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代修辞学 2011 年第 1 期（总 163 期）
（上 *
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
—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
—— “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
张汉良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提 要 本文前半部根据简单的关系逻辑讨论学科史上的两种传递模式，进而探讨修辞学研
究如何介入并影响到比较文学研究。第一种是法国比较文学家保罗 梵地根的跨国传递模式；
· 第二
种是语言学家罗曼 雅可布逊的语言传递模式。透过雅氏的语用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修辞学无论在涉
·
及讯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沟通行为上，或者辞格在语码和讯息互动的表义作用中，对文学研究所可
能提供的贡献。本文后半部举出先秦“名实之辩”
和上古“哲学对话”两个议题，说明修辞学研究和比
较文学研究在古今中外文本之间的交流现象，并详细分析了三篇古代的
“哲学对话”。
关键词 比较文学 修辞学 雅可布逊 语言传递模式 名实之辩 哲学对话
一、前言：比较文学和修辞学的不同关注点
比较文学与修辞学都是后设的知识系统，也都是建立或探讨语文关系的知识系统。一般
学者为了强调系统性、后设性，以及学科性，往往需要在“比较文学”后面加上“研究”两个字，
以免比较文学和作为“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混淆不清。修辞学的命运比较幸
运，从古典后期、中世纪开始，它就是一门学科了。某位作家的文字运用巧妙，辞格多变，可说
他擅长修辞；某位演说家惯于强词夺理，可说他擅长作为说服的修辞术，但没有人会说作家的
写作或演讲家的演说本身是修辞学研究， 因为创作与研究分属两码事儿。为了公平起见，也为
了下面的讨论能够成立，我们行文时偶尔会在修辞学后边加上“研究”两个字。
比较文学研究与修辞学研究都是建立或探讨语文关系的知识系统， 这是一种化约性的说
法。比较文学研究所谓的关系（relation 是指语言及文学关系
） （linguistic / literary relations 。
） 构成
关系的要件有二：第一是两件个体，分属第一元和第二元，可称为两个“关系体”
（relata ；
） 第二
是使这两件个体相互连接的逻辑，诸如等同关系、从属关系、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可简称
为“联系”
（copula ，
） 通常以＝、 坂、
＋、 劢等符号来表示；联系正是所谓的“关系的第三元”(ter-
tium relationis)。进一步来讲， 构成语文关系的有 “比较体” （comparatum ，
） 即构成比较关系的个
体， 如来源文本(sourece text)和标的文本(target text)。这些“比较体” 其实也就是文学研究探讨
*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出，此次刊出上部分——
—编者
- 27 -

2. 的对象。至于替文学比较体建立关系的程序， 传统上比较文学家称之为影响（influence 及类比
）
（analogy 。
） 两个文本便在影响及类比两极所画出的光谱之间游走。根据关系的亲疏， 以及一些
常识性的价值论述和规范论述亦即 “比较的第三元”(tertium comparationis), 可以划分出许多
邻近与衔接的范畴。要充分解释语文跨界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有两个最有效的、 后设的知识系
统：一个是符号学，另外一个就是诠释学。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姑且不论。
修辞学研究所关注的关系显然有它的专业特定性与特殊性， 无法与比较文学研究划上等
号。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 《郭及亚篇》
如 (Gorgias， “
又译 《高尔吉亚篇》 )，
” 修辞作为论辩术，
到罗马时代昆体良转化并发展为辞格论，西方修辞学有它基于语言结构和应用的内在的倾轧
关系所建构的张力。因此，修辞学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说服术与辞格学的关系。晚近论者
讨论的修辞学， 包括贝荷曼(Cha觙m Perelman, 1912- 1984)的“新修辞学”和列日(Li ge)学派
è
(Groupe μ)的“一般修辞学”与诠释学、 符号学、 语用学等学科的互动关系， 泰半源出于古典传
统,但是注入了新的方法论和议题， 在这个脉络下发展。此外， 从苏格拉底开始的修辞与哲学
（逻辑 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
） 未尝沉寂。两者的关系几乎成为修辞学的恒常课题。
二、学科史上的两种传递模式
下面我要根据上述的简单的关系逻辑，来讨论学科史上的两种传递模式，进而探讨修辞
学研究如何介入并影响到比较文学研究。第一种是法国比较文学家保罗 梵地根 （Paul van ·
Tieghem， 1871- 1948 的跨国传递模式；
） 第二种是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逊 （Roman Jakobson，
1896- 1982 的语言传递模式。
） 梵地根在 1931 年的小册子《比较文学》 Litt rature compar e)
(La é é
中，规划出比较文学的范畴，我根据他的陈述，归纳、整理出下面的图表：
émitteur 发送者 → récepteur 接受者
↑ intermediaires 媒体 (人或物) ↑
crénologie 渊源学 ↑ doxologie 舆誉学
mésologie 媒介学
梵地根的跨国传递模式①
图 1：
比较文学的关系由两个比较体构成，这两件比较体可简称为发送者与接受者。我们要知
道，所谓的发送者与接受者只是两种功能， 未必是个人，它可以包含个人、团体、某一件文学作
品、
某一种文类， 甚至是某一时代的文学总体。莎士比亚的某出剧本、 他的全部创作、他那时代
所有的戏剧作品，
在传递结构中都可以成为发送者。同样的，接受者也可以是个人或群体或接
受方面的文学作品等等。我们假设文学的传递是在历史中顺着时间之流进行的，在图表中 - - >
指示传递的方向，
↑指向某学术专业研究的对象。大多数的情况下，发送者并非直接传递给接
受者，中间有媒介人物，
透过他们 / 它们才能使讯息传递到接受者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比
较关系的个体可能包含三元，由这三元可以产生出至少三种学术分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
接受者身上，
研究他 ）
（它 在另一时空的流传历史，这种学问叫做舆誉学（或声誉学 。如果我们
）
的焦点放在发送者身上，溯历史之流往上探索接受者的文学渊源， 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构成了
渊源学。也许我们可以专注于讨论媒介人物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这种学问就叫做
媒介学，翻译研究便是媒介学的一支。
梵地根讨论的文学传播代表法国比较文学的前行代。他们的做法被后来的美国学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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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生代的法国学者批判， 认为上述图表的传递关系只是外缘关系 （rapports ext rieurs ，
é ） 无法处
理内在关系（rapports int rieurs 。我现在要援用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语言传递模式
é ） （图 2 及图
3 ，
） 看看能否修正梵地根的模式：
context 脉络
message 讯息
addresser 发送者 addressee 接受者
contact 接触方式
code 语 ）
（符 码
图 2：雅可布逊的语言传递模式②
脉络 脉络
讯息 讯息
发送者 1 接受者 1 接受者 2
发送者 2 发送者 3
接触方式 接触方式
语(符)码 1 语(符)码 2
图 3：雅可布逊的语言传递模式投射到跨国语境
我们比较图 3 和图 1，会发现有些雷同的地方，只是法语的讯息发送者“émitteur”变成了英语
的“addresser” récepteur” “addressee”媒体人物变成了接触方式，
“
， 变成 ， 甚至脉络。但是这两个
图表有一个明显的出入， 就是图 1 中彷佛缺少了 “文本” ） 当然我在前面说过图1的讯息发
（text 。
送者可以指人或作品，但实际分析时还是应该区分并指明到底发送者是作家还是作品。表 3
很明显地让我们的焦点转移到中间这一栏， 就是构成文本的讯息（message 以及建构讯息的语
）
码（code 。
） 请注意图 3 是同一个传播结构的复制，也许我们可以把表 3 中间的箭头→解读为语
在它左边的是一个语言系统的传播，
言的疆界， 在它右边的的是另一个语言系统的传播。这一
个重复的传播其实已经跨越了语言的疆界。如果把图 1 和图 2、 3 结合，
图 我们可以清楚看出
比较文学的影响和接受研究的现象为何。语码 1 到语码 2 到语码 3 以至无穷的过程， 我称为
语码的转换（transcoding 。从图 1 到图 3 的过程其实见证了比较文学史研究的两个阶段，
） 我们
可以套用美国学者韦勒克 （René Wellek，1903- 1995 所谓由外缘研究走向内涵研究的过程。
）
以上的传递过程看似理所当然， 其实反映出古典思维的简化主义与素朴的连续史观。如
果我们不愿姑妄言之、 姑妄信之，那也就不必再谈文学影响了。由外缘研究移位到内涵研究，
透过图 3 我们可以发现研究的重点是文本建构与表意过程；换言之，就是讯息透过语码建构
的过程。 在符号学上，这部分是构成符号行为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表意（signification ，
） 这也是
索绪尔的符号学 émiologie 所处理的课题。符号行为的第二个阶段是所谓的传播行为，
（s ） 亦即
意义如何由发送者建码， 透过特定的管道传送给接受者为其解码。这部分工作有些论者认为
是后期符号学(semiotics)所处理的范畴，这种说法失诸简化，我在这里无法讨论。其实，如果我
们回顾修辞学史， 便可看出： 由语码和讯息互动所建构的“表意”无异再现了传统辞格意义的
修辞学；语言使用者的互动所构成的沟通行为，尤其是讯息发送者的语言行为 (speech act)所
加诸受众的话语驱策力量，无异是另一套说词的作为说服术的修辞学。
（参见图4和图5。 ）
早年的文本分析特别注重讯息与语码的互动关系，文本构成的语言成分如何排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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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别言谈与语言系统的互动关系等等。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雅可布逊所提出的语言的两个原
则，一个是转喻，一个是隐喻，这两个原则反映出人类思考的两种模式，一为时间性的、连续
的；另一为空间性的、置换式的。雅可布逊在 1950 年代末提出这种说法时，对学界影响很大。
我这里关心的不是语言的转喻 / 隐喻二元结构是否具有普遍性，也不是这种二分法是否能成
立；而是利用它来重新规模比较文学的两大课题： 影响关系是连续、转喻式的；类比或平行关
系是非连续性、空间置换的、隐喻式的。这种说法难免有相当的化约性，需要论辩。
三、修辞学与雅可布逊的传递结构
现在我再把雅可布逊的传递模式请出来讨论修辞学的介入文学、甚至于比较文学研究。
“表意”
“signification”( )这个词在英语中用得比较少，法语除了等同英语的 “significance”或偶尔
使用的 “signification”
（“意义”外，
） 主要指涉符号的作用过程， “signifier”
是由 (signify)这个动词发
展而成的名词。
“signification”处理讯息如何透过语(符)码在相对而言封闭的语法和语意场域内
产生意义，
通常我把它翻译作 “表意过程”。另一方面，communication”
“ 则处理讯息如何透过认
知和行为，使发送者和接受者沟通。请参照图 4 的示意：
脉络
讯息
发送者 接受者
接触方式
语 ）
（符 码
（Signification 表意
）
（syntax 语法 +semantics 语意）
（Communication 传达
）
（pragnatics 语用）
图 4：
表意过程与意义传递过程
脉络
讯息
发送者 接受者
接触方式
语 ）
（符 码
（Signification 表意
）
（syntax 语法 +semantics 语意）
（Communication 传达
）
speech act 语言行为 （pragnatics 语用） act of reading 阅读行为
rhetoric 修辞 grammar 文法 hermencutics 诠释学
图5
雅可布逊的传播模式可以继续扩大涉及语言使用者的行为， 并使得涵盖修辞学研究的符
号学和诠释学沟通，这里无法详谈，只能点到为止。首先我们要区分语言（language, la lang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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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言谈（discourse, le discours ，
） 前者是抽象的系统，后者落实在语言实用的世界。根据这点， 发
送者所从事的语言行为， 我们可以称之为 “修辞”
（rhetoric 。
） “修辞”这个字在汉语里难免会引
起其它的联想，混淆了我们的讨论；我在这里用的是西方传统的学科意义，除了装饰性的文采
外，修辞特别指说话者整体的语言表现，甚至还包括语言表现背后的伦理价值和道德立场,如
何透过语言传达，使受话者信服。在传递架构右边的接受者，他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解释发送
者的修辞。修辞的构成包括讯息如何建构在语码中， 以及语码的各种象征层次。 解读者要做到
这一点，
必须具有语言学所谓的“能力”
（competence 与
） “表现”
（performance 。因此在图 6 最下
）
面我们看到发送者的语言行为构成了修辞这门语言训练，接受者的阅读行为构成了诠释学的
课题，
修辞学与诠释学分居语用学的两端：
脉络
发送者 讯息 接受者
接触方式 ↓
语 ）
（符 码 脉络
发送者 讯息 接受者
接触方式
语 ）
（符 码
Understanding 了解
=Explanation 解释
（Translation 翻译
）
图6
事实上如果没有发送者的语言建码行为以及接受者的语言译码行为，也根本就不会有诠
释学。我们可以说，透过语言的中介，也就是透过语言的表意过程作为语言使用者的发送者和
接受者的沟通行为（communication 才成为可能。
）
透过雅可布逊的一个简单的语言传递模式， 我们发现比较文学、修辞学、符号学和诠释学
其实是相通的。下面请容我举两个本人近十年完成的实例，来说明修辞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
贡献。
四、两个实例：名实之辩”“哲学对话”
“ 和
受到 20 世纪初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西方汉学家逐渐开始注意先秦典籍中的语言符号学
意涵， 而透过现代逻辑 （含非形式逻辑，属修辞学范畴） 与符号学的观点， 与古代中国展开对
话。发其端者是波兰汉学家赫米耶列夫司基(Janusz Chmielewski, 1916- 1998)。1962 年，赫米耶
列夫司基在波兰出版的期刊 《东方研究》(Rocznik Orientaklistyczny)26 卷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
中国古代逻辑研究， 所讨论的学者包括名家的公孙龙和墨家。赫米耶列夫司基指出中国哲学
是“说服性的”
(persuasive)，
而不是
“论证性的”(demonstrative)。他所用的描述词汇来自亚里斯多
德的逻辑和修辞论著。很显然地， 作者希望透过一套描述性的后设语言， 重新规模先秦哲学，
这套后设语言落实在西方的修辞和逻辑论辩传统中。
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论著和修辞论著，所探讨的两种和语言有关的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实源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直到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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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的肯尼斯 伯克(Kenneth Burke, 1897- 1993)和保罗 德曼(Paul de Man, 1919- 1983)等人的
· ·
著作中，
还可以看出这个议题的敷衍。 1980 年代， 美国学者史坦利 费希(Stanley Fish)规模这个
·
传统，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论证”另外一个是
， “说服”可为显例。这段简
，
单的历史说明了我们在阅读古代典籍时， 无法脱离当代的观点，这些当代的观点多半借自西
方，
但是它们又可以上溯到西方源远流长的传统。
先秦符号和语言思想所引发的课题很多，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最有名的可能是“名实之
辩”
议题和 “哲学对话”文类。名实之辩课题从当代逻辑语意学、修辞学和符号学的观点重新检
讨，会有新的发现，学者研究的成果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哲学对话文类，它是非文学的文
类或虚位戏剧，然而其展现语言（及语文 应用的某些基本现象。晚近研究方法汲取语用学与
）
修辞学之营养，对言谈参与者之主体性、权力关系，及对真理之掌握，皆有所发现。先秦诸子论
辩多援用“主客问难”方式，这在庄子与公孙龙子作品中尤为明显。此问答方式与西方同时之
哲学对话，从知识论和语用学的观点来看， 可谓遥相呼应。
上面这两个课题， 是近三十年本人来研究的重心之一。我从事这项研究还有一个学科建
设的历史动机。1983 年，大利学者翁贝托 艾科(Umberto Eco) 在国际符号学会大会上，
· 提出建
立世界符号学史的计划。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符号学史的撰写其实因应了 1970 年代学术研
究的新历史主义转向，也呼应了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批判。艾科继承了雅可布逊的说法， 符号
学指涉任何一个系统，只要它具有内在于符号的回溯关系，当然包括语言符号。雅可布逊所指
出的符号回溯关系，是基于语言学上的对立和等同关系，这种关系能否扩大到其他系统？学者
至今仍争论不休。
近三十年来，西方学者追溯符号学的起源时，往往关注到西方中世纪三语文学科(文法、逻
辑、
修辞)之间的倾轧关系。根据保罗 德曼的说法，
· 一旦人们察觉到语言运用上的差异和各层
次之间的冲突时，
泛符号概念的思辨油然而生。德曼透过强而有力的论辩，证明了文学语言符
号的操作，充分应用到修辞学的两个面相， 所以修辞学和符号学不仅相通， 甚至等同。笔者研
究群同行以色列哲学家达斯卡尔(Marcelo Dascal)则指出，此种思辩往往透过言谈论战而戏剧
性地展开。笔者参照达斯卡尔和德曼的说法， 考察诸子之间的论辩， 发现它无异逻辑与修辞之
争的中土翻版。名实之辩正是一场言谈论战，参与之诸子包括孟子、荀子、庄子、公孙龙、及墨
家。在这场大论辩中， 虽然公孙龙的诡辩修辞广受批驳， 但相当反讽的是，驳斥公孙龙的诸子
(尤其是庄子)亦大量运用修辞；相形之下，除了墨子外，逻辑论证在中国则趋于沉寂。
先秦的名实之辩并非始于公孙龙， 但是他的文本却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其中牵涉到的语言
议题。而庄子在名实之辩中虽然站在反对名家的立场，批评公孙龙忽视语言的指涉功能，然而
庄子的文本却又极尽修辞之能事，大量运用“重言” 卮言” 寓言”削弱了语言的指涉功能，
、
“ 、
“ ，
也使得沟通变得困难重重。
公孙龙的《白马论》从定义、命题、至推论的推演是藉由对符号特性的考察。要言之， 他是
在论证
“白马”“马”
和 在符号或符名层次的不相等。同样地， 以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 1914)的符号学观之，公孙龙的《坚白论》系在探讨“质符”
（qualisign 、 实物符”
）“ （sinsign 、
）
“法则符”
（legisign 之间的关系。至于
） 《指物论》 则描述了符号跟指涉物的关系，
， 更探讨了指标
符号的特性。 公孙龙对名实关系的辨析， 遭到庄子的批驳。 对庄子而言，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简言之，庄子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指涉外物； 他标榜“无言”贬抑符号的特性，
， 因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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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符号并不能表述“道”。然而我们发现，庄子的哲学并没有超越语言，事实上，庄子正是藉由语
言的使用（例如语言纵轴的替换，甚至语言的非指涉功能 呈现他的哲学，
） 而其言谈更是在“主
客问答” 夸饰寓言”
、
“ 的文类中展开的。由此可知， 语言跟超越语言的神秘体验在庄子文本中
并不互斥， 相反地，两者存在着相互依恃的关系。庄子虽然批评名家 “言隐于荣华”然而庄子
，
使用的语言不也正是 “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吗？至于逻辑与修辞之间的倾轧关
系，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
前面曾经指出，当代汉学家与古代中国展开了对话。此处所谓“对话”是一个语言学和修
辞学的隐喻。这个隐喻的挪用， 最明显的便是诠释哲学家， 如迦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
1900- 2002)所谈的，传统与历史的“对话” 传统对我们发出声音，
。 我们接受并解读它的讯息， 同
时也对传统发出疑问，希望它能提供答案。我们讨论名实之辩中的诸般课题，如“白马” 坚
、
“
白” 恐怕很难重建一个确凿的历史对话场景。因此，
时， 我们讨论先秦逻辑与修辞的辩证关系
时，以今天的语言学、符号学观念来探讨这些课题的现代涵义的同时，也需要反思雅可布逊话
语言谈场景的跨越范畴式的挪用。为了避免对话作为隐喻被无限上纲， 我回到传统的哲学对
话文类，透过文本分析，希望一窥修辞对文本研究的可能贡献。
五、对话与修辞：
苏格拉底、
奥古斯丁、公孙龙
西方学术思想发展，在罗马后期到 11 世纪大学创建时，已经发展出一个具体的规模。传
统上，学院训练可以分为小学与大学， 小学包括文法、修辞与理则学，三者皆与语言的应用有
关；所谓大学包含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学与音乐。小学所包含之三门训练，在公元前 4 世纪
的古希腊已经发展成熟。虽然当时没有文法的概念， 但逻辑与修辞实为任何学术训练的基本
条件；传统上，逻辑是求真的推理工具，而修辞则为使用语言说服人的手段，虽然两者皆使用
语言，但是在认知与价值两方面，未必相容。逻辑与修辞的倾轧，从早期柏拉图对话录已可看
出，经过亚里斯多德的整理，在希腊末期为斯多噶学派、罗马学者西塞罗及昆体良发扬光大，
至古典末期则为圣奥古斯丁所承接，为后世学术研究奠下了重要的基础。
希腊及拉丁修辞学有一重要课题：当任何一方都无法掌握真理，而真理亦无法透过逻辑
推理获得时，尤其当讨论课题涉及价值及伦理时，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它？柏拉图的对话
录， 几乎全部在推演这个现象。英文有一个字叫作 “dialogue”我们通常把它翻译作
， “对话”这
；
个翻译无可厚非，但是它希腊字源上的意义却无法呈显出来。按“dialogue”由两个字构成，
“logos” “话”
是 的意思，dia”
“ 有时被人以讹传讹，认为是 “二” 的意思，但它的原义是“贯穿”比
，
方英语的“对角线”“diagonal” 在大多数语言使用的场合中，
叫 。 尤其是在讨论问题时，我们应该
抱持什么样的伦理态度？采取什么样的语言规范？使得讨论的议题能够进行下去并发挥最大
的效益，是一个当时修辞家十分关注的问题。“Dialogue”的字源隐含着一层知识论上的含义，
“真理” “logos”
经由 传达，接近中国所说的
“言以会意” 文以载道”在
“
、 。“道”没有发现之前，没有
人能够声称拥有“道”
的情况下，logos”
“ 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畅所欲言”
“ 也！──也
许最后会呈现某一种“道理”。虽然语言的这种使用情况， 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我
们平常习焉不察，未加深思，但是研究哲学的人和研究思想史的人，却发现此中有深意，这也
说明了为什么有关“哲学对话”文类的研究从古到今不绝如缕。
大多数人都知道柏拉图的对话录，尤其是早期的对话录，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要人物。既然
是“对话”苏格拉底当然不可能是唯一的说话者，
， 他只是二位或多位 “对话者”
（interlocutors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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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问的一位。许多篇对话是由苏格拉底发难，盘问对方，对话的主题泰半与伦理问题或价值问
题有关。传统上，我们往往把苏格拉底视为德行的代言人，但仔细考察之下却未必尽然。苏格
拉底善用修辞家的种种策略，这和诡辩学者初无二致。他先假设自己一无所知，垂问一位据信
对某一问题充分了解的对话者，借着问答证明对话者也是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早期柏拉图
对话录中，有一部分特别彰显苏格拉底这种修辞策略。苏格拉底的辩论策略称为“埃伦科”
（elenchos ，“盘问”
）是 的意思。他先让对话者提出一个对方相信的命题，然后紧逼盯人，步步追
问， 有时设计圈套， 引人入彀，使对方相信一个和原来相反的命题，迫使对方坦承自己原来不
知所云。苏格拉底所用的逻辑其实很单纯， 但他之所以能胜出，往往是由于他的强词夺理，换
句话说，他以修辞战胜了逻辑。对话录《郭及亚篇》正是讨论有关修辞与对话之争议的篇章，苏
格拉底先后轮战三位修辞家， 包括郭及亚和他的两位徒弟；苏格拉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
修辞攻击修辞，其实，他决胜于与语言逻辑无关的道德因素。这篇对话录对后世影响深远， 许
多学者认为这是西方修辞学的滥觞。
当然，苏格拉底论德行的对话不只一篇， 他和郭及亚争论德行的故实，权充了另一篇重要
对话录《梅诺篇》
（Meno 的开场白。传统上学者都把
） 《梅诺篇》解读为苏格拉底讨论教育，或知
识传授可能性问题的篇章，他的命题是： 道德知识是不可能被传授的。这篇对话录对后世的启
发不小，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公元 4 至 5 世纪圣奥古斯丁的对话录 《师说篇》
（De Magistro, On
Teacher 。圣奥古斯丁记载他早年与儿子的对话，
） 多少援用了苏格拉底的 “埃伦科”策略，透过
对语言和符号的详细考察、 论辩，证明我们无法透过语言传道、授业、解惑。反讽的是，圣奥古
斯丁正是透过对话的形式， 教导他的儿子“教育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与圣奥古斯丁都相信
教育的先天性与内在性， 并非徒以语言为功；这种说法有其柏拉图唯心论及基督教启示论作
基础，
我们无法置喙。再回到教育这个问题，我们在大学教书，难道不是透过语言的使用，
透过
对话的方式，把学生视为“对话者”
（interlocutors 而非
） “受话者”
（allocutors 吗？对话作为教育工
）
具，从古希腊的修辞家、 诡辩学者、苏格拉底与孔子，一直到我们今天从事教育的人，都在使用
这个谋生工具。
笔者在上面提到，苏格拉底所使用的“埃伦科”策略。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策略在柏拉图晚
期对话中已经消逝不见；另外有一些学者却认为这种策略继续被使用。我认为“埃伦科”是论
辩术的一个普遍策略， 在古今中外的对话作品中屡见不鲜。下面要讨论的三篇古代的对话文
本，分别是柏拉图的《梅诺篇》 圣奥古斯丁的
、 《师说篇》和公孙龙子的《坚白论》。前面两篇西方
古代的文本相距已 800 年，但在主题上有一个承袭关系：两者都在讨论教学的悖论， 两篇作品
都以对话结构来搬演哲学论辩。至于公孙龙的作品和这两件西方作品可以说毫无关系，但是
从知识论和语用学的观点来看，它和这两部西方作品却颇能呼应。本文的写作见证到近数十
年来修辞学的复兴，语言行为对文本疆界的泯除，以及哲学和文学一样，也无非是一种言谈实
践。
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作品都传达了同样的一个悖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可由梅诺所提
出的问题看出来，即假使我们不知道某件事的话，我们不可能去追寻它；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了，
我们就用不着追寻它。 苏格拉底与梅诺对这个悖论的论辩引发并建构了整个对话文本。 相
似地，奥古斯丁的《师说篇》传达了另外一个悖论，即我们只有靠符号才能学习，但是靠符号我
们什么也学不到。联系这两个悖论和这两篇古典文本的正是我们所关怀的教育问题， 这个问
题的衍出是透过对话者的互动。苏格拉底和奥古斯丁透过对话互动来讨论知识学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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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不可能性，
而苏格拉底的策略就是有名的埃伦科，它包含仔细检视、反复诘问、以及驳斥。到
底这种修辞策略能否解答逻辑的悖论是笔者关心的问题。
在《梅诺篇》 梅诺向苏格拉底提出一个问题：苏先生，
中， “ 如果你不知道某件事物的样子，
你怎么去寻找它呢？万一找到这个东西， 你怎么知道它是你原来不知道的那个东西？”苏格拉
底回答道：梅诺，
“ 我懂你的意思，你的问题是一个‘诡辩’就是说不管一个人知道或不知道那
，
件事物，他都没有办法去寻找它。如果他知道它的话， 他就用不着去寻找；如果他不知道这件
事物，他根本无从找起。”这个悖论从 1940 年开始经常被学者讨论，有人称它为“知识探索的
悖论”“学习的悖论”甚至于
或 ， “梅诺的悖论”它充分反映出怀疑论及不可知论的态度。
，
苏格拉底描述梅诺的问题为“诡辩”
（“eristikon logon”，
） 前后被译为“诡辩者的论辩” 争
、
“
执性的论辩” 狡辩” 阻碍性的论辩”显然苏格拉底不赞成这种辩论方式，
、
“ 、
“ ， 同时也意味着他
自己的论辩方式是一种更严肃更有效的论辩策略， 这个就是所谓的“辩证性的埃伦科”。苏格
拉底与梅诺辩论的主题是 “德性” （arête ，
） 这个词有的时候被翻译为“卓越”下面我会进一步
，
说明。在这一节论辩中， 梅诺表示他知道什么是 “德性”苏格拉底则认为自己一无所知，
， 然后
他透过一连串的诘问（Q & A 迫使梅诺承认原来他也不知道何谓
） “德性”。在双方都有共同的
认知，也就是说“我们一无所知”的条件下，他们开始来探索这个问题， 这种探索方法也就是所
谓的“埃伦科” 这段讨论在传统的版本学上编号为 80d，
。 苏格拉底仿佛在暗示这段是整个对话
的一个分水岭，前后有不同的方法论取向， 因此许多评论家都认为 “埃伦科” 策略从 80d 开始。
这种说法必须先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也就是“何谓 ‘埃伦科’ 如果 80d 以后的探索策略是
？”
“埃伦科”那么 80d 以前的是什么呢？难道有两种
， “埃伦科” 吗？一种是 80d 之后的辩论策略，
另外一种是一种更广义的辩论策略， 不仅限于 80d 前后，甚至于被应用在所有的对话录当中。
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埃伦科”和悖论的关系。
“埃伦科”可以用来解决悖论吗？这两个
问题曾经引发出许多柏拉图学者的讨论，他们从不同的观点出发，
希望来解决这个悖论。
我前面指出来本篇对话的知识对象是非常有名的， 但也颇有争议性的“arête”概念。对话
一开始的时候，梅诺说：请问你苏格拉底，at te’
“ ‘ ê 可以被教导吗？ 或者它不能被教导， 而是实践
的结果；再不然它既不能被教导，也不是实践的结果， 而是人天生具有的； 或者是以其他的方
法得到的？ 表面上看来梅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
” 其实他问了四个问题。在希腊的原文里，我们
可以把它断句为四个问题：
问题 1a 苏格拉底，ête 可以被教导吗？
ar
问题 1b 难道 ar 不是被教导的，
ête 而是实践的结果？
问题 1c 难道它既不能被教导，也不是实践的结果， 而是人天生具有的？
问题 1d 再不就是以其他的方法得到的？
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梅诺问了第一个“是 / 非问句” ）
（1a 之后，他并没有等苏格拉底回答就接
着问了第二个问题 ）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无形中答复了 1a，
（1b ， 其答案是否定的。苏格拉底还没
有说一个字，梅诺又问了第三个问题 ） 这第三个问题其实排除了前面 1a 和 1b 两个问题。
（1c ，
同样的他提出 1d， 排除了 1a、 和 1c。当代语言哲学家格莱斯 （Paul Grice, 1913- 1988 曾提
1b ）
出对话的逻辑包括一些合作成规。格莱斯指出四种范畴： （quantity 、 （quality 、 （rela-
量 ）质 ） 关系
tion 、 （manner 。
） 态度 ） 比方说你不可以同时问一个人很多问题， 要有问有答， 给人有回答的空间
和时间，这是所谓“量”的问题；你的问题不能暧昧晦涩，这是所谓“质”的问题；你的问题不能
与主题无关，这是所谓“关系”的问题；你不可人身攻击，这是所谓“态度”的问题。这四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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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提出，由康德发扬光大，基本上讨论我们如何用语言来描述世界， 进而与
人沟通。那么梅诺一连串问了苏格拉底四个问题， 而且自问自答，让苏格拉底没有机会答复，
他是不是犯了什么合作成规？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即使苏格拉底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而是
柏拉图的文本建构，
难道他不应当解读出梅诺对话的含义吗？这个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因为我
们会发现他故意避而不答梅诺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面临古典文本而希望探
讨它的语用现象时无法规避的。这篇对话所讨论的概念例如“arête”都根植在柏拉图哲学的
，
脉络之下，我们以现代日常语言哲学提出葛莱斯的问题是恰当的吗？我下面要分析 80d 之前
的一段文本以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让我再回到苏格拉底与梅诺开始的对话。问题 1a 请问你苏格拉底，
“ arête 可以被教导吗?”
这是一个 “累赘的问题” （loaded question ，
） 因为这个问题夹带了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
是“何谓‘arête’ 梅诺似乎并没有意会到这个逻辑谬误，
？” 又接着问第二个问题 1b， 1b 来诱
用
导苏同意“arête”是不可被教导的，并进而同意“arête”是实践的结果。原先那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始终未被解答。当梅诺问第三个问题 1c 的时候， 他无疑在要求苏格拉底对“arête”是否天赋
提出看法。最后他问了第四个问题 1d，要苏格拉底答复。这一系列的问题显示出梅诺甚至于可
以一直问下去而没有穷尽。这种质疑方式如果善加玩弄会引发出一个哲学上的量论中的部分
与全体关系；甚至于引发出一个量的悖论，我们叫它“paradox sorites”就是说到底多少种卓越
，
的特质才能构成卓越这种特质。
苏格拉底感觉到梅诺设下一个修辞的陷阱， 因此他不提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相反的他
单刀直入问什么是“arête”？梅诺所询问的知识对象“arête”或者
， “德性”“卓越”是一个无法
或 ，
清楚界说的抽象特质，“arête”
而 的量又是一个模糊概念， 它会导致量的悖论，显然是两种相反
的论点在同一个命题中存在。苏格拉底当然知道一般人和诡辩论者所谓的“arête”是什么，但
这种常识之见正是让他困惑的地方，苏格拉底的困惑往往即是他探索的出发点，因此苏格拉
底说他对“arête”一无所知也许并非谦词。苏格拉底否认他的知识，中间往往含有一层反讽，这
是有名的
“苏格拉底反讽”是他修辞学的一个特色。在这段讨论中，
， 反讽的产生并非由于知识
与无知的落差， 而在于他把认知范畴和概念范畴混淆了，这正是梅诺自己所犯的错误，因为在
苏格拉底的回答中间他提出一个反问，大意如下：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arête’
“ ，你问我
‘arête’
怎么得到的，我怎么能回答你呢？就好比说有一个根本不认识梅诺， 如果你问他梅诺长
得什么样子， 有钱或没钱， 你觉得可能吗？”
（71ab 知不知道
） “arête”是什么跟认不认识梅诺是
两码事，这两种知识也不等于能不能告诉别人梅诺长得什么样子。命名与被命名的事物的特
质之间的关系早在柏拉图的另外一篇对话《刻拉提楼斯》 Cratylus， “
（ 又译 《克拉底鲁篇》）
”中已
经提出来，但这个问题的解答要到 20 世纪初年透过弗雷格及罗素等人的讨论才算面目明朗。
苏格拉底透过一连串的论辩替自己解套，也使得梅诺掉入自己的陷阱里。苏格拉底所用的策
略其实和诡辩论者的技巧并无二致，也就是所谓的“埃伦科”。
何谓
“埃伦科” 什么样的哲学问题可以称为
？ “埃伦科” 我们都知道语意会蔓延，埃伦科”
？ “
这个词和“arête”一样有很广大的语意范畴，从苏格拉底辩证法的一个严格公式到任何一种质
询，都可以算是“埃伦科” 。今天希腊文仍用这个词， 你到雅典机场的时候，第一关就是移民局，
移民局问你在干什么， 你在这待多久， 这是任何移民局必问的问题， 这个单位就叫“埃伦科”。
有趣的是语义学上的争论颇能适用于学者对梅诺的不同解读。我们不妨接受柏拉图学者
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 1907- 1991 对
） “埃伦科”的一个经典性定义。他认为，埃伦科”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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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含以下几个步骤： ）
（a 梅诺提出一个有关“arête”的命题 p，苏格拉底认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 于
是开始驳斥他； ）
（b 苏格拉底引诱对手同意 p 以外的命题， 比方说 q 和 r，然后苏格拉底从 q 和
r 开始推论； ）
（c 梅诺同意苏格拉底的推论， 和 r 包含非 p； ）
q （d 苏格拉底结论非 p 是对的， 是
p
错的。
苏：先生，我非但不知道ar
ête是什么，而且我从来没有遇见任何人知道ar
ête是什
么。
梅：
怎么会呢？你不是见过郭及亚吗？
苏：
我确实见过。
梅：
你不认为他知道何谓ar
ête吗？
苏：
梅诺，
我不记得了，因此我无法告诉你当时我在想什么。也许他知道，因为他一
向夸夸其谈。请你提醒我他说什么；再不然，既然你同意他的看法，何不干脆由
你来告诉我何谓ar
ête？
梅：这没什么难的。如果你要问一个男人的ar ête是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 它包
含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如果你要问女人的ar ête是什么，它指的是持家的能
力。ar
ête很多种，因此你要问什么我就可以说什么。
苏：
梅诺， 我今天真走运， 我一直在找什么是ar ête，结果你给了我一大群arête。
苏格拉底就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 “arête”
和蜜蜂的类比来设计梅诺。他接着说：
苏：梅诺，既然你指出蜜蜂的意象，那我不妨问你，蜜蜂的特质是什么，结果你回答
有很多很多种。如果我再问你， 你是不是说这么多蜜蜂，它们有很多不同的特
质，还是说蜜蜂的大小美丑等等有所不同， 试问假使有人这么问你，你怎么回答
呢？
很显然苏格拉底作了另外两个推论 q 和 r，但是他使得梅诺承认 q 和 r 为尊，因此接受苏格拉
底的结论。 苏格拉底说：arête 和蜜蜂的情况一样，
“ 虽然有很多种，但是它们只有一种意象 （按：
英语叫做 form，希腊语叫做 eidos，也就是英语 idea 的来源 ，
） 纵然表象不同，追根究底 arête 只
有一种。 梅诺认为苏格拉底说的是对的。
” “arête”
的特质和蜜蜂的种类， 这个类比不能成立， 德
性的“eidos”也不能等同于蜜蜂的“形相”。其实梅诺只要答辩苏格拉底的类比是错误的便可，
苏格拉底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相关性原则， 和 q 等命题是苏格拉底自己提出来的，
r 而不是从
梅诺的 p 中推论出来的， 因此论证的责任不在梅诺而在苏格拉底。 一个对话者的 p 和另外一个
对话者的 q 和 r 不相容并不能证明 p 是错误的，苏格拉底对真理的追求方法透过对话结构得
以实现，
但是这个结构也颠覆了真理的获得。从现代论辩理论的观点来看，埃伦科”
“ 没有什么
特别之处，
它对语用学也谈不上什么贡献，和语用学有关的恐怕是建筑在对话形式上的仔细检
视方法。如果没有对话互动，埃伦科”
“ 策略便派不上用场。我们观察苏格拉底的使用，这个方法
包含了逻辑的运作过程和修辞的道德性说服作用。（未完待续）
注 释
①本图为笔者整理。汉译名取自戴望舒译（1966 。
）
②图 2 出自雅可布逊（1960 ， 3-6 为笔者扩充，
）图 原文第一次出现时附汉译，以后改为汉译。
参考文献
（见本文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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