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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
- 1.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莊錦農教授 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 研究生：蘇彥斌 撰 2005 年 7 月
- 2. 獻給 我的父親 蘇進強先生 母親 丁碧嬋女士
- 3. 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 論文摘要 本論文從社會中心論的角度出發，利用 Charles Tilly 的民主化理論 作為研究架構，並以墨西哥的選舉民主運動（1986-1991）、民主促進運 動（1991-1996）和薩巴達運動（1994-1997）作為研究案例，試圖驗證「墨 西哥民主化是社運和國家對抗的結果」這個命題，並探討它們如何「由 下而上」地推動墨西哥民主化，以及產生了什麼樣的民主化。 1982 年墨西哥發生外債危機，革命建制黨（PRI）的統治能力和正 當性不斷下降。墨西哥社運利用這個機會獲得發展，並加速民主轉型的 進程。其中選舉民主運動透過「社會動員－政府鎮壓－談判協商」的循 環，讓墨西哥的各級選舉愈來愈競爭，同時也喚起公民社會對民主化的 重視；以公民聯盟（AC）為代表的民主促進運動，在爭取國際支持的同 時，更透過公民社會的自我動員，致力於監視墨西哥的各級選舉，不僅 提升了選舉公正與透明程度，同時也讓 PRI 政府開始進行有意義的民主 化改革；第三，由薩巴達國民解放軍（EZLN）所策動的薩巴達運動，以 文化認同作為動員的基礎，並建構一個結合「在地」與「全球」的跨國 倡議網絡，推動墨西哥原住民權利的落實，讓社會在關注「選舉民主」 之際，也開始對「社會民主」進行反省與思索。 本文認為，墨西哥民主化的形成，固然和國內政治精英和國際壓力 有關，但最重要的動力來源，係來自社會運動對黨國體制的反抗與施壓。 由於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探討墨西哥民主化的文獻並不多，本文的研究 目的就是為了要補足這個研究空缺，為墨西哥的民主化過程描繪出更完 整的圖像，同時也希望能對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有所啟發。 關鍵字：墨西哥；社會運動；薩巴達運動；民主化；政治發展；公民社 會；Charles Tilly i
- 4.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Abstract This thesis demonstrates that Mexican democratization is a result of confrontation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RI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government rather than an outcome of merely rational interactions of ruling elites, as numerous researchers tend to suggest. It argues that although ruling elites and pressures from international actors have a lot to do with Mexican democratization, social movements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promoting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is sense, it raises two important questions as followed. The first is, “how do the Mexican social movements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The second is, “what kind of democratization do the Mexican social movements promot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re provided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lectoral-democracy movement (1986~1991),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1991~1996), and the Zapatista movement (1994~1997)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ociety-centered approach and Charles Tilly’s democratization theory. In sum, the author hopes to describe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Mexican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shed some light on the democratization experience of Taiwan. Key words: Mexico; social movement; Zapatista Movement;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ivil society; Charles Tilly ii
- 5. 謝辭 1999 年暑假，我因緣際會遠赴南美小國厄瓜多遊學。一下飛機立即 體驗了一次震撼教育：原來當天已經是厄瓜多全國罷工的第三天了。台 商友人游步惠先生在把我接到他們家的途中，告訴我： 「在拉丁美洲，罷 工和政變，跟台灣立法院吵架一樣稀鬆平常。」當我們經過一個路障， 游先生一邊手按喇叭，一邊往車窗外面喊著： 「Paro（罷工）！」以表示 支持，一旁的人才把路障移開，並且笑著揮揮手讓我們通過。這個我從 來沒看過的景像，讓我對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產生強烈的興趣。 在厄國停留的兩個月間，我從厄瓜多天主教教宗大學（PUCE） Amanda Salazar 教授的語言課程中，學習到不少拉丁美洲的故事與知 識，可說是讓我決定踏入拉美區域研究領域的關鍵。2003 年，我架設了 「拉丁美洲瞭望台」學術網站。碩二上學期時，我曾經想以薩爾瓦多「美 元化」 （dollarization）的政經分析作為碩士論文題目，最後卻轉而研究墨 西哥的社運與民主化，這真是人生際遇的奇妙所在。不論如何，我要感 謝蔡政文教授、蕭全政教授、趙永茂教授、包宗和教授、吳玉山教授、 石之瑜教授、李碧涵教授、孫煒教授、張佑宗教授對我的循循善誘，讓 我在修課期間得到莫大啟發，間接影響了這篇論文的產生。 這篇論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的是指導教授莊錦農老師。莊老師 對政治有一套特別的見解，在政研所中獨樹一格。他總以直指核心的觀 點刺激我的思考，也時時刻刻督促我、鼓勵我，是我能順利在兩年內修 畢碩士學位的最大推手。口試委員主席施正鋒教授在論文大綱審查口試 時，對我採取嚴格的標準，讓我在寫作過程中絲毫不敢大意；學養豐富 的陳立剛教授、劉淑惠教授、李明峻教授，以及沒來參加論文口試的吳 得源教授，都對我提供相當多有用的建議，使這篇論文更為妥善而完整。 台大政研所博士班游雅雯同學在我的寫作過程中，不斷給我溫暖的 支持，並且對論文提供許多批判性的看法，是這篇論文能夠首尾一貫， 不拖泥帶水的最大功臣。在論文的兩次口試前，雅雯是我排練時的唯一 觀眾兼評論，也是論文初稿完成後的首位讀者。她的批評與指正，使我 iii
- 6. 在口試時臨危不亂、充滿自信。如果指導教授和口試委員是我最感謝的 師長，那麼雅雯就是我最感謝的同學。希望我們在未來的學術路途上， 能夠不斷相互勉勵、相互扶持。 在資料蒐集方面，我要特別感謝台大外文系張淑英教授的居中牽 線，拜託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UNAM）工學院教授 Guillermo Salas Banuet 幫我購置在台灣找不到的珍貴資料，甚至輾轉聯絡上公民聯盟 （AC）的發起人、現為墨西哥學院（El Colegio de México）國際關係中 心教授的 Sergio Aguayo 博士，請他將關於 AC 的第一手文獻寄到台灣 來，讓我的研究更能貼近事實。其次，政大政研所陳震宇同學是我認識 十年的老友，沒有他幫我來回在中研院和政大借書，這篇論文必定難產。 另外，雖然和薩爾瓦多尚塔那（Francisco Ricardo Santana Berrios）大使 進行兩個小時的訪談錄音帶沒有派上用場，但還是要感謝尚塔那大使撥 冗接見，希望在未來能有機會將「薩爾瓦多的美元化」發表成論文。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台大哲研所郭晉吾同學和經研所王 子豪同學，是台大哲思坊創社的革命同志，他們曾經和我用不同的角度 來探索「民主」的內涵，對我視野的開拓有很大的幫助。莊文一同學是 研究所同班同學中難得的好友，感謝他在我論文大綱口試時的大力協 助。和邱士熒同學、潘惠伶同學、鍾寶慧同學、陳蔚芳同學、廖小娟同 學等 R92 同班同學的共同修課經驗，讓我受益良多。蔡尚志學長、李樹 山學長、王皓平同學、呂椿偉同學、邱靖鈜同學、莊雅涵學妹、蕭育和 學弟、哈薩克大學傅馨儀博士，以及清大社研胡景祥學弟，在我論文寫 作期間對我的鼓勵與支持，提供給我源源不絕的動力，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父親蘇進強先生是我一生的榜樣，母親 丁碧嬋女士則是影響我最深的人，小弟蘇璟斌從小和我感情最好。他們 是我得以無後顧之憂、安心寫作論文的最堅強後盾。沒有他們，就沒有 今日的我，也就不可能產生這篇論文。由衷謝謝他們！ 蘇彥斌 於台大政研所研究室 2005 07 14 iv
- 7. 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 目錄 論文摘要 i 謝辭 iii 目錄 v 圖表目錄 viii 墨西哥重要政黨、組織、政府機構縮寫簡表 ix 墨西哥行政區全圖 xii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壹 重視政治精英的文獻 5 貳 重視國內宏觀前提的文獻 6 參 重視國際宏觀前提的文獻 6 第三節 研究途徑：社會中心論 8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11 壹 研究方法 11 貳 研究限制 12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 12 第二章 研究架構 15 第一節 民主與民主化 15 壹 民主與民主化的相關理論 15 貳 Charles Tilly 的民主化理論 18 參 對 Charles Tilly 民主化理論的修正 23 v
- 8. 第二節 社會運動的定義與理論 25 壹 社會運動的定義 25 貳 探討社會運動「出現」的相關理論 28 參 探討社會運動「成功」的相關理論 30 第三節 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的分析架構 32 第三章 墨西哥社會運動發展概論 37 第一節 墨西哥社運發展的體制環境 37 壹 國內政治體制環境 37 貳 國家－社會關係 39 參 國際結構環境 41 肆 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與社會 44 第二節 墨西哥社會運動的早期發展歷程 49 壹 天主教會與社會運動 49 貳 墨西哥早期的民主運動 51 參 城市大眾運動的興起與發展 53 第三節 1980~1990 年間社會運動的整合 56 第四章 三個墨西哥社運案例研究 61 第一節 選舉民主運動（1986~1991） 61 壹 社運與選舉政治 61 貳 1986 年 Chihuahua 選舉抗爭 63 參 1988 年總統選舉抗爭 68 第二節 民主促進運動（1991~1996） 71 壹 全國團結計畫 ( PRONASOL ) 與社運的轉型 71 貳 民主促進運動的形成 73 參 民主促進運動的過程 75 vi
- 9. 第三節 薩巴達運動（1994~1997） 82 壹 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與墨西哥農民 82 貳 薩巴達運動的興起 84 參 薩巴達運動的過程 91 第五章 墨西哥社運與民主化的過程 101 第一節 選舉民主運動與民主化 101 壹 選舉民主運動的分析 101 貳 選舉民主運動對民主化的影響 102 第二節 民主促進運動與民主化 110 壹 民主促進運動的分析 110 貳 民主促進運動對民主化的影響 111 第三節 薩巴達運動與民主化 116 壹 薩巴達運動的分析 116 貳 薩巴達運動、全國原住民運動與民主 119 參 薩巴達運動對民主化的影響 123 第六章 結論 12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27 第二節 Charles Tilly 民主化理論的評估 131 第三節 展望與省思 132 參考文獻 135 附錄 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大事年表 149 vii
- 10. 圖表目錄 圖 2-1 Charles Tilly 民主化理論的因果序列 22 圖 2-2 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的研究架構 34 表 2-1 「公共政治民主化」機制的具體運作 20 表 2-2 「社會不平等消除」機制的具體運作 20 表 2-3 「信任網絡整合進公共政治」機制的具體運作 21 表 2-4 「受保障的諮詢」與相對應的「程序民主標準」 24 表 2-5 社會運動的六種「成功」 32 表 3-1 墨西哥總體經濟指標（1982-1990） 45 表 3-2 墨西哥家庭所得階層之所得收入占總家計所得的比例 46 表 3-3 墨西哥社會支出的變化（1980-1990） 46 表 3-4 墨西哥總體經濟指標（1991-1997） 48 表 4-1 加入 NAFTA 前墨美兩國農業經濟生產關係比較 83 表 5-1 Chihuahua 市級選舉兩黨得票率比較（%） 105 表 5-2 Chihuahua 州長選舉兩黨得票率比較（%） 105 表 5-3 聯邦眾議員選舉的各黨得票率比較（%） 106 表 5-4 NP 指數與聯邦眾議員選區數目（1979~1991） 107 表 5-5 反對黨籍市長的數量變化（1978-1998） 108 表 5-6 主要政黨執政都市所占人口與全國人口之比例（%） 108 表 5-7 歷屆總統撤換州長數目的比較（1934-2000） 109 表 5-8 歷屆總統選舉的各黨得票率比較（%） 111 表 5-9 聯邦眾議員選舉的各黨得票率比較（%） 112 表 5-10 NP 指數與聯邦眾議員選區數目（1991~2003） 112 表 6-1 三個墨西哥社會運動與民主化之比較 130 viii
- 11. 墨西哥重要政黨、組織、政府機構縮寫簡表 縮寫 中文 西班牙文 英文 AC 公民聯盟 Alianza Cívica Civic Alliance Academia Mexicana de Mexican Human AMDH 墨西哥人權學院 Derechos Humanos Rights Academy Clandestine Comité Clandestino Revolutionary 原住民革命秘密委員會 CCRI-CG Revolucionario Indígena - Indigenous 總指揮部 Comandancia General Committee-General Command Committee of Defense Comité de Defensa y CDP 保衛人民委員會 and Preservation in Preservación de Durango Durango Federal Electoral CEF 聯邦選舉委員會 Comité Electoral Federal Committee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onfederation of CNC 全國農民聯盟 Campesina National Peasants Comisión Nacional de los National Commission CNDH 國家人權委員會 Derechos Humanos of Human Rights CNH 全國抗爭會議 Consejo Nacional de Huelga National Strike Council National Indigenous CNI 全國原住民議會 Congreso Nacional Indígena Congress National Confederation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CNOP 全國人民組織聯盟 of Popular Organizaciones Populares Organizations Coalición de Obreros, Coalition of Labors, COCEI 地峽工農學聯盟 Campesinos, y Estudiante Farmers, and Students del Istmo of the Isthmus National Commission Comisión de Concordia y COCOPA 協調暨和解委員會 of Concord and Pacificación Pacification National Comisión Nacional de Intermediation CONAI 國家調解委員會 Intermediación Commission CONCAMIN 墨西哥工商協會聯盟 Confederación de Cámaras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 ix
- 12. Industriales de los Estados Chambers of the Unidos Mexicanos Mexican United States Confederation of Confederación de Cámaras CONCANACO 全國商業團體聯盟 National Chambers of Nacionales de Comercio Trade National Confederation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CONAMUP 全國城市大眾運動聯盟 of Urban Popular Movimiento Urbano Popular Movement Convergence of Civil Convergencia de Organismos Covergencia 公民組織民主整合聯盟 Organizations for the Cíviles por la Democracia Democracy Confederación de Mexican Labors CTM 墨西哥勞工聯盟 Trabajadores de México Confederation Coordinadora Única de Earthquake Victims CUD 災民聯合組織 Damnificados Coordinating Body Ejército Zapatista para Zapatist National EZLN 薩巴達國民解放軍 Liberación Nacional Liberation Army National Democratic FDN 全國民主陣線 Frente Democrática Nacional Front Frente Popular Tierra y Popular Front of Land FPTyL 大眾土地與自由陣線 Libertad and Liberty Federación de Sindicatos de Federation of Workers' FSTSE 公務員勞工聯盟 Trabajadores al Servicio del Unions to the Service Estado of the State Frente Zapatista para Zapatist National FZLN 薩巴達國民解放陣線 Liberación Nacional Liberation Front Federal Electoral IEF 聯邦選舉院 Institulo Electoral Federal Institute 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People Revolutionary MRP 人民革命運動 del Pueblo Movement Organización de Izquierda Left Revolutionary OIR-LM 左翼革命組織－人民陣線 Revolucionaria-Línea de Organization-Mass Masas Line PAN 國家行動黨 Partido Acción Nacional National Action Party Partido Auténtico de la Authentic Party of the PARM 真正墨西哥革命黨 Revolución Mexicana Mexican Revolution Partido del Frente Cardenista Cardenist Front for PFCRN 卡德納斯國家重建黨 de Reconstrucción National x
- 13. Reconstruction Party PPS 大眾社會主義黨 Partido Popular Socialista Popular Socialist Party 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United Socialist Party PSUM 墨西哥團結社會主義黨 México of México 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D 民主革命黨 Democrática Party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tional PRI 革命建制黨 Instituc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Union of Popular UCP 墾殖聚落人民聯盟 Unión de Colonias Populares Colonies xi
- 15. 第一章 導論 人民憑什麼要去捍衛不能保障他們權利的政治體系？ John Stolle-McAllister（2005: 23）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Huntington（1991）指出，自 1974 年葡萄牙獨裁者被推翻之後，第 三波民主化浪潮開始席捲世界各地，不僅讓蘇聯東歐集團放棄共產主義 的統治方式，更讓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邁向民主化的道路。在東亞的台灣 以及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其民主轉型的過程頗為相似，1甚至在千禧年 先後完成了政黨輪替，使得兩國成為許多政治學者從事比較研究的絕佳 案例（Cheng, 2003; 蔡東杰，2002；Aldrich et al., 2001; Solinger, 2001; Haggard & Kaufman, 1995: 267-306） 。本文的研究動機，就是出自於台灣 與墨西哥「變天」時間點的巧合，同時也出自對墨西哥民主化的好奇。 要了解墨西哥政黨輪替的原因，首先必須探究推動墨西哥民主化的 根本力量。在當前研究墨西哥民主化的文獻中，有很多學者主張墨西哥 的民主化是執政者「由上而下」 （top-down）的改革過程（鄧中堅，1996； 蔡東杰，2002；Morris, 1995; Magaloni, 2001; Prud’home, 1998） 。這類文 （ruling elites）的自主性，也就是預設這些精英能獨 獻強調「統治精英」 立於社會壓力之外進行決策。就墨西哥的案例研究而言，這些文獻所探 討的主軸是革命建制黨（PRI）政府推動民主改革的決策過程，換言之， 民主化的根本力量來自於 PRI 的統治精英（尤其是總統） ，而不是墨西哥 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2。誠然，研究統治精英本身的特質，以及統 1 和台灣的國民黨（KMT）一樣，PRI（PRI）長期以來利用選舉舞弊、國家強制力、思想檢查等手 段壓制公民社會對民主的呼聲；其次，兩國政府在 1980 年代實施的經濟自由化政策，對於民主轉型 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再者，在政黨輪替的前幾年，國民黨（1998 年）和 PRI（1997 年）都在國會 選舉失利 ，首次遭遇未能掌握過半席次的態勢；而在歷經政黨輪替之後，兩國都從黨國體制 （party-state system）轉變成為多黨制體系（multi-party system） 。 2 本文採取 Gordon White（1994: 379）的看法，將「公民社會」定義為是一種介於國家和家庭之間的 中間組織場域（intermediate associational realm），這個場域是由國家之外的組織所組成，其中的社會 成員都致力於保護或提升自已的利益或價值。在本文中，我們將視行文的需要，把這些組織稱為「社 1
- 16. 治集團裡各精英的互動，固然能細膩地掌握民主改革的決策面向，也能 明確地掌握行為者和改革之間的關係。但是，這類文獻常常只探討精英 「如何」決策，而不去研究精英決策背後的社會背景。這種不重視公民 社會的研究觀點，真的毫無問題嗎？在此，我們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墨 西哥的民主化過程。 PRI 政權自成立以來，即利用「意識型態」「物質籠絡」和「暴力 、 脅迫」三種策略，來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3自 1960 年代以後，墨西 哥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遭遇到瓶頸，人民生活開始出現困難。以墨西哥國 立自治大學（UNAM）為首的學生團體，由於不滿政府封閉的政治結構， 及其經濟政策造成嚴重的財富不均，遂於 1968 年 10 月──墨西哥舉辦奧 運會的前夕──發動大規模示威。這次學運雖然是以血腥鎮壓收場，但卻 喚起了社會對政府的反抗意識。 1976 年底，墨西哥境內發現大量油源，PRI 政府遂利用這些石油作 為貸款的擔保，推動 （debt-oriented development） 「負債導引發展」 策略， 以解決國內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發展的策略，代表墨西哥經濟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4的進程開始加速，不過也使墨西哥的經濟體質愈 來愈不健全。1982 年，墨西哥在龐大的外債與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爆發經 濟危機。PRI 為了償還外債，國家收編社會的能力不斷降低；披索（peso） 的大幅貶值、國家的銀行體系國有化政策，損害了中產階級的利益，使 運團體」「公民團體」「社會團體」「公民組織」「社運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等。 、 、 、 、 3 就意識型態的策略（ideologically）而言，該黨自 1917 年革命成功後，即壟斷「革命」傳統的詮釋 權，以「墨西哥革命」的唯一繼承人自居；就物質的籠絡策略（materially）而言，該黨自 1940 年以 來，透過黨內所建立的「農民」 （peasant）「勞工」 、 （labor）和「大眾」（popular）三大部門來吸納社 會的力量，建立一種國家－社會的侍從網絡（patron-client network） ，以實質的利益換取社會對其政權 的支持；第三，當訴諸意識型態和物質恩給的方法失效時，PRI 就會使用暴力的策略手段對付異議份 子（Stolle-McAllister, 2005: 16）。 4 國際化指的是國家間資本、利益與財貨的流動及其交易成本的轉變，而國際化的證據就是國際貿易 的大量流動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成長，其衡量的標準有二，分別是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 的比例，以及一國的淨外國投資額占國內總資產的比例（Keohane and Milner, 1996: 3- 4） 。國際化會 影響一國社會行為者和經濟行為者所面對的機會、限制與偏好，使具有優勢的行為者要求進一步開 放，而居於不利地位的行為者則會要求政府限制國際化的影響力。國際化的深化將使一國國內的政 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隨著外部經濟的變化與震盪變得更加敏感；如果資本流動的成本不高，則資 本家就可以利用「撤資」 （capital strike）的威脅來擴大其政治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勞工與政治官 僚的政治權力便會大大被削弱，同時也會削弱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自主性與效能。因此，若國家面臨 了國際化的壓力 或是上述兩種衡量國際化的指標發生劇烈的變動 皆會對國內政治造成重大的衝擊。 ， ， 2
- 17. 許多社會團體紛紛轉而支持反對黨。這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改變， 都為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蓄積了可觀的能量。 1985 年，墨西哥市發生芮氏規模 8 級以上的強震。由於 Miguel de la Madrid 政府尚未能妥善處理經濟危機，所以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天災幾乎 喪失應變能力。公民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展現旺盛的生命力，以集體行 動自力更生。1986 年在 Chihuahua 州長選舉中發生了嚴重的選舉舞弊事 件，憤怒的人民走上街頭抗爭，要求作票的 PRI 撤銷選舉結果；1988 年， 這股「選舉民主運動」的力量擴張到全國，PRI 雖然又一次以舞弊手法 贏得總統選舉，卻也開始一步步走向垮台之路。 1991 年，公民組織民主整合聯盟（Convergencia） 、墨西哥人權學院 （AMDH）和波多西人權中心（PCHR）動員了 300 位墨西哥公民，監視 8 月 18 日於 San Luis Potosí 的州長選舉。1994 年 4 月，數個社運團體整 （Alianza Cívica, AC） 月，公民聯盟動員了一萬多位 合成「公民聯盟」 。7 墨西哥公民和數百名外籍觀察員，共同監視選舉總統大選的過程。這次 行動證明了公民能夠以一己之力促進民主化 AC 的召集人 Sergio Aguayo ， （1995）將這次「民主促進運動」稱為「墨西哥的里程碑」 Mexican （a Milestone） 。 1994 年 1 月 1 日 正當墨西哥準備迎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 （NAFTA） 正式生效的那一刻 位於南墨的 Chiapas 州爆發了 ， 「薩巴達運動」Zapatista （ Movement） 。由副司令 Marcos（Subcomandante Marcos）率領的「薩巴 達解放軍」（EZLN）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占領了該州的 4 個市政府 （county seat） 5揭開了雙方對抗的序幕。薩巴達運動代表的是公民社會 ， 對 PRI 政權的高度不滿，在墨西哥公民社會產生極大的共鳴，更引起了 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後來甚至演變成為一個「跨國社會運動」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 PRI 為了回應社會的要求，以及增強日益貧弱的統治正當性，遂逐 步推動長達十年的民主改革：1986 年 de la Madrid 頒佈「新聯邦選舉法」 ；1990 年 Carlos Salinas 政府頒佈「聯邦機構及選舉程序法規」 （CFE） 5 這 4 個都市包括 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Las Margaritas、Altamiro 和 Ocosingo。 3
- 18. ，並在 1993 年和 1994 年修改選舉法；1996 年 Ernesto Zedillo （COFIPE） 進一步改革政治制度，並重整「聯邦選舉院」（IFE）的運作架構等。這 些制度改革都反映了公民社會的訴求，也加速了墨西哥的民主化，終於 在 2000 年達成政黨輪替。 在這段民主政治制度出現的過程中，我們看見社會運動向政府施 壓，要求民主化的軌跡，讓我們不禁要對「由上而下」的民主化論述觀 點產生質疑。基於這個質疑，本文提出「社運與政府的對抗將導致民主 化」這個命題，並且試圖解答： 「社會運動如何推動民主化？」其次，由 於社運各有差異，我們不能將它們一概而論，也不能認為所有社運都對 墨西哥民主化造成相同的效果。因此，我們還必須問： 「社會運動造成什 麼樣的民主化？」這就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兩個核心問題。 研究墨西哥民主化的文獻汗牛充棟，但是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探討 民主化的文獻卻不多，而且視野也不夠完整。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為了 要補足這個研究空缺，為墨西哥的民主化過程描繪出更完整的圖像，同 時也希望能對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有所啟發。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早期的民主化文獻中，學者研究的焦點在於找出有利民主化的前 提，例如經濟發展的程度（Lipset, 1960） 、經濟和社會的條件（O’Donnell, 1979）；或是政治文化的素養，例如包容、妥協的價值／規範（Dahl, 1992） 或是公民社會的特質與行動 ； （Ottaway & Carothers, 2000; Burnell & Calvert, 2004） ；或是國際因素，例如美國的人權外交政策和國際組織的 角色（Whitehead, 1996; 林美呈，1999） 。 然而，這種研究民主化前提的途徑除了隱含政治不過是社會和經濟 的表象外，更顯得太過決定論（Przeworski, 1991; 施正鋒，2003） 。因此， 往後的學者開始從精英的角度來理解民主化的起源與動力，探究政治精 英在民主化過程中的策略考量、理性計算、互動關係、以及設計制度時 的協商談判，如何來導致民主化的出現（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4
- 19. Higley & Gunther, 1992） 。 綜觀當前墨西哥民主化的文獻，我們可大致歸將它們分為「重視政 治精英」或「重視宏觀前提」兩種研究途徑。其中，重視政治精英的文 獻，其討論範圍僅限於國內層面；至於重視宏觀前提的文獻，其討論範 圍則可概分為「國內層面」和「國外層面」兩種。 壹、重視政治精英的文獻 墨西哥的民主化是一個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 ，在這個過程當 中，政治行為者的互動常常是學者的研究焦點所在。Morris（1995）採 用策略選擇模型（strategic choice model） ，將主要政治行為者分為反對勢 力（包括國家行動黨和民主革命黨）以及政權勢力（包括 PRI 中的改革 派與保守派），分析這些行為者的理性互動對墨西哥民主化的影響。 Eisentadt（2004）、Magaloni（2001）和 Prud’home（1998）則以墨西哥 選舉體制的變革為主題，採取精英理性選擇的分析模式，探討 PRI 與兩 大反對黨在「聯邦選舉院」（ISE）成立過程中的協商、談判與互動，進 而推動民主化。 其次，學者常常透過對反對黨的研究，解釋 PRI 在 1990 年代末期每 下愈況的選戰表現。Shirk（2004）探討國家行動黨（PAN）在墨西哥民 主化歷程中的崛起、轉型，及其在地方和國家層級選舉的表現，分析該 黨對於墨西哥民主化的影響。Bruhn（1996）則探討墨西哥第三大黨民主 革命黨（PRD）崛起的軌跡，及其對墨西哥民主化所帶來的衝擊。Bruhn 認為 Cuauhtémoc Cárdenas 自 PRI 出走，組黨、甚至參與 1988 年的總統 大選，可謂墨西哥黨國體制邁向崩解的開端。 以墨西哥主要政治行為者的互動來探討民主化的原因和過程，固然 掌握了特定的面向，但是這些文獻往往忽略對公民社會的討論，可能會 使得分析過於片面。因此，另有學者從國內與國際宏觀前提的角度出發， 探討有利或是阻礙墨西哥民主化的結構條件。 5
- 20. 貳、重視國內宏觀前提的文獻 此類文獻主要是在討論有利於民主化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學者多從 墨西哥公民社會的面向來分析墨西哥民主化。Foweraker（1990）和 Ramírez Saiz（1990）認為墨西哥社會在債務危機後，利用國家－社會關 係改變的機會，適時發揮影響力，對政權的代表性和控制力形成嚴重挑 戰，而導致了民主化的結果。Bailey（1998）檢視了墨西哥社會運動在教 育公民，與動員社會共同監視選舉過程的成效之後，認為社會運動對於 墨西哥選舉的制度化是有幫助的 但是對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卻效果有限。 ， 除了探討「促進」墨西哥民主化的國內宏觀前提之外，另有學者則 研究「阻礙」墨西哥民主化的結構條件。Rodríguez 和 Ward（1995）、 Cornelius 等人（1999）分析了墨西哥的地方政治生態對其民主化的負面 影響；Trejo 和 Jones（1998）認為 Zedillo 總統上台後採取地方分權的措 施，並不見得對民主化有利，反而可能強化地方傳統的政治勢力而阻礙 、Stevenson 和 Seligson（1996）以政治文 民主化的發展；Schatz（2000） （democracy delayed）的根本原 化的角度切入，討論墨西哥「民主延遲」 因；Riva Palacio（1997）則認為墨西哥媒體長期與 PRI 緊密的共謀關係， 將會推遲，而非加速民主化的進程。 綜而言之，重視國內宏觀前提的文獻，強調公民社會的努力，以及 地方政治生態、政治文化、政府與媒體關係的改進，才有可能在墨西哥 導致民主化。然而，這類文獻常未能清楚指出社運推動民主化的機制為 何；其次，在連結社會運動和民主化之間的關係時，這類文獻常常只是 歷史性的描述，而缺乏理論性的分析；第三，這類文獻所探究的範圍都 侷限在國內層次，而忽略國際力量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使討論不夠完整。 參、重視國際宏觀前提的文獻 198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帶動 了拉丁美洲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使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用國際政治經 濟學的角度 來研究市場經濟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 （Haggard and Kaufman, 1995: 4） 。 6
- 21. 鄧中堅（1996, 1997）以 19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1982 年墨西哥的 債務危機，以及 1994 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事 件作為背景，探討 PRI 歷屆總統在採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時，對墨 西哥政治所造成的衝擊，並研析墨國憲法因應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 所作的修正。向駿（1997）分析 Miguel de la Madrid 和 Carlos Salinas 兩 任總統的經濟改革對墨國民主化的影響。他觀察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後的總體經濟指標和選舉結果，提出「墨西哥必然會朝向民主 化發展」的預測。 蔡東杰（2002）則是揉合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和現代 化理論，把民主化進程分成三個演進階段，比較墨西哥的 PRI 與台灣的 KMT，在經濟國際化下的轉型與調適。Philip（2002）認為墨西哥的民主 化是由經濟技術官僚所主導而成，其民主化的動力並非來自社會的壓 力，而是來自美國。他指出，自債務危機爆發之後，de la Madrid 和 Salinas 總統為了改善國家的經濟，在與美國談判經濟援助和貿易整合時，屈服 於美國要求其實施民主化的壓力。其中 Salinas 更利用總統的無上權力， 任意解職不適任的黨籍州長，而形成民主化與法治建立的兩難。 強調國際宏觀前提的論述，認為墨西哥在 1982 年的債務危機之後的 各種新自由主義改革，對於其民主化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然而，對於 國際因素的描述，實際上只是提出了必要的背景條件，並不能和「民主 化」建立有力的聯結；再者，這類文獻在討探國際因素對民主化的影響 時，特別強調國家自主性，將公民社會視為被動的政策接受者，毫無主 動性可言。簡言之，這類文獻過度簡化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過程，忽略國 內其他政治行為者以及公民社會的討論，可能會對墨西哥民主化的解釋 大打折扣。 由上述三類文獻來看，我們可知影響墨西哥民主化的過程和原因， 牽涉了非常廣泛而複雜的層面。重視國內政治精英的文獻將民主化的焦 點置於精英互動，雖然掌握了決策發生和進行的過程，但是卻未對公民 社會的角色予以重視，使分析顯得貧乏；重視國內宏觀前提的文獻，雖 然肯定了公民社會在墨西哥民主化中的促進作用，但是卻未討論國際因 7
- 22. 素，同時也未能釐清社運促進民主化的運作機制，缺乏理論分析的觀點； 重視國際宏觀前提的文獻，雖然將國際因素引入墨西哥民主化的討論 中，但如同強調精英的文獻，並不重視公民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影響 力，而使分析不夠完善。 基於對這些文獻的分析，本文將同時考量國內和國際宏觀前提，從 社會運動與政府對抗互動的角度出發，探討墨西哥民主化的過程。本文 將以社會中心論和 Charles Tilly（2000; 2003）的民主化模型作為研究途 徑，析論墨西哥三個社運案例對民主化所產生的影響，這些案例是：一、 1986 年至 1991 年的選舉民主運動，本文將特別著重討論 1986 年 Chihuahua 州長選舉抗爭，和 1988 年總統大選的選後抗爭；二、1991 年 到 1996 年的民主促進運動，主要將討論公民聯盟（AC）在這段時間的 各項努力；以及三、1994 年所爆發的「薩巴達運動」，將討論 EZLN 從 1994 年至 1997 年間為原住民權利及墨西哥民主化奮鬥的成果。 筆者之所以選擇這三個社會運動作為本文的研究案例，主要是因為 這三個社會運動都以民主化作為行動的目標，都曾動員過相當多的人 民，也都引起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重視。其次，這三個社運都迫使 PRI 政 府進行較為深刻的政治改革。第三，這三個社運對民主的看法、實際的 運作策略，以及和政府互動的方式，都相差甚遠，使得三個社運分別造 成了不同的民主化成果，頗值得深入比較分析。總而言之，這三個社運 在墨西哥民主化過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角色，對於墨西哥社會運動與民 主化的研究而言，應有其一定的學術價值。 第三節 研究途徑：社會中心論 社會運動和社會運動理論的形構，都是在特定歷史和政治脈絡下出 現和發展的結果。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拉丁美洲的社會運動在獨裁 政治體制下出現。學者在研究這些社會運動時，必然會討論國家／社會 關係的本質。一般而言，非民主體制的特徵是「強國家、弱社會」 ，也就 是國家具有強大的穿透性，而破裂、鬆散的社會結構幾乎無法抵擋國家 8
- 23. 的干預。在這個脈絡下，社會運動若能蓬勃發展，便可稱為「公民社會 的再生」（revival of civil society） （Foweraker, 1995: 6） 。 東歐的民主派知識份子在見證 1956 年蘇聯出兵匈牙利，以及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後，開始探尋能夠反抗極權主義的論述策略。他 們引用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公民社會」概念，將焦點置於公民社會的 自我防衛和重建（reconstruction） 並且把它視為反抗黨國機器 ， （state-party apparatus）和蘇聯干預的有力策略。Arato（1981）認為，公民社會可以 將自己組織為一種民主運動，並且能夠活躍在極權國家體制的界限之 外；換言之，公民社會的重建不必透過社會革命和黨內革新等途徑，而 是可以透過社會運動的建構來達成。 國家／公民社會二分論（the state/civil society dichotomy）預設了民 主的建立是國家和公民社會競爭下的結果（White, 1994） 。從二分論的前 提出發，國家－社會關係的研究一般可分為國家自主論和社會中心論。 國家自主論認為國家具有獨立於國內社會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因此國家能秉持自己的利益，制定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此外， 國家還會考量國內社會和其國際地位兩項因素，為了應付外在壓力，利 用其自主性，以對抗國內的主要階級（Skocpol, 1979: 34-36） 。 以國家自主論來研究民主化時，學者會特別強調民主化是統治精英 「由上而下」推動的，而非公民社會所發動的。所以對於國家自主論而 言，公民社會的角色與地位往往不是討論重點，甚至還會被視為不反抗 的（non-resistant） 、了無生氣的（inactive）以及服從臣屬的（submissive） （Chandhoke, 1995: 54-59） 對公民社會的忽略，恐怕會對民主化複雜的 。 諸多面向失去重要的觀照。因此，我們在此有必要理解社會中心論的觀 點與主張。 社會中心論就是「由下而上」的觀點，認為民主化是社會由下而上 向國家施壓的結果。因此，在研究民主化時，社會的角色就是其所關注 的焦點。Tavera-Fenollosa（1998: 14）認為，公民社會的民主功能表現在 對國家權力的「限制」（limitation） 「控制」 、 （control）和「正當化」 （ligitimation） 。從歷史來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社會較能發揮這 9
- 24. 些民主功能；相較之下，獨裁統治的國家雖然具有強大鎮壓的力量，但 社會仍有可能發揮民主功能。舉例而言，1981 年 8 月在波蘭的團結工聯 運動（Solidarnosc），便證明了即使在黨國機器力量無所不在的極權國 家，公民社會一樣可以獨立於國家之外，能自我組織並且表達訴求，對 整體國家與社會發揮影響力。 社會中心論從東歐傳到拉丁美洲時，引起了拉美知識份子極大的共 鳴。首先，這種觀點為都市居民反抗獨裁政府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其 次，這種觀點和 1980 年代在拉美盛行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相呼應，將人權運動、女權運動、生態運動等視為公民社會 的再生或復活。然而在此同時，也有學者開始反省這種觀點可能隱含的 盲點。其中最重要的批判角度，就是認為社會中心論關於社運「自主性」 和「自發性」的假設，隱含了一種 （anti-organizational bias） 「反組織偏差」 ， 假定社運可以完全真空地自我動員和組織，而過於忽略社運和其他社會 組織和行為者的互動過程。 對此，有學者開始援引新多元主義（neo-pluralism）的看法，6嘗試 將國家的角色帶進社運的研究中（Foweraker, 1990） ，把社會中心論的研 究焦點置於國家和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不是一味強調兩者間的 對立與衝突。從這種觀點出發，社會運動的「自主性」 ，並不意味和國家 失去所有的政治聯結，而是社運和國家談判的先決條件（precondition for negotiation with the state） 。因此，國家既是社運的對手，又是社運的對話 者（interlocutor） 。 其次，也有學者從整體的角度切入，強調社會運動必然是鑲嵌在各 種社會關係中，其自發性不必然和既存的組織結構相對立衝突， （Diamond, 1994a: 5; Evans, 1995） 。申言之，社運的行動不僅被環境結構 因素所影響，也必需要依賴其他社會行為者的關係聯結網絡，例如教會、 政黨、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外國公民、媒體等，才有可能在國家之外 6 新多元主義（Neopluralism）主張國家也有屬於自身的利益；社會團體的地位仍然重要，但是個別 社會團體的影響力，端視團體和議題本身的性質而定。相關討論可參見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10
- 25. 出現、運作，並執行目標。 由於本論文的焦點是墨西哥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的關聯，而不是國家 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所以本文將採取修正過後的「社會中心論」 ，做 為本文的研究途徑。此外，本文之所以採取這種論點，還有基於批判統 治精英的考量。 學者 Robert Cox 認為 「所有的理論都是為特定人以及特定的目的所 ： （Cox, 1986: 207） 服務」 ，換言之，理論存在的意義並不只是在方便研究 者的判斷，而是隱含特定政治目的考量。由此推論，不論是有意或無意， 學者以「由上而下」的觀點墨西哥民主化，容易令人誤以為民主化的出 現完全繫於統治精英（或國家）的一念之間。再者， 「由上而下」的觀點 常把「國家維持政治穩定」和「政權追求存續」合理化，完全不去反思 「政治穩定」和「政權存續」對社會是否有害。因此，這類研究常常具 有「為統治精英代言」的效果，長期而言對社會非常不利。7 相對而言， 「由下而上」的觀點主張民主化是公民社會對國家施壓的 結果。這種研究觀點強調公民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 並不會對國家所實施的民主改革視而不見。因此，以社會中心論的觀點 來研究墨西哥民主化，不但有追求特定知識的目的，更有規範面的考量。 綜言之，本文將以社會中心論與 Charles Tilly 的民主化理論作為研 究途徑與架構（後者將在第二章討論） ，並以「社會運動對國家的反抗」 作為解釋墨西哥社會變遷趨勢的概念，同時探討影響此過程的「國際結 構」和「國內體制」等因素，研究社會運動如何與權力結構互動，以及 如何利用結構所提供的機會追求民主化。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墨西哥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的關聯時，將採取歷史文件分 析法（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作為本文的研究方法。利用歷史文件 7 筆者感謝指導教授莊錦農教授為本文提供這個犀利的見解。 11
- 26. 分析法進行研究時，研究者會問： 「誰寫這個文件？」「這個文件主要是 、 寫給誰看？」 、「這個文件的目的為何？」 、「作者的基本預設為何？」 、「作 者在寫作時的社會歷史脈絡為何？」，以及「此文獻對研究者的意義為 何？」等問題。8 研究方法指的就是蒐集資料的方法（means of gathering data） （Miller, 1983） ，因此，本文所蒐集的資料將以英文和西班牙文的歷史文件為主， 包括墨西哥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的相關書籍、報章評論、期刊論文、墨西 哥「聯邦選舉院」（IFE）的選舉統計資料、PRI、PAN、PRD、AC，與 薩巴達國民解放軍（EZLN）網站上的檔案與聲明，以及美國和墨西哥著 名智庫的研究報告等。此外，由於西班牙文的資料在台灣並不多見，所 以筆者亦透過關係，請求遠在墨西哥的友人幫忙蒐集或購置第一手的資 料或書籍，以便讓研究更為客觀。 貳、研究限制 首先，本文所選取的研究案例，都是筆者認為重要性較高的社會運 動，對於本文的研究架構（Charles Tilly 的民主化理論）而言，這些案例 都是理論的例證，至於其他沒有分析到的社會運動，並不表示它們對墨 西哥的民主化毫無影響，而是有待日後加以補充研究。 其次，限於經費和時間，筆者在論文寫作期間無法親赴墨國實地考 察與訪問，故只能利用有限的資料進行系統性的歸納、統整、解讀與推 論。因此，少了與社會運動者進行面對面的深入訪談，將是本論文的一 大缺憾，但同時是未來筆者精進研究必須追求的目標。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的第一章是導論，交代本文的問題意識、研究途徑和研究目 的等。第二章為本文的研究架構，首先將討論民主的概念與民主化的理 論，其次探討 Tilly 的民主化模型，並對此模型進行適當的修正；再者， 8 相關的討論，可參見（http://novaonline.nv.cc.va.us/eli/evans/resources/document.html） 12
- 27. 本章將討論社會運動的定義及相關理論，最後在第三節的部分，建構一 個結合民主化與社會運動的研究架構，以作為本論文的分析工具。 論文第三章是墨西哥社會運動的概論，探討的主題有三：首先是影 響社會運動發展的體制環境，包括國內政治制度、國家－社會關係、國 際結構局勢的變化，和 PRI 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這些體制環境 制約了墨西哥社運的發展，同時也提供了社運行動的機會；其次為墨西 哥社會運動的初期演進；第三是墨西哥社會運動的整合，將討論墨西哥 社運在 1982 年債務危機、和 1985 年墨西哥大地震等脈絡下的整合與發 展。 論文的第四章是案例研究，分別探討「選舉民主運動」 （1986~1991） 、 「民主促進運動」 （1991~1996） ，以及「薩巴達運動」 （1994~1997）對墨 西哥民主化的影響。在每一節當中，其架構鋪陳大致為：先交代這個社 會運動發展的歷史背景和體制環境，其次探討該社運的形成，最後則討 論該社運的運作過程。 第五章亦分成三個小節，以本文的研究架構和理論模型來分析三個 社運案例，並分別探究三個社運對墨西哥民主化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 本論文的第六章為結論，將討論社會運動推動墨西哥民主化的運作機 制，以及對墨西哥民主帶來什麼樣的意義；其次檢討 Tilly 民主化理論的 解釋力與侷限性所在；最後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以及本文對台灣民主 化研究的可能啟發。 13
- 28. 14
- 29. 第二章 研究架構 第一節 民主與民主化 壹、民主與民主化的相關理論 施正鋒（2003）將民主化研究歸納成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方 法論（methodological） 、理論（theoretical）和本體論（ontological）四個 面向。首先，就民主化的概念化而言，我們必須要決定對依變數「民主」 採取極大化的實質（substantive）定義，或是極小化的程序（procedural） 定義；其次，就方法論而言，必須要決定採取重視特異性描述的個案研 究，或是追求規律性解釋的比較研究；再者，在理論層次上，我們要找 出民主化的充分／必要／脈絡條件，或是民主化的因果關係；最後，我 們要選擇重視結構的本體論立場，還是重視理性行為者的本體論立場， 或是採取允許兩者相互建構的途徑。 從上述的分類出發，我們首先必須要對「民主」提出一個操作型定 義。Tilly（2000: 4）認為，對民主的操作型定義不會超出三個相互重疊 的範疇（overlapping categories） ，即實質判準（substantive criteria） 、憲政 判準（constitutional criteria）和政治過程判準（political-process criteria）。 依照 Tilly 的說法，實質判準指的是人類經驗和社會關係的品質，也就是 「極大化的實質定義」 憲政判準指的是選舉投票的法定程序 也就是 ； ， 「極 小化的程序定義」 ；政治過程判準則是由政治所構成之行為者間的互動模 式（interactions among politically constituted actors） 。 承繼 Tilly 的觀點，我們可將「憲政判準」等同為「程序民主」 （procedural democracy） 18具體而言， ， 「憲政判準」所指涉的就是「民主 。Dahl（1971: 3）提出了八個可以檢驗一個體制是否民主的制 政治體制」 度性指標：投票權、表意自由、結社自由、有被選舉為公職的權利、政 18 Joseph Schumpeter（1950）首先提出「程序民主」的概念，認為民主是一種「個人可透過競取人民 選票來獲得政治權力」 的方式，換言之，一國的政治是否民主，只端視其選舉領導者的方式是否民主。 詳細討論可參見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1950） 。 15
- 30. 治行為者有爭取支持和選票的權利、可以提供不同的資訊來源、自由公 平的選舉，以及政府的政策取決於投票與其它可以表達人民偏好的方 式。Bollen（1986）則認為「政治民主」有兩個面向：政治權利和政治自 由。前者是指公正的選舉制度、公開的選舉過程，以及普遍的公民權利； 後者指的是新聞自由、反對政府的自由以及政治結社的自由。Huber 等 人（1997）則提出六個判斷民主體制的標準，分別為定期自由與公平的 選舉、高度的政治參與（不分階級、性別、族群等）和增加個人社會與 經 濟 地 位 的 平 等 。 符 合 前 四 項 標 準 的 稱 之 為 「 形 式 民 主 」 formal （ democracy ） 符 合 前 五 項 標 準 的 稱 為 「 參 與 民 主 」 participation ， （ democracy） （social democracy） ，符合全部六項標準的就是「社會民主」 。 除了「程序民主」的觀點之外，民主的「實質判準」 ，指的就是「民 （democratic political culture） 19民主政治文化的意義為何？ 主政治文化」 。 以 Almond 和 Verba 等人為首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學派，認為 公民文化具有一種民主的素養，其重要元素是「支持廣泛的政治參與」 （a wide variet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mond & Verba, 1963）；另一 派探討民主政治文化的學者則以 McClosky（1964）為代表，他們強調的 是民主文化中的「容忍」（tolerance）特質。綜合上述這兩種觀點，Dahl （1971: 4-6）將「多元政體」的內涵概念化為「政治參與」和「公開競 （public contestation） 爭」 。因此，若一個政治文化支持廣泛政治參與、並 允許少數異議團體（minority dissent）公開競爭，那麼我們就可稱之為民 主政治文化。 從程序民主的定義出發，Huntington（1991: 4-7）將民主化視為是一 種體制向民主變遷的過程，亦即由極權或是威權政治邁向民主政治的過 程。民主化不僅是公民權利恢復與擴張的過程，更要建立起自由、競爭、 19 Almond 和 Verba 認為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具有三種取向（orientation），分別是認知性取向 （cognitive orientation） ，即人民關於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的知識與認知；情感性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 ，即人民對於政治系統的感覺；和評價性取向（evaluational orientation） ，即人民對於政治 價值的支持以及對政治系統的判斷（Almond & Verba, 1963） 。此外，Almond 和 Verba 認為政治文化 和政治生活（political life）是相互影響的，所謂的政治生活就是政治系統、政治過程和政策。簡而言 之，政治文化就是 「人民對於國家的政治體系，以及人民在這個體系中的角色，所具有的信仰、態度、 價值、理念、感覺和評價」 （Diamond, 1994b: 7）。 16
- 31. 定期、有意義、公平、公開且公正的選舉；政治參與必須全面開放且制 度化，以使政權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並保證政權的移轉是以一種和平 的方式進行。因此， 「程序民主」的觀點認為民主化就是民主制度出現和 鞏固的過程。 對於實質民主的觀點而言，民主化過程中最重要的課題就是政治文 化變遷。Dahl（1997: 38）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沒有健全的民 主政治文化予以支撐，則當國家面臨危機時，就可能再度被威權體制取 代。Gunther 等人（1995: 17-8）在研究拉丁美洲的民主化經驗之後指出， 唯有社會大眾願意進行「再社會化」 （re-socialization） ，改變舊有的觀念、 習慣和行為，才能阻礙民主化的威脅。從這些角度來看，若我們用「實 質民主」的角度來定義民主化，則指的是行為者的態度和行為是否能符 合「民主原則」的要求（Munck, 2001: 126-128） ；換言之，民主化就是 民主政治文化出現和鞏固的過程。 一般而言，當學者在討論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時，通常還會一併 探討「自由化」（liberalization）「民主轉型」 、 （democratic transition）和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民主鞏固」 。Przeworski（1986: 56）將自由 化等同於威權體制的解體，而所謂民主化就是民主制度的出現過程。 Schedler（2001: 2）則從「制度的不確定性」 （institutional uncertainty）出 發，將「民主轉型的起點」定義為「行為者破壞威權體制存續的確定性， 轉而期待民主變遷」 ；而「民主鞏固的起點」則是「行為者確定要讓新興 的民主體制存續，並排除任何回到威權體制的可能」。在民主轉型階段 中，行為者不確定的是民主體制是否真能建立；而在民主鞏固階段中， 行為者不確定的是民主原則是否能永續建立。 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Schedler 把自由化視為民主轉型的開端，20 也就是說，當統治集團開始賦予人民和團體一些權利，並使其免受國家 的非法侵害時，就是民主轉型的起點。當人民能夠藉由自由、公正、公 20 除了自由化的改革（liberalizing reforms）之外，Schedler（2001: 13-14）還提出另外三個足以產生 民主轉型的條件，分別是「統治集團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內鬥」「來自社會大眾的壓力」 、 以及「外在衝擊」（external shocks）。 17
- 32. 開的選舉決定政權的轉移，關鍵選舉（founding election）一旦出現而導 致威權體制的終結時，民主轉型便宣告結束，開始進入民主鞏固的階段 （Schedler, 2001: 6） 。此時，要檢驗一個民主體制是否得到鞏固，端視這 個體制是否符合上述「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條件。21 貳、Charles Tilly 的民主化理論 「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概念真的能幫助我們充分理解民主 化嗎？對此，Tilly（2000: 2）認為實質判準（即民主的實質性定義）太 過抽象而理想，幾乎沒有實際的體制能符合其所提出來的標準；而憲政 判準（即民主的程序性定義）則因為法令規定和實際執行之間往往存在 落差，使這種判準過於形式化而無法有效定義民主。 就理論（theoretical）上而言，我們發現不論是實質民主或是程序民 主的觀點，其關注的課題主要是辨認出民主化的充分／必要／脈絡條 件，申言之，民主化就是一個國家追求並符合這些條件的過程。然而， Tilly（2000: 2）認為，分辨這些條件固然能幫助說明解釋民主化，若將 這 些 個 別 條 件 加 總 起 來 ， 並 不 能 構 成 一 套 解 釋 的 模 式 （ constitute explanations）。因此，Tilly 認為有必要對民主提出不一樣的理解方式， 也就是用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的角度來定義民主和民主化。Tilly 認為政治過程判準不但包含了實質判準和憲政判準對民主的靜態描述， 而且還將人民的奮鬥（struggles）和民主化作因果關係的連結，把民主與 體制的特徵和實踐，用一種因果連貫（causally coherent）和普遍化的方 式聯繫起來（Tilly, 2000: 4） 22那麼，用政治過程判準來定義的「民主」 。 是什麼？ Tilly 認為，對「民主」概念的討論，應將焦點置於公民與政府代表 （agent of government）兩者之間關係的品質（quality）。一個民主體制 21 Schedler（2001; 16-17）另外提出一種看法，認為我們實在很難用一些模糊不清的標準來衡量民主 鞏固，唯一能供觀察的，就是民主轉型之後的體制：一、是否立刻崩解；二、是否陷入一再重複發生 的危機，使民主體制異常脆弱；三、民主改革者是否能有效渡過危機，並建立一套適合民主長期運作 的慣例（a lasting precedent of democratic resilience）。 22 然而，Tilly 也坦承政治過程判準具有「過於複雜而可能脫離實際的生活經驗」的缺點。 18
- 33. （democratic regime）有五種特徵：一、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的是一種規 律（regular）且明確（categorical）的關係，而不是間斷（intermittent） 而個別（individualized）的關係；二、這種關係涵括了所有的公民；三、 這種關係對於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不存在差別待遇；四、政府中的任何 官員、資源和表現的改變，都要以諮詢人民為前提；五、所有的公民， 特別是少數團體，得免於政府任意的侵害。因此，民主體制就是一種「能 維持廣泛（broad）、平等（equal）的公民地位（citizenship），且政府的 一切行動都會先諮詢人民，並且被這種諮詢所約束（binding consultation of citizen at large） ，同時保障公民不受政府任意侵害」的體制（Tilly, 2000: 4） 。當我們把「廣泛」「平等」「諮詢」和「保障」結合成一組變數（a 、 、 bundle of variables ） 則 可 稱 之 為 「 受 保 障 的 諮 詢 」 protected ， （ consultation） 。若把每一個變數形式化為 0～1 的數值，則「受保障的諮 詢」就是四個變數的相乘結果；若這個結果達到很高的數值（例如 0.8） ， 則我們可稱之為「民主」 ；任何往 （net shift） 「受保障的諮詢」 「淨改變」 的 ， 就是「民主化」（Tilly, 2000: 5-6） 。 其次，從政治過程的觀點來看民主化，則必須要特別強調民主化的 「運作機制」（mechanism）。按照 Tilly 的說法，「公共政治」（public politics）「不平等」 、 （networks of trust）是 （inequality）和「信任網絡」 導致民主化出現的三種社會關係，也是民主化過程最主要的運作機制。 當這些互賴的社會關係彼此產生變化（interacting change）時，則民主化 就有可能出現。「公共政治」指的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網 絡，「民主化」就是這種關係網絡的擴張和平等化；第二，「不平等」指 的是社會中因為階級、性別、種族等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23「民主化」 就是這些社會不平等可透過特定方式得以減少或消弭，透過社會權利的 平等化來增進政治平等權利的落實；24第三， 「信任網絡」指的是人跟人 23 Tilly（2003: 26）認為不平等有兩種形式，一為「剝削」 （exploitation） ，即勞工者的勞動得不到相 對應的報酬價值；二為「機會獨享」 （opportunity hoarding） ，即特定行為者掌握可以創造價值的資源， 並排除其他行為者使用這個資源，或是可利用這個資源收取租金（rents） 。 24 我們必須要特別注意，Tilly 的「公共政治」民主化機制中，講的是「公民權利」的平等化（與擴 張）「不平等」民主化機制中，則是「社會權利」的平等化。兩者間的關係是：社會不平等的消除， ； 有助於公民權利平等化的追求。 19
- 34. 之間為了要避免風險而建立的各種互信機制。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這些 信任網絡內的成員往往排斥政府力量的介入，這是因為他們深怕政府會 削弱信任網絡的力量，甚至對他們不利。在此， 「民主化」就是信任網絡 被整合進公共政治的過程，25使人民相信政府會遵守對人民的承諾、相信 政府能幫助人民降低風險，進而提升兩者間的互信（Tilly, 2003: 26-30）。 表 2-1、表 2-2 和表 2-3 分別說明了這三種機制的具體運作。 表 2-1 「公共政治民主化」機制的具體運作 運作方式 1. 透過一種「社會動員－政府鎮壓－談判協商」的循環，使以往被排除在外的 公民權利得以回復或擴張，並使政府在人民同意的前提下，向社會汲取資源並 用之於社會。 2. 政府與非政府行為者「侍從網絡」的消解。 說明 這些機制的運作會造成：政府與人民之間權利義務關係網絡的擴大，使人民的 地位更加平等，並得以在該網絡中集體控制政府。 資料來源：修改自 Tilly（2003: 27） 表 2-2 「社會不平等消除」機制的具體運作 運作方式 1. 建構跨越各種社會不平等（因階級、性別、種族、宗教的不同所造成）之政 治同盟（political coalitions）。 2. 透過教育和傳播，消除「剝削」和「機會獨享」的不平等關係，並避免這種 關係再度出現。 3. 所有的利益將不分社會差異地予以均等化。 說明 這些機制的運作會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消除，並移除剝削和機會獨享對特定群 體所帶來的好處／損失，而有助公共政治的民主化。 資料來源：修改自 Tilly（2003: 28） 25 Tilly（2003: 29）舉了兩個將信任網絡整合進公共政治的例子。其一是政府和公民之間的信任，例 如人民會信賴政府的福利機構能幫助人民吸收長期的風險；其二是主要政治行為者和公民之間的信 任，例如合法工會成為工人養老金的行政機關。 20
- 35. 表 2-3 「信任網絡整合進公共政治」機制的具體運作 運作方式 1. 建立確保政府能符合其承諾的「外在保證」（external guarantees） 。 2. 社會信任網絡的整合。 3. 政府能確實向人民承諾能「降低人民的長期風險」 。 說明 這此機制的運作會造成：信任網絡與公共政治整合，提升社會與政府間的互 信，提升社會對政府的信任。 資料來源：修改自 Tilly（2003: 30） 以這三種民主化的運作機制為基礎，我們可透過下圖 2-1 理解民主 化產生的因果序列（causal sequences）。 21
- 36. 對國家影響甚鉅的衝擊 （Shock：Conquest, Colonialization, 體制環境 Confrontation, Revolution） （Regime Environment） 轉變機制 （Change Mechanisms） 不平等 信任網絡 （Inequality） （Networks of Trust） 公共政治 （Public Politics） 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圖 2-1 Charles Tilly 民主化理論的因果序列 資料來源：修改自 Tilly（2000: 3） 22
- 37. 首先，在這個民主化模型中，箭頭的方向指的是影響力的方向。其 次，體制環境指的是一系列的變數，包括國際環境、國內制度組織模式 和社會關係型態等。這些變數彼此互動，產生了一種變遷機制，而使「公 共政治民主化機制」「社會不平等消除機制」和「信任網絡整合進公共 、 政治機制」這三種社會關係發生變化；再者，體制環境變數的互動可能 會產生對國家影響甚鉅的衝擊，包括外來的征服（conquest）或殖民 （ colonialization ） 或 是 國 家 內 部 的 對 抗 （ confrontation ） 或 革 命 ， （revolution），這些衝擊加速了轉變機制的運作，使三種機制產生急劇 的、相互影響的變化；第四， 「社會不平等消除機制」和「信任網絡整合 進公共政治機制」的改變，分別會對公共政治造成影響；最後，若三個 機制在運作後產生了正面效果，我們便可稱之為民主化。 參、對 Charles Tilly 民主化理論的修正 由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知 Tilly 的民主化模型，確實在某種程度上 釐清了民主化的運作機制。然而，他的模型卻有三個沒交代清楚的地方。 首先，Tilly 並未對「受保障的諮詢」的四個內涵，提出具體而明確的界 定；26其次，Tilly 說「民主」是這四個變數相乘的結果，卻沒有說明如 何定義四個變數的數值；第三，Tilly 預設民主化的主體是「體制」 （regime），並未說明這個「體制」是「中央體制」還是「地方體制」， 抑或是兩者皆可包含在內。 按照 Tilly 的論點，民主體制的特徵是「廣泛」「平等」「保障」和 、 、 「諮詢」「廣泛」意謂政府管轄權（government’s jurisdiction）能及於全 。 國公民的比例（proportion） 27 ； 「平等」意即公民接近政府公職人員（agents of government）和政府資源的平等範圍（extent）「保障」則是公民得免 ； 26 雖然 Tilly（2003: 30）曾提到從實際的考量來看（as a practical matter），民主需要一個「公民權利 制度」 （institution of citizenship） ，但是他並未描述這個制度實際上的特徵，同時也未提及「民主」是 否能用「制度」作為測量的標準。 27 筆者認為，Tilly 的「廣泛」標準應是為了區別民主國家和封建／君主國家而下此定義。從 1917 年 墨西哥革命憲法來看，墨國顯然已符合這個標準。不過，為了能讓「廣泛」這個標準能適用本文的研 究，筆者將「政府管轄權」進一步擴張解釋為「以民意為基礎的管轄權」 。因此，「廣泛」的內涵在此 將定義為「確實反映民意的政治制度」 。 23
- 38. 於受到政府任意侵害的保證（shielding）「諮詢」就是公民對政府行使集 ； （Tilly, 2000: 4-5） 體控制力量的程度（degree） 。為了要解決 Tilly 的第一 個理論缺陷，我們將同時結合民主化研究的「外部觀點」（external （internal perspective） 28修正 Tilly 對民主 perspective）以及「內部觀點」 ， 體制的看法，重新得出四項對應的民主標準。 第一項是「確實反映民意的政治制度」 ，這裡的制度包括憲政體制和 選舉制度；第二項是「透明、競爭且公平的選舉」 ，這個標準意味公正公 開如高度競爭的選舉過程，同時也代表政黨輪替的可能性；第三項是「能 有效保障並促進社會權利的制度」 ，這種制度除了能保障公民權利免受政 府侵害之外，更能促進公民的各種社會權利，例如教育、醫療、性別平 權等。最後一項則是「公民能充分參與政府決策過程」 ，亦即公民能夠在 制定政策的過程中表達意見、發揮影響力，並且和政府達到一定程度的 互信。這四項標準分別對應了「廣泛」「平等」「保障」和「諮詢」 、 、 ，本 文將以這四項標準來衡量社會運動對墨西哥民主化的影響（表 2-4） 。 表 2-4 「受保障的諮詢」與修正後的「民主」標準 「受保障的諮詢」 「受保障的諮詢」各項內涵的 修正後的「民主」標準 的各項內涵 意義 廣泛 政府管轄權能及於全國公民 確實反映民意的政治制度 ( breadth ) 的比例( proportion ) 平等 公民接近政府公職人員和政 透明、競爭且公平的選舉 ( equality ) 府資源的平等範圍( extent ) 保障 公民得免受政府任意侵害的 能有效保障並促進社會權利的制 ( protection ) 保證 ( shielding ) 度 諮詢 公民對政府行使集體控制力 公民能充分參與政府決策過程 ( consultation ) 量的程度 ( degree )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28 Schedler（2001: 2-3）認為，學者在研究民主化的過程常常採用兩種策略來定義「民主」 ，一種是由 「外在觀察家」 （outside observer）角度來研究體制變遷的「外部觀點」 （external perspective） ；另一種 是「內部觀點」 （internal perspective） ，是由「內部參與者」（internal participant）的角度來研究體制內 行為者對體制改變的認知。Schedler（2001: 5）認為這兩種研究策略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但研究者 必須要考量自身的研究目的（research purpose） 、理論架構（theoretical frame）和資料來源（access to data），選擇其中一種觀點來定義民主（Schedler, 2001: 5） 。 24
- 39. 其次，Tilly 民主化理論的第二個問題，是他只告訴我們可以用數字 形式化（numerical formation）的角度來定義民主，但是卻並未告訴我們 如何操作。由於將體制特徵形式化為數字實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設計， 為了要清楚理解民主的涵意，本文 將 採 取 歷 史 文 件 分 析 （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的方法，來理解一個「體制」是否符合修正後的「民 主」標準。 第三，雖然 Tilly 沒有特別說明清楚「體制」是否同時包括中央體制 和地方體制，但是為了釐清社會運動對於墨西哥民主化的影響範圍，我 們假定這裡的「體制」同時包括「中央體制」和「地方體制」 。如此，我 們便可以討論全國性的社會運動對墨西哥民主化的影響，也可以討論以 地方為範圍的社會運動，探討其對地方民主化的影響。 在修正了 Tilly 的民主化模型之後 我們比較能清楚了解 ， 「廣泛」 、「平 等」「保障」與「諮詢」的實際內涵，同時利用歷史文件分析法進行研 、 究操作，也釐清了民主化模型的適用範圍。由於「公共政治民主化」 、「社 會不平等消除」以及「將信任網絡整合進公共政治」這三種民主化機制 是彼此相互依賴，而且相互影響的，所以當這些機制運作之後，所產生 「廣泛」「平等」「保障」與「諮詢」的民主化結果也是彼此互賴的。 、 、 因此，並不能說那一個特定的機制，就必然會產生那一種特定的結果。 第二節 社會運動的定義與理論 壹、社會運動的定義 社會運動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時被視為「極端主義」（extremism） 、 「剝奪感」（deprivation）和「暴力」（violence）的代名詞，或是「發瘋 的大眾」（the madding mass） 、社會失序（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結果 （Tarrow, 1998: 4） 。 這些對社會運動的形容，事實上都是蘊藏著特定政治動機的污名化 指控。Tarrow（1998: 3-4）認為這些描述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社會運動 25
- 40. 的本質。對此，他將社會運動定義成一種「異議集體行動」（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這種行動具有四種特徵：集體挑戰、共同目標、社會 凝聚力（social solidarity）以及持續性的互動（sustained interaction） 。義 大利社會學家 della Porta 認為社會運動具有四個主要特徵：一、非正式 的互動網絡（informal interaction networks） ；二、共享的理念和凝聚力； 三、突顯衝突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focusing on conflicts） ；四、 抗爭手段的運用（della Porta & Diani, 1999: 14-16） 29 。 Thomas （2001: 9-10）則認為，社會運動具有六個元素，分別是：一、 社運本身，在於為那些「被排除在既存政治體制之外、30或是在政治體制 之內感受不到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 」的人民代言；二、社運試 圖要去改變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並反映想要改變權力分配及運作的 公共需求；三、社運會運用體制外集體行動策略，例如抗議、靜坐、消 極抵抗，有時則採取暴力的非法手段；四、社運在形成過程時會採取一 種反政治的立場（apolitical stance） ，對於社會中的權力會有反發展、反 政府的態度；五、社運具備一種非常鬆散的組織結構；六、社運通常不 是缺乏一個明確的領導者，就是由一個深具領袖魅力的精英所領導。 Cohen 和 Arato（1992: 492-563）則把社會運動定義為現代公民社會具有 活力（active）和建設性（constructive）的部分，扮演著推動新價值、新 認同和新文化典範的角色。 將上述社會運動的內涵與特徵加以整合，我們可以把社會運動定義 29 在此將針對這四點進一步深入討論：一、社會運動可以視為是一群個人、團體或組織之間的非正式 互動網絡。這種網絡有助於重要行動資源（如資訊、專業、物資）以及抽象意義系統的流通。網絡不 但帶來行動動員的條件，也提供了適當的環境以形塑特定的世界觀和生活態度。二、社會運動是一種 集體，其最大特徵就是內部互動，所以必須具備一組共享的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歸屬感。理念的存在是 為了對既存議題提出新的思考方向，或是引發新的公共議題；社運的歸屬感、集體認同以及價值體系， 則是使運動得以進行、擴大以及延續的重要動力。三、社會運動投入政治或文化的衝突，是為了要促 使或阻礙社會變遷。所謂衝突就是行動者之間為了掌控有利地位而發生的對立關係，行動者在衝突中 互為競爭對手，而衝突的結果必然導致特定一方利益的增加或減少。四、 「抗爭手段」是相對於其他 「體制內」的手段而言，包括聯名簽署、示威遊行、抵制、佔領、靜坐抗議、阻礙交通、罷工罷課等， 期能透過間接的管道來影響決策，或是向媒體和更具影響力的行動者勸說，以爭取支持。 30 按照 McAdam（1982）的看法，所謂「局外人的地位」 （outsider status）指的是行為者是否有意願 想要使用「非制度性手段」 （non-institutional tactics）來達成目標。 「非制度性手段」包含兩種特徵， 一為此手段並不是正式政治過程的一部分；二為此手段不論合法或非法，都具有一種「破壞性」 。靜坐、示威遊行、杯葛（boycotts）都是「非制度性手段」的例子（Burstein et al., 1995: （disruptive） 278）。 26
- 41. 為： 「一種具有共同理念的理性集體行動，這種行動為排除在政治體制之 外的人代言。社運具有非正式的互動網絡，會視情形運用體制外的集體 行動策略，31由下而上地挑戰既存的權力結構與社會關係，進而促使或阻 礙社會變遷，創造新的價值、認同和文化典範」 。 社會運動和其他集體行動最大的不同，和「集體認同感」有關（della Porta & Diani, 1999: 16-20） 。首先，集體認同感的有無，決定了派系結盟 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差別。派系結盟和社會運動都具有非正式的互動網 絡，然而派系結盟的形成常出自於行動者想要擴大各自的行動效果，所 以不見得會浮現出一種集體認同感，或是產生重新定義重要議題的可能 性。 其次，集體認同感的跨越性，使社會運動不等同於社會組織。社會 組織包括政黨、宗教團體、利益團體、環保團體、公益團體等，而社會 運動是一種非正式的互動網絡；特定的社會組織可能是社會運動的一部 分（例如德國的綠黨） ，但是不能說他們就等於社會運動。嚴格說來，社 會運動沒有成員（members） ，而只有參與者（participants） 。任何人可以 用各種方式參與特定社會運動，而不是只有加入社運團體一途，因為集 體認同感才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元素，它跨越了任何單一團體或組織的 界線，也凌駕了個人對特定組織或團體的忠誠。 第三，集體認同感的持續性，使社會運動不等同於單一的抗爭事件。 一個社會運動通常是從特定的抗爭事件開始，這個抗爭事件可能是地方 的或個人的，整個社會運動則會包含一連串許許多多的抗爭事件。因此 我們可以說，抗爭事件只是社會運動的單一環節。社會運動和突發性抗 爭活動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社會運動的集體認同感所具有的持續性， 使特定事件結束後仍得以維持動員的能量；相對的，有些抗爭活動只是 曇花一現，並不能發展成更大的社會運動。 31 這裡的「體制外集體行動策略」指的就是「非制度性手段」。對於大多數的社運而言，往往會同時 採取制度性手段和非制度性手段來追求目標，例如環保團體既會採取法律訴訟的途徑，有時也會運用 靜坐和示威遊行的方法來表達訴求。要採取制度性手段或非制度性手段常視情況而定，但是本文認為 只採取制度性手段（例如參選） 、而完全不採取非制度性手段的集體行動，並不符合社會運動的定義。 27
- 42. 貳、探討社會運動「出現」的相關理論 （emergence of social movements） 當前學術界探討社會運動「出現」 的理論，大致上可分成四種，分別是：集體行為論（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資源動員論（resources mobilization model）、政治過程論 （political process approach）和新社會運動論（New Social Movements Theory） 32 。 集體行為論者認為社會運動是社會情勢的崩潰和極度緊張所導致的 副產品（by-product）。例如在經濟危機、天災或是戰爭時，人們會感覺 到非常強烈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並且產生強大的怨氣 （grievance） ，因而走上街頭。這種論調將社會運動視為不理性的行為， 只是社會體系失調後的被動反應。 1960 年代，美國國內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Perrow, 1979） ， 但是發動者都不是「盲目的大眾」 ，而是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或是知識 分子。這些社會運動通常都有周延的計畫和論述，也有特定的政治目的。 再者，這些社運導致的結果並不是像集體行為論所言「社會的解體、緊 張和反挫」 。這些社會運動挑戰了集體行為論的基本論點，促使後來的學 者開始提出新的理論來解釋這些社會運動。這些新的理論包括資源動員 論、政治過程論和新社會運動論。 資源動員論和政治過程論都預設社會運動是理性的集體行動 （r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s） ，其研究焦點是社會運動形成的過程脈絡和 政治環境。其中資源動員論是以個別的行動者出發，將怨氣視為隨時都 存在的（constant），而導致社會運動的關鍵在於社運是否能透過組織化 的過程，匯集有形和無形的資源，以達到共同的目標。政治過程論則把 社運視為一種政治現象，它所關切的主題是政治條件如何影響社運的發 展，而社運的發展又如何促成政治變遷。社運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 政治機會結構的變化。政治機會結構包括政治體系的相對開放性、統治 32 關於集體行為論以及相對剝奪感理論的討論，可參見 Smelser（1962）和 Gurr（1970） ；關於資源 動員論，可參見 Jenkins（1983）；關於政治過程論，可參見 McAdam（1982）；關於新社會運動論， 可參見 Offe（1985） 。 28
- 43. 精英結盟的穩定程度、精英盟友的存在以及國家鎮壓的能力和傾向 （McAdam, 1996: 27） 。當一個或多個條件發生變化時，社會運動就有可 能發生，然而社運的形態和發展，端視社運參與者如何認知所處環境的 變化，以及社運發生前便已存在的組織基礎和人際網絡。這兩種理論在 本體論上沒有根本上的差異，最大的差異在於研究的焦點：資源動員論 著重對社會和組織的變數（variables），而政治過程論則注重社運，和其 所處的政治結構環境之間的互動。 和上述兩個理論相同，新社會運動論也預設社運是理性行為。然而， 相較於資源動員論和政治過程論探討社運「如何」出現，新社會運動論 討論的是社運「為何」出現。新社會運動論在分析社運時，主要著重的 是社運的文化面，和其「認同動員」（identity mobilization）的過程。該 理論認為新興社運的特質有：一、反對資本主義邏輯和國家力量的無限 擴張；二、主張捍衛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地方性的文化認同，並強調人民 對於生活領域的自主權（Dalton et al., 1990） 。 McAdam 等人（1996: 2-7）在回顧了重要的文獻之後，將這些理論 進 一 步 整 合 ， 把 社 會 運 動 的 研 究 焦 點 分 成 「 政 治 機 會 」 political （ opportunities） 、動員結構（mobilization structures） 「建構過程」 和 （framing processes）三種。 「政治機會」指的是社運在行動時所面臨的政治脈絡、體制結構以 及其所鑲嵌的社會政治關係，也就是導致社會運動出現的背景條件； 「動 員結構」指的是社會運動組織（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的特徵， 包括組織運作結構、非正式人際網絡、行動策略和目標等；第三， 「建構 過程」則是社運的文化面向（cultural dimension） ，也就是社會運動參與 者共享的理念和認同；這種「詮釋的集體過程」（collectiv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是連結機會和行動的重要中介，也是社會運動得以發動 的催化劑。整體而言，當我們要研究社會運動的形成和發展時，除了要 考量社運本身的運作結構，以及其所面臨的環境之外，更要將理念因素 納進討論，方能掌握社運的整體動態面向。 29
- 44. 參、探討社會運動「成功」的相關理論 目前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幾乎都把研究重心放在社運「出現」的 相關議題，至於研究社運「結果」的文獻則相對稀少。會有這種情況， 主要是因為社會運動對於國家和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實在是難以測量， 而且也缺乏一個研究社運結果的系統性理論。然而，從根本上來說，學 者之所以會研究社會運動，就是因為相信「社會運動是社會變遷的重要 （McAdam et al., 1988） 力量」 。如果不探討社會運動對社會帶來什麼樣的 結果，那社會運動研究的價值便會大打折扣。 研究社會運動「結果」（outcomes）的著名學者 Gamson（1990）認 為，社會運動是一種追求政治目標的理性途徑，雖然比傳統的政治參與 行動（例如投票）來得有風險，但是對於無法透過正式制度管道取得影 響力的行為者而言，卻是理性的行動。社會運動若是對整體社會造成影 響，那我們便可以認定這個社運取得了「成功」 （success） 。Gamson 在他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中提 的經典學術著作「社會抗議的策略」 到，所有的社會運動或多或少都會取得一定的成功，這些成果的特性， 主要會依據異議團體的目標、大小、組織化程度、提供給成員的誘因， 以及對暴力的使用方式（use of violence）而定。 在研究社運的案例時，Gamson 主張要用系統比較分析的方法，來研 究龐大數量的社運案例 才能得到客觀的描述 對此 Burstein 等人 ， 。 ， （1995: 276）批評，Gamson 的研究方法並不能處理複雜的社會運動事件，而主 張提出一個以「議價」（bargaining）概念為基礎的架構。所謂議價，就 是「兩方或多方行為者想要透過交換補償（exchange of compensation）的 方式，以達成衝突的結束」 議價的重心是「可帶來報償的讓步」 。 （concessions are rewarded），所以最重要的任務是要找到雙方對於分配 這些報償的共識（Burstein et al., 1995: 279） 。對於社運組織而言，其行動 目的就是為了要和它的對象（target）（如政府）進行談判，以達成其目 標。33 33 社運在和政府談判時．首先必須考量的是其談判權力。從資源動員論的角度來看，社運的「權力」 就是其所能運用的「資源」 ，以及運用這些資源的策略性動員（strategic mobilization） （resources） 。社 30