新國家的事情。不幸日本軍閥必欲實行侵吞中國的計劃！廬山談話會中，先生對日本軍閥雖義憤填膺，但心裏以為，只要可以和平，我們總是選擇和平的路。先生於八月六日謁蔣委員長，還希望政府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後來知道中央決心抗戰以後，亦遂支持抗戰。先生在京時，並向蔣委員長提議北方的三大學聯合南遷的事情；後來西南聯合大學的產生，可以說是由先生發動的。

九月，先生從漢口飛香港；約於十九日，從香港飛美，二十六日扺舊金山。先生到美以後，隨處宣傳中國抗戰的意義和世界上民主國家團結的必要。二十七年七月，又赴英從事國民外交活動。九月，赴日內瓦。同月十七日，政府特任先生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那時先生尚在歐洲。二十八日，由英赴美；十月三日到紐約。五日，赴華盛頓就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職；二十七日，向美總統羅斯福呈遞國書。先生任駐美大使後，除屢次謁見羅斯福總統討論國際問題以外，又時常旅行全美各地，對人民團體發表演說。先生平常作任何一演講，都必作充分的預備，所以都很動聽。現在以大使的身份說話，由於他一向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心，自然更加謹慎周到。他的心臟病，或即因此而起。而美國朝野對於中國對日抗戰的了解，從先生任大使後，便一天一天多起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國向日本提出應付遠東危機的方案：一、日本立即退出軸心；二、從中國撤兵；三、停止支持南京傀儡政權。到了十二月八日，遂發生珍珠港事變。從這天起，先生的旅行演講更勤；珍珠港事變半年內，先生在加拿大及美國各地，行了三萬五千英里的路程，作了一百多次的演講。三十一年九月二日，在華盛頓大學召開的國際學生大會演講「聯合國」（ The United Nations ）。八日，辭去駐美大使職務。十八日，移居紐約，恢復中斷五年做學問的工作。三十二年，他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的職務。這對他很為有用，因為這個職務可以使他很便當的利用許多中國的古書。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夏，在哈佛大學講中國思想史。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發表先生為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會議代表團代表。四月二十五日起，出席舊金山的聯合國制憲會議。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九月，政府任命先生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在先生沒有到校以前，由傅斯年代理。十一月，聯合國在倫敦開創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先生任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

三十五年二月，發表〈聯合國教科文會議的檢討〉、〈中國成就些什麼〉等文。六月一日，由美國動身回國；七月五日到上海；月底到北平。九月，就任北大校長。十月十日，先生在北大開學典禮講詞中曾引用呂祖謙「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話。事後，共黨因為這是對他們統制思想政策的致命傷，便在共黨《文匯報》上對先生的演講大肆攻擊。先生曾於三十四年八月四日，電勸毛澤東放棄武力，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這個勸告，毫沒有效果。這次共黨對於先生演講的攻擊，更使先生明白共黨已經完全失去理性了。十一月，先生被選為制憲國大代表；並於開會時被推為主席。先生是一位真正尊崇法律的君子，對於憲法是一向注意的。先生以為，我們的國家有了一部比較合理的憲法以後，全國人民便可一心一意、共同努力於國家的建設，使中華民國成為世界上一個頭等的民主國家。三十六年四月，先生被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並於開會時被推為大會主席。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因共軍包圍北平，先生乘政府所派的專機飛扺南京。先生在北大校長任內，除出席國民代表大會以及學術和文化的會議以外，即專心於著述。在學術方面，他繼續致力於《水經注》的研究，要替戴東原辨誣。在政治方面，他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議論；如三十六年的〈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三十七年的〈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自由主義是什麼？〉。這些文字，都出自啟世牖民的情懷，乃是我們散文中最上乘的文字

三十八年三月，先生已決定赴美，曾來臺灣一行，並在臺北中山堂作了一次公開的演講，題為「中國文化的自由傳統」。一週後回上海趁船赴美。後來四十一年十一月返臺北講學，留住約兩個月。四十三年二月，因出席國民大會，又返臺北一次。四十六年十一月，中央研究院改選院長，先生當選。先生於四十七年四月八日回到臺北；四月十日就職。四十八年二月，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成立。先生常覺得國內教書的生活太清苦；他以為國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而要教育辦得好，必須教師能安心教書。因此，他每次從美國回國時都向教育當局建議提高教員的待遇。四十五年吳大猷先生回國講學時，曾擬了一個發展科學教育的草案。先生接長中央研究院，遂修正吳案而向政府建議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先生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三十多年如一日，可以說是由於以教育救國的一念所鼓勵的。我國自有學術和文化的基金會以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可以說是一個模範的組織。這得力於先生人格的影響不少。現在的國家科學委員會，則已隸屬於行政院。我們相信，先生公正無私的精神，將永為國內公私各種教育文化基金會的主持人所矜式！四十九年七月九日，先生赴美出席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中美學術合作會議。在這個會議裏，先生有一個重要的演講，題為「中國的傳統和將來」（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會後赴東美；於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返回臺北。從此以後，先生便沒有再離開祖國。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會畢，下午六時在招待院士的酒會中，以心臟病突發去世。這個終身為正義、為自由、為國家的光榮、為人類的文化而努力奮鬥的人，便從此離開人間了。先生夫人江女士卒於六十四年。長子祖望現任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次子思杜陷大陸，傳聞已歿。先生在世時，學問行誼都是為人所欽崇的。世界著名的學術機構，如牛津、哈佛、耶魯、哥倫比亞、普靈斯頓、芝加哥、加州大學等，贈予先生以名譽學位的，先後有三十五個。德國普魯士學院，亦於民國二十一年選舉先生為通信院士。先生去世以後，中央研究院為記先生的懿德，以先生生前所住的房屋為「胡適紀念館」。先生在大學讀書時便立志以樹人救國，以教育救國。民國四年二月二十日他在日記上寫著，「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個國家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上寫著，「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隻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明知乃迂遠之圖，但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

先生生平對朋友和相識的和藹樂易，是大家所熟知的。在先生的意思，和藹待人，乃是受過教育的人所應當有的態度。但先生最不可及的地方，乃在他的以正直待人。我們可以說，先生對於朋友，正和他對於國家一樣。他總希望他的國家能夠成為世界上一個最文明的國家；他亦希望他的朋友個個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好人。因此，他對於朋友的行為和社會有關係的地方，便勸善規過，一點也不放鬆。這種對朋友的直道，並不是普通能夠和氣待人的人所常有的。先生對學問的最大目的，為人類思想史，而對政治上最大的願望則為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先生主張人類有爭自由的權利和義務；但先生愛好和平與秩序、又不下於自由。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先生為顧全和平與秩序，有時甚至於主張勉強容忍而放棄個人的自由。這可以說是人類所能表現的至高的德操。二千餘年前，孟子評論幾個古代沒有在君位的聖人的德行，說他們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的。就我生平所見知的而言，在去世的師長中，如蔡孑民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在行誼上，實在可以用這十六個字作為定論。六十年的心儀，自信可無愧於神明。現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要重印我十餘年前所寫的「胡適傳」；因將原文修訂一過而謹記這個意思於後。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1977) 十月十日　毛子水

研究甲骨文大師董作賓先生墓與胡適夫婦墓地為鄰

吳大猷先生紀念碑也與胡適墓園為鄰

胡適先生在安徽的祖祠

胡適先生在安徽的故居

三十多年前，我有看過一部十六本的胡適之文集，至今記憶猶深。我特別喜歡他的小詩，我還特別跑到北京翠微山上去感覺這首詩的韻味：秘魔崖月夜胡適　　依舊是月圓時，　　依舊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 --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 選自《胡適選集》．文星叢刊

如果您意猶未盡，到台北時，您可以到中央研究院胡適故居去感受一下，屆時胡適將與您有一個美麗的對話。李常生 2010/4/24 台北 [email_address]

胡適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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