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ume 17，Numbers4- 5，August 2007
《实践中的发展》，卷号 17，4-5，2007 年 8 月
关系的反思：
南墨西哥五个非政府组织眼中的合作关系本质
麦吉尔·皮亚迪（Miguel Pickard）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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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基于与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的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的非政
府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之上写成的，内容是关于他们与其资助方之间的关系，比
如：与开展或支持南部发展工作的北方基金组织或机构间的关系。访谈背后的动
机在于对“合作关系”，尤其是对策略性合作关系探讨的兴趣。合作关系现在真
实存在吗？如果存在，非政府组织与某种资助方保持合作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得
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策略性合作关系过去的确存在，在将来或许还会重现，但由于
非政府组织内部审视、执行发展工作的方式以及基金会或相关机构的方式大相径
庭，策略性合作关系在现在只是零星存在。
关键词：援助 公民社会 方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一、引言
基金会有一大串术语来描述捐助的对象：接收者、受益人、配对人、客户、
受让人和合作伙伴等等。但是，这些术语意味着什么？他们是相等的、可以互换
的近义词吗？更具体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合作关系”才会在发达国
家中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基金组织和不发达国家的受捐助者（或许用其他术语）之
间存在？
下面就对“合作关系”进行一个大致的浏览，这是个被墨西哥非政府组织活
动家使用的术语。我们在此认为，“合作关系”意味着在平等参与者之间，或合
作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他们相互信任，对社会当前存在的条件分析相同，
因此为了建设更公正、平等、民主的世界倾向于做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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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调查了目前均在南部墨西哥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五个资料提供者眼中的
“合作关系”。这些非营利性质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以下主题的工作，比如：经
济巩固的程度，冲突的解决，人权，公民在正式政治选举中的参与，对草根组织
的分析和可选择信息。在最开始就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主题并非是非政府组织的
出发点。确切地讲，他们是通向更远大目的的方式，是为社会和民间团体赋权的
长期工作。这些非政府组织大都相信，这些团体将是变革的实施者，或是相互联
合转变成新的社会角色，来承担社会变革的任务。
为了本文的这个目的，我们使用了两个（这是我们希望的）新术语来称呼发
展领域中的捐赠者和受捐助者：北方代理人和南方接受者。“代理人”这个术语
惹恼了一些北方的援助人员，但这是我们在墨西哥对外部的、非政府、非公司性
质基金来源的创造性称谓。被调查的非政府组织都有一个重要的特色——依赖于
北方代理人的资金来源得以存在和生存。在南部区域里，高尚的个人捐赠传统不
存在，即使存在也很弱势。自我筹集资金最多只是预算中的一小部分。国内唯一
资金来源是政府拨款或公司捐助。在很多人眼里，接受政府拨款，会将非政府组
织变成政府机构，而公司的资金则被看成是受过污染的，尤其是从道德伦理的角
度来看，是不能接受的。被访的非政府组织中无一接受公司资助。其中一个则在
下面描述的三方方案（政府/非政府组织/代理人）中，接受了政府拨款。
二、引言附言
在发展工作中没有对“合作关系”统一的标准定义。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
给“合作”赋予了一种如上所述的特殊含义。由于这个原因，“合作”就没有标
准的西班牙语翻译。它必须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才能有具体的含义，尽管我们的
资料提供者认为西班牙语中与“战略性关系”对等的词是一个‘现实生活’的术
语，这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和代理人最初在该国创立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单
词都是用来表示同等位置但责任不同的参与者。一旦以这种方式解释，资料提供
者们就愿意认为一种合作关系在援助机构和接收者之间，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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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金从北部流向南方的事实，在合作关系内部理论上的平等关系是有
其重要含义的。在代理人和接收者之间，如资金财产以非商业交易形式，从代理
人转向接受者，这样的地方就可能存在一种合理的合作关系，这种看法遭到了其
中一位资料提供者的反对。只有代理人在资助中才有最后的决定权，而接收者只
能坐等对方对其资金要求的判决。资助或是不资助的权利分享是不平等的，因此，
对于我们的等待者，真正的合作关系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
可避免地广泛存在，至少在资助问题上存在。
三、历史环境
在过去几十年内，北方代理人和南部接受者之间的支票给予关系成了一条规
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关系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专制的。这个世界上一部
分是“发达的”，另一部分是“不发达的”。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对“不发达”的
问题有解决方案，而另一部分则缺少办法，达成一致的认识则简单地认为南北之
间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的流动就可以快速启动南方的发展。在这种直线式的思维
中，发展是一种动力。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交接时段，全球的南部独立程度加深，流行
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批评和抵制。几十年后，数以万记的资金流动在改变贫穷
和落后的问题上没有带来可观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实践工作者和学术
派达成共识：贫困不是支配性结构问题的原因，更多的是其带来的结果。为了减
轻贫困，正是这些架构应该被改变或根除。注意力由此从贫困本身转移到了落后
的基本根源上。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丁美洲进行的解放战争，尽管常常未能成功推翻
政治和经济的统治，但在给基层人民灌输民族主义和自我决定意识方面却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这种观念向发展部门渗透，长时间以来在这些部门，这种观念已经
改变了现存的父权和新殖民状况。
在发展中国家浮现出来的是资金管理者的决定性，他们被认为是“社会主
体”，比如：某些人，他们完全有能力参与发展辩论，并且能提出既有创新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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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意义的方案，来解决影响群众主体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当地的“社会主体”
不得不被看成是有自主权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能很好地理解自身面对的现实
状况，并能有所行动来改变它。因此，南方更能产生自身的目标、视角、战略。
发展领域中自上而下、从北到南的观点、方法、战略方面要求的链条经历了彻头
彻尾的变革，其他更为平行的、或者更民主的模式出现了。抵制变革的北部代理
人发现自己日益被南方同伴给疏远。
大家越来越同意，发展代理人合理的角色应该是共同参与并强化“本土社会
主体”的角色，为构建可替换的社会和经济形式一起工作。从南部的视角来看，
北部代理人加入南部是义不容辞的。作为帮助消除贫困结构层面原因的参与者，
北部一直受到欢迎，而现在与南部的关系更应放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之上。
一些北部代理人热情地接受了挑战。在这个新的社会环境中，南北共同努力
创建以社会为基础的自由选择的想法得到肯定。正如一个资料提供人所说，这个
阶段大致包含了二十世界七八十年代，以及与九十年代交接时段，南北实体都将
自己看成是“联盟”。事实上，发展领域的词典引入了一系列术语来描述这种新
型关系。对于某些北方代理人来说，南方联盟就是其同伴，甚至是同事；一家德
国机构杜撰了术语“连体”，以表示行动和承诺的共同性，试图与“合作伙伴”
形成共鸣。一家美国机构则愿意使用“业务伙伴”。正是在此时，我们的资料提
供者达成共识：有某种与合作关系类似的东西存在于致力于消除根本的、或者结
构性原因的南北机构之间，而那些原因则是世界大多数人缺乏机会的主要因素。
在一派蒸蒸日上的学术氛围后面，还有一种尝试定义新世界的努力。那就是
发展领域中不同部门的合作，比如北部代理人、南方社会和民众团体，和更大型
的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活动部门（或者使用拉美术语，
“社
会主体”）正在形成中。这个部门倾向于变革，将社会变革看成战略性目标，并
且意识到，为了创立并改变内省方式，自我批评是必须的，正如改变现有的思维、
行动、工作和与大社区联系的模式一样，是必须的。
换言之，属于某种合作关系需要一种共识。但是，同等重要的是，这种共识
需要共同建立而非强加。最终，还需要一种共有的意识观念，虽然并不一定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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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定的政治形态中产生。这是反对现状的事，在这种现状中存在不公正、不民
主、歧视和排斥。结构性变革可以通过动员唤醒受压迫民众的政治意识来获得，
不仅要抵制和反抗现存结构和思维方式，同时还要建立可选择的其他模式。
重要的一点是，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一种能辨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
主义、资本主义和（后来的）等级制度在现状的形成过程中各自扮演角色的共用
语言得到了进化。
鉴于需要更高程度平等和独立性，大多数南部的合作者都寻求方式确保外部
进入的资金不会干涉他们自身的优先权、目标和方向。来自北方的建议、技术、
方法、或者知识都会受到欢迎，但资金不能附加任何条件。使用资金来影响南部
合作伙伴的行为以期符合北方的优先权，这是不被允许的。一种新的伦理成为这
种合作关系的一部分：南部在思想和行动中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而资金需求则
被赋予广泛的战略性目标，但是反过来，南部合作伙伴也被指望能专业、及时透
明地使用这些资助，甚至能保持相互之间的承诺长期有效。改变架构是不容易的，
坚持要有最后期限被认为是无效的。北方合作伙伴要么得为南方不太明朗的未来
做贡献，要么得满足于对现状的改变，哪怕具体的结果是很难找到的。这就是本
质，或者说当下浮现出来的东西。
四、形式的变化
我们大多数的资料提供者一致认为，南北合作者拥有共识的好时光始于九十
年代后期，现在体现出紧张迹象。导致这种状况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个是普遍保守的政治态度，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全世界八十年代中期新解放
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让人吃惊的是，另一个原因居然是许多南部国家、尤其是
拉美国家向民主政体的转变。政府通过实施正式的民主政策，尤其是选举制度，
增加了立法程度，这种情况北方国家比南方为甚。南方民众仍然不能享受权力，
仍然深陷于顽固不化并有加深蔓延趋势的贫困泥沼，尽管政治制度披上了民主的
外衣。
但是，一个重要的重心转移发生了：资金和努力流向南方以支持初生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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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这个逻辑似乎无可辩驳：如果一贫如洗的国家仿照欧洲或北美民主政体重
新构建，那么各种各样的“资金管理人”则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将自己独特的项目
议程向前推进，并由此将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扩散。但是事实胜于
雄辩。根深蒂固的精英们学会了把玩民主游戏，并在世界舞台上去立足，同时却
又不给予自己国家民众获取权力的机会。
在北方代理人眼中，更合法的南部政府给他们带来一个影响，就是后者愿意
与前者一起工作，找到消除贫困的新方法。共同投资的计划已被酝酿出来，由此
本土政府就可以筹到相等的甚至超越北方代理人的资金。多边组织，例如联合特
使机构，都愿意作出自身的贡献。在与新时代的民主外衣一致的情况下，围绕这
些联合投资建立董事会，赋予北部代理人、当地政府和基金接收者发言权和投票
权来管理基金并确定具体的运用计划。
这些新安排很受南部接收者的青睐。他们努力去证明，这个委员会是很有代
表性的，是非强制的，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创新的办法使南部组织有权利使
用税收，因为税收的一部分是“我们工作的开始”。他们认为，这个基金可以用
来满足穷人、没有选举权的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的需要。但是其他南部组织则不
太满意，并且拒绝参与，宣称这些做法会使那些不能代表主体利益的政府合法化。
并且，在新解放主义年代中，努力去“消除”贫困已经退变成“扶贫”和“照
顾”穷人，或者说是去“照顾”那些新式经济游戏的“失败者”。新式解放主义
的经济学家承认有失败者的存在。政府大量的救济金被用来支持穷人的消费。除
了特殊的例外情况，政府一般不会容忍关于现状甚至改变现状的粗鲁评论。
然而，模式转换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国家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
行列。以墨西哥为例，总统决定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与美国谈
判签署自由贸易的协定，由此就有了筹码到某些其他北部代理人处去获取资助。
说服全世界同意其加入第一世界的宣传活动很成功，但基本的经济方面数据直指
长期并呈扩大趋势的贫困状况、失业人数、贫困差距拉大以及日益严重的移民情
况，这使其地位很不稳固。
最后，九十年代的另一个转折点是北部代理人中筹集资金的策略转变。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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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引普通民众捐钱的模式还没被完全遗忘，但重要性肯定有所下降。各种规模
的代理社日益提高政府资金在自己预算中的比例。南部接收人立刻体察到了这个
变化。北部代理商被看成以政府为靠山的集资人，并且他们急于显示申请资源的
成功，也或许是管理部门要求其这么做，以便证明以后再次申请资金的合理性，
他们不再认为扶贫是长期的过程。
最糟糕的是，这些过程非常难以记录。其中的量变如果不是主观的，则没有
任何意义。既然这些过程本质上牵涉到缓慢的社会演变，早先提到的很多代理人，
不得不在没有任何结论性证据证明他们的参与确实能为人民赋权之前就结束工
作。
通过接受政府资助，并依赖它持续发展项目、活动和机构本身，北部代理人
开始催促南方资助接收者加快速度，以求出现结论。那些指标，尤其是量化参数，
变得重要起来。某些代理人强调一些特定的主题（社会性别、艾滋病、环境问题、
农业生态和公平贸易），企图将他们的“品牌”与海外机构区别开来，或者加入
时尚的发展浪潮队伍中，来取悦北方政府。有些时候，对这些特定主题的关注很
受南方的欢迎。正如一个资料提供人所说，进一步增强社会性别的意识本身不是
问题，尽管某些时候行为方式会产生摩擦。
但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优先权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溯到五十年代，
决定优先权的是北部，而且经常是单边的。当北方代理人忙于满足政府资助者的
标准时，过去几十年的思想成就被一扫而空。例如，南北方的合作者应一起决定
优先权和战略，从而产生长期影响的观点突然消失了。现在，资金经常以接收者
特定议题为条件，或者调整进行中的项目和行动来突出北方代理人眼中的重点。
这个向量化的、可能更为客观的标准转变的一部分就是强调找出成功的参
数。由于南方接收者坚持认为应在长期社会变革中工作，但这并不适合简单、短
期的数据获取，因此这一直是北部资金提供者和南部接收者之间的一个争论（或
战争）。一位资料提供者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资金提供者坚持要求看到来自于
金融投资领域的量化指数，而这与社会进程毫无关系。另一位资料提供人说，这
些指数只是一种观察活动有趣的有效方式，但是他们不能转变成目标。她补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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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北部资金提供者开始要求“创建一种与社会主体建设并不呼应的方法
论”。
这种模式转变的一个结果和新近强加于量化指数之上的重心是，一些北部代
理人认为南方合作伙伴缺乏应对贫困的基本技巧。这再一次成为得按照北部代理
人命令指示来开展的一项任务，因为他们似乎就拥有这么一套技巧体系。其间根
据南部人员所显示出来的能力，来挑选人员帮助提供具体的材料。紧随其后的是
与这些人员签订协议，这样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就可以被召集起来，针对从养蜜蜂
到人权的一系列特定话题开展研讨会。一名资料提供者回忆了受雇为一家北部代
理人挑选的本地组织进行人权培训的混乱场面。非政府组织面临着一个“顺便拜
访”的局面，而不是陪伴这些组织，建立长期的信心和信任，因为这些培训唯一
的目的完全脱离了当地的社会环境。尽管这个选择可能会是为这个特定“人权”
中心集资的一种方式，但是最后它被否决了，因为它与其逻辑、战略、方法都背
道而驰。但是指出了当前发展领域中令人困扰的趋势。
总而言之，大多数由社会代理人设计、控制并操控的南部组织所理解的真正
发展，太频繁地受到北部急于取悦出资人情况的影响，当这些出资人受具有新解
放主义世界经济观点影响的某些党派（或者任何其他综合体）控制，当发展需要
转移资源时，经常就会有倒退到几十年前的观点发生。政府智慧为北部代理人筹
资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透明、问责、投入产出指数方法。这些都是有用的工具，
应该作为辅助物融入到变革的所有进程中去。但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实质不在这
里，而在社会变革主体的赋权，其中大多数才刚刚萌生，或正在建立过程中，因
此肯定会抵制量化。认识论和意识上的障碍阻止了合作关系的发展。
本文研究内容融入了诸多不知名贡献者的观点，当南北组织在平等的前提下
相遇，并支持社会主体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工作时，发展领域中真正的合作才将再
次形成并且繁荣起来。
作者简介
麦吉尔·皮亚迪（Miguel Pickard）
，毕业于墨西哥城国立自治大学毕业，并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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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硕士学位。他曾在几个地方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内部工作，现在“社会行动经
济政治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这是他于1998年和他人共同在墨西哥契亚帕萨建
立的机构。
联系地址：Calle de La Primavera No. 6, barrio de La Merced, 29240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 Chiapas, Mexico. <mpickard@laneta.apc.org>
版权声明：
本文作者为麦吉尔·皮亚迪，首次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卷号 17，4-5，
英国乐施会出版，出版时间为 2007 年 8 月。译者为梁莉娟。如需引用，请参照
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上的英文最终版本。本文系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
英国乐施会、香港乐施会的组织观点。同时， 《实践中的发展》编辑组、英国乐
施会等也不承担任何翻译上的错漏的责任。 原作及译文的版权均归英国乐施会所
有。中文译文的传播将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英国乐施会保留部分权利：如需
引用请注明出处；不得做任何修改；禁止任何商业用途。更多《实践中的发展》
信息请访问网站：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
This article is a translation by Liang Lijuan of the article Reflections on
relationships: the nature of partnership according to five NGOs in southern
Mexico by Miguel Pickard, first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ume17:4-5 © Oxfam GB, August 2007. For citation purposes, the article as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final and definitive
version.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named autho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Oxfam GB or Oxfam Hong Kong. Neith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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